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政策不會“急轉彎” ，地方政府難走“老路”
◎ 文 《法人》全媒體記者 曹萌
12月1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落下帷幕。按照慣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幾乎每年都會在年尾召開，當前正處於“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即將開局之際，因此，該會議指明的今後經濟發展政策方向和重點任務，讓人格外關注。
宏觀政策不會“急轉彎”
2020年伊始，中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一季度經濟出現了罕見的-6.8%增速，但得益於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復產復工迅速推進，加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力支持，經濟隨之得到修復，三季度GDP增速達4.9%，我國也因此成為今年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雖然中國經濟即將度過這艱難的一年，但由於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還存在着諸多不確定性，以及我國經濟恢復基礎也尚不牢固。因而在政策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
就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言，會議進一步提出了“提質增效、更可持續”的要求。其中，“提質增效”延續了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而“更可持續”則在今年被特別強調。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温彬在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主要在於疫情期間，財政政策加大了逆週期調節力度，部分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較大，壓力明顯增加，不利於政策的可持續性。
此前，我國為了應對疫情衝擊，主要採取了提高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鞏固和拓展減税降費等政策。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財政赤字率提高到了3.6%，比上年提升了0.8個百分點，是有數據以來首次突破3%的國際警戒線；抗疫特別國債則發行了1萬億元，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三次發行特別國債；新發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7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1.6萬億元；前三季度，全國新增減税降費2.09萬億元，全年減税降費預計超過2.5萬億元。
温彬指出，與疫情期間相比，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財政政策要求釋放了適度收緊之意。當前，我國經濟逐漸修復，全年GDP能夠實現正增長，大規模刺激性政策託底經濟的必要性已經下降，宏觀政策取向逐漸向“防風險”偏移，財政政策的力度也將有所放緩。但考慮到減税降費、穩定就業、保市場主體、保障基本民生等政策具有長遠意義，財政政策不會大幅收緊，而是會更加與經濟增長相適應。
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央經濟會議依然強調了“穩健”二字，而操作上則要求“不急轉彎”。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表示，“不急轉彎”具有兩方面含義：首先是貨幣政策要穩健，不急着轉彎，不應該出現大幅的收緊和調整；其次是不要搞“急轉彎”，即考慮到經濟增長已經逐漸恢復，貨幣政策即便要調整，也是相對平穩的微調。隨着我國經濟增長逐步迴歸到正常區間，貨幣政策基調也在從應對疫情對實體經濟的衝擊，轉為支持經濟向潛在產出迴歸。
地方政府難走過去“老路”
同時，紅塔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也表示，如果明年財政赤字率降到3%，對應的赤字規模為3.46萬億元，與今年的3.75萬億元相比，只少了3000億元，且明年新增專項債額度也不會大幅縮量，但這並不意味着逆週期調節還會大力加碼。會議提出，明年要“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這不僅表明明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需要防範，而且地方政府很難再走過去的“老路”，加大隱性債務增量規模。
另一方面，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這表明2021年經濟增速或已接近潛在增產出對應的名義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趨向迴歸中性，既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不讓市場缺錢，也堅決不搞“大水漫灌”，不讓市場的錢溢出來。
此外，李奇霖認為，“不急轉彎”中的“轉彎”才是核心，這就意味着政策肯定要“轉彎“，但是步子不會邁得太大、太快。
其實，伴隨着國內經濟的恢復，政策實際上已在收緊，這造成了此前市場對政策退出的悲觀預期，而此次會議明確了政策會保持一定連貫性，不會快速退出，這給市場吃了一顆“定心丸”，且預期差也有可能帶來一些投資機會。
需求側的“兩字之差”有何深意？
對於2021年國內經濟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八項重點任務，分別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和做好碳達峯、碳中和工作。
其中，針對擴大內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具體提出了“需求側”方面的要求，且將剛剛結束的政治局會議中的“需求側改革”表述改為“需求側管理”。
連平對此解釋，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意義卻大有不同。其一，中央明確了新發展格局的核心是供給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需求端內需擴大，提高供需之間的匹配程度，促進循環的暢通；其二，從“改革”變為“管理”表明中央力求以穩為主，即在供給側結構背景下，不使需求下降太快，而不是急於求成立刻開展改革。
從時間進程來看，我國對總需求的管理經歷了擴大內需、穩定總需求和需求側管理等多次調整。温彬對此表示，擴大內需、穩定總需求是通過調整短期需求管理工具，達到擴充總需求目的。而需求側管理則是聚焦制約總需求增長中的中長期、系統性問題，致力於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提高國內需求佔總需求的比重；積極擴大居民消費，提高居民消費在國內需求中的比重；持續促進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以及堅持擴大開放，提高雙循環的暢通性等。
需求側管理的提出，讓擴大內需戰略有了具體的“操作指南”。
此外，據麥肯錫相關數據，截至2017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的88%來自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元的羣體，其餘主要來自家庭年收入介於10萬至30萬元之間的羣體。12月16日，貝恩諮詢發佈的《2020年中國奢侈品市場》顯示，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場將萎縮23%，但中國境內奢侈品消費將逆勢上揚48%，達到3460億元。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從短期來看，促進消費最根本在於促進就業；長期來看，最根本在於提高居民收入以及縮小收入差距。例如，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2019年，我國中等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為19%，而高收入組收入增長29%。此外，疫情之下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在10倍以上。
連平認為，在需求側管理的基調下，2021年在投資端應圍繞“兩新一重”，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擴大製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在消費端應側重於推動消費升級和提高消費能力，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紮實推進共同富裕，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在外貿端，通過加入RCEP和其他貿易多邊體系平滑波動，出台相關政策扭轉歷年以來“重出口+輕進口”的結構導向與市場傳統認知，通過加強進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編審：崔曉林 |統籌：王茜
|責編：王茜 |版式：戴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