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從去年3月起,美聯儲便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本國的經濟、貨幣政策影響外溢到國際市場,實際上對國際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我們回顧2008年金融危機的歷史時,也可以發現,這場危機從一開始美國國內的次債危機,最後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席捲各國。隨後,美聯儲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給全球經濟留下不少後遺症,比如債務集聚以及資產泡沫等。
那麼,目前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是否也會對未來全球經濟埋下一個大雷?比如,通脹上行、債務積累等等。這種情況下,對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會不會帶來負面影響?我們該採取怎樣的應對辦法,來減少重要經濟體國內的貨幣及經濟政策溢出效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4月10日,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主辦的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對於《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提出的以上問題進行了回應。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 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
拜登政府刺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會否過度?
朱海斌認為,中美兩個大國在面對新冠疫情衝擊時,所採取的應對政策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採取的政策正好是相反的,兩國之間似乎實現了一種位置互換。
他繼續講道:“在新冠疫情這一輪危機來臨之後,中國採取的刺激政策其實是非常剋制的。事實上,中國也是第一個正在逐步退出疫情刺激政策的國家,今年的宏觀和貨幣政策會逐步迴歸正常化。”
反觀美國,吸取了2008年政策推出過慢過緩的教訓,所以在去年出現公共疫情危機之後,美國的政策反應速度非常快,且(操作總量)上也是非常大的。
他表示,今天大家也討論了很多關於美聯儲的超寬鬆貨幣政策什麼時候會退出、什麼時候開始加息等。
近期,拜登政府出台了1.9萬億美元財政刺激政策,隨後計劃推出2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對於如此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朱海斌認為是有其合理性的。
他的觀點是:美國的經濟還沒有回到正常狀態,目前還有大概八百萬的失業人口,在此前提下,美國政府再進一步推出持續的刺激,是一個合理的政策選擇。
“政策整個方向是沒有太大問題的,但是,是不是在執行過程中會有些過度?以後會導致一些問題。”他説道。
這一擔憂,未來或誘發“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式局面
針對拜登政府公佈的2萬億美元基建計劃後續可能會帶來的問題,朱海斌拋出了自己的疑問:2萬多億的基建投資到底需要採取何種方式來融資?到底是由財政赤字,也就是發行更多的國債,還是通過加税的方式(來融資)?
如果是發行國債的話,那麼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將會面臨很大問題。那就是:當對於美國國債可持續性的擔憂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不僅會反映在全球金融市場,甚至在未來的10-15年,有可能會誘發類似於佈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崩潰那樣的局面,也就是説,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重新洗牌和重組。(注:佈雷頓森林體系,指二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國際貨幣體系。)
朱海斌強調,這個風險是不能忽視的,尤其考慮到在疫情之後,不僅是美國,主要的歐洲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都出台了非常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他援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去年全球平均的債務GDP比例增長了35個百分點,摩根大通估計的數據也與IMF相近。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既想要達到經濟平衡又能實現去槓桿,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所以在未來,高債務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其實在高債務下的金融穩定,不論對美聯儲還是各個國家央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其實都會帶來很大的掣肘。這個是他認為在疫情之後可能會誘發的新一輪“次生災害現象”。
每日經濟新聞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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