漲價只有一次和無數次的區別。今年1月，奢侈品集團路威酩軒（LVMH）旗下的迪奧Dior、思琳Celine也先後完成了2022年的第一輪漲價；愛馬仕Hermes同樣於1月完成一年一度的漲價，絲巾等配飾漲價幅度在10%左右，熱門手袋Lindy的價格也漲到5.96萬至6.53萬元；過去三年漲幅高達60%的香奈兒Chanel也於1月19日上調了美國地區的售價，幅度在10%左右。
漲價在奢侈品行業司空見慣。低端奢侈品的價格平均年漲幅在4%左右，而高端奢侈品的平均漲幅在15-18%之間（遠遠高於通脹水平）。2020年疫情後，奢侈品牌的漲價潮一輪接着一輪。中國奢侈品市場規模快速擴大，為市場營造了全球奢侈品市場欣欣向榮的錯覺。然而受疫情影響，全球奢侈品市場實際上是受到重創的。
漲價篩客
對奢侈品漲價，現在通俗的解釋就是，工廠停工導致的產品暫時性稀缺和原材料價格上漲，還有通過漲價彌補疫情期間的損失並短期內刺激業績增長。
對於大眾快消品而言，產品都賣出去了或許被視為是一種褒獎。可對於奢侈品牌的操盤手而言，這意味着品牌錯誤預估了市場的需求，商品定價不夠合理。奢侈品牌一方面通過入門級產品吸引新興消費者，另一方面通過搭配珠寶、手袋等品類來拉高品牌的價值。
奢侈品大牌以往給國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不僅僅需要雄厚的財力，個人氣質與閲歷匹配也很重要。但現在品牌‘氣質’日漸消弭，只要錢夠就能置辦一個。突出的不再是商品的稀缺性，而是社交特性。過去幾年奢侈品牌一直把重心放在x世代和Z世代消費客羣，現在漲價等於是讓出了這部分的年輕客羣（年輕人想買，但兜裏未必有錢）。
疫情肆虐，中國等國際遊客的缺席，歐洲時尚業的倒退已是進行時。歐洲家庭愈發注重儲蓄，數千億歐元的資金被存入銀行賬户，無論是奢侈品還是潮流時裝，歐洲消費者都習以為常，消費逐步由奢入儉，疫情恢復後也很難出現中國般的奢侈品搶購浪潮。
對於歐洲年輕的消費者而言，他們的父母才是Louis Vuitton、Chanel和Hermes等品牌的目標受眾。鉑金包在他們看來，只是一個實用但性價比不高的手袋。眾多年輕人陷入停業或失業的困境，本土消費者現金流承壓，即便有政府津貼與補助，但充滿未知的將來和每日三餐及租房的壓力也不容小覷，消費者購物慾望大不如前。
買包理財，還是膽大包天？
在中國一些年輕人眼中，這些定期漲價的奢侈品成了“硬通貨”，具備“保值增值”的潛力。實際可能讓大家失望。有理財屬性的物品首先要有變現渠道。奢侈品專櫃是不會回收普通的二手商品的，消費者只有放到二手交易平台或賣給二手店鋪。
我們以近年來頻繁漲價的香奈兒為例，該品牌專賣店銷售的既有“經典款”也有“季節款”，經典款進入二手市場的價格會比季節款高得多。材料、顏色對二手貨價格產生很大影響，該品牌的黑色牛皮質地搭配金色扣的款式價格，就會比其他顏色高得多，“如果是什麼粉紅、淡綠，購買時價格跟黑色差不多，二手價格可能相差一半。”但即使保護得極好，進入二手市場也不可能賣上原價，打個折扣是逃不掉的。香奈兒的2.55誕生於1955年，愛馬仕的鉑金包設計於1984年。當衝動消費的激情褪去後，不妨捫心自問，為了一個做工一般、幾十年前設計的包包，花上數萬元，真的值得嗎？
日本的奢侈品消費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黃金期，當時的日本年輕人對歐美品牌高度認同，經濟的繁榮又讓他們具備了超級購買力。不過在日本，奢侈品通常代表着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非上流社會生活方式。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崩潰，經濟增速幾十年持續低迷，奢侈品就賣不動了。
2006，日本的奢侈品消費開始出現萎縮，2007年日本包括奢侈品在內的國際品牌零售額下降4.6%，2008年的跌幅擴大至4.9%，2009年範思哲（Versace）的全面退出，關閉了其在日本的全部4家專賣店。現在，日本消費者對於購買奢侈品更為謹慎，對於價格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敏感，消費更多健康和環保的商品，更關注商品價值。
換言之，消費者購物慾下滑是發達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面臨的問題，疫情的發生只是催化劑，加速了過程。收入高生活穩定，人們安居樂業，心態平和了，就不需要奢侈品來尋求成就感和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