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兩年的新冠疫情對各國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受益於果斷的防疫措施，中國在這兩年裏取得每年超過20%的出口增長，全球貿易“世界工廠”的地位穩固提升，人民幣匯率格外堅挺、對所有主要貿易伙伴都實現了升值，這不禁讓一些外部輿論疑惑，中國增長模式的極限到底在哪裏？
《日經亞洲評論》1月4日就發表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質疑。在這篇文章看來，中國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得益於外向型經濟帶動的工業化、城鎮化，隨着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比例不斷提高、接近極限，本國貨幣升值帶來的房地產泡沫將不可避免；2021年下半年開始的房地產債務問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到達極限的標誌；它最終得出結論，中國經濟後疫情時代將很可能面臨“相當長時間的停滯”。
應該説，日本媒體對於中國經濟的質疑，並非是非理性的政治攻擊，而是帶有典型的日本特色。因為，無論是由於本幣升值帶來經濟長時間的停滯，還是外向型經濟增長的極限，都是日本經濟過去30年親身經歷過的，而且至今依然沒有找到有效的突破路徑。俗話説，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我們不妨以日本經濟為鏡子，看看中國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增長新模式。
首先，中國當前被很多海外媒體誇大的所謂房地產企業債務問題，跟日本3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當時，日本房地產泡沫可謂是人類經濟史上最大資產泡沫，上世紀90年代，世界十大銀行裏半數是日本銀行，背後是天價的土地和房產估值，代價則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帶來的無盡頭的經濟停滯。正是看到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帶來的實體經濟深淵，中國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就嚴格控制房地產領域的金融槓桿，引導市場迴歸理性。個別房地產企業得不到內資銀行貸款，只能打擦邊球到海外融資。2021年下半年開始，這些海外房地產債務進入5年左右的還款高峯期，相反，國內房地產市場早就愈發理性，部分房地產企業的盲目擴張無人埋單、面臨債務違約。2022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的不良資產問題，並非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早就擺脱了對城鎮化的絕對依賴。
其次，中國的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發展模式，也不同於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很多國內外學者喜歡把中國的共同富裕、鄉村振興，與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收入倍增計劃”作比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因為，日本“收入倍增計劃”成功的部分基本是針對城鎮化和工業化，而針對鄉村老齡化問題、農產品高進口關税帶來的民生問題則飽受詬病。中國地大物博，“三農”問題將是各級政府長期面臨的民生挑戰，也是中國投資的藍海、中西部經濟發展的縱深。因此，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模式，首先就是探索鄉村振興和城鄉協同發展，實現全國各地區、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模式——2021年國家鄉村振興局的正式成立，6月份頒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都是在為這個新模式探索路徑、繪製藍圖。
最後，中國資本市場支持科創型企業的新發展模式，也將讓日本羨慕。作為科技大國，為了讓成果轉化更加高效，從上世紀末日本就一直想建設本國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可惜始終沒有成功，根本原因還是缺乏國家完整主權、經濟缺乏規模化縱深。這幾年，中國面臨歐美高科技“卡脖子”，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只有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才能有效地、源源不斷地讓科創型企業脱穎而出，將“中國製造”優勢轉化為“中國創造”。
2021年，中國資本市場的註冊制改革、創業板和科創板建設持續推進，老百姓的儲蓄“大搬家”為股市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公募基金規模和A股市值快速增長；同時，很多地方政府的金融生態發展新模式探索，也是亮點不斷。例如，上市公司總數已經突破兩百家的蘇州市，在去年4月就印發關於促進蘇州“股權投資持續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細化《蘇州市加快推進產業資本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20～2022年）》部署，是典型的“科技+金融”中國特色區域經濟發展新模式。這值得其他地方效仿，以此共同打造多元化的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增長新模式。（許維鴻，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