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攜手氣候合作，釋放三重積極信號

4月15日至17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同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在上海舉行會談，達成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重啓了中美氣候變化對話合作渠道。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巴黎協定》以來，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一直表現得消極被動，原本具有廣闊前景的中美氣候合作陷入停滯。回顧中美氣候合作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此次攜手合作的成果得來實屬不易，對中美探索多邊合作新機制、共同推動人類協力實現聯合國2030議程第13項氣候行動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積極意義。

一是中美重新凝聚氣候共識。在此次中美氣候變化磋商過程中，雙方回顧了《巴黎協定》第二條將全球平均氣温上升控制在1.5℃—2℃之內的温升限制目標，期待即將於4月22—23日在美國舉辦的多國領導人氣候峯會，併力求在11月即將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提高減緩、適應和支持的全球氣候雄心。具體舉措包括：制定中美旨在實現碳中和/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儘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中美分別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逐步削減氫氟碳化物生產和消費的措施。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大會前後，雙方將在工業和電力領域脱碳、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綠色和氣候韌性農業、節能建築、綠色低碳交通、非二氧化碳温室氣體排放合作、國際航空航海活動排放合作及減少煤、油、氣排放的其他近期政策措施展開合作，推動制定圍繞《巴黎協定》第六條和第十三條國家自主貢獻（NDC）和透明度框架相關的具體實施細則。

二是中美探索多邊合作新機制。中美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的實踐經驗，可以為《巴黎協定》的執行和調動全球南北各方探索新型南南合作的多邊機制提供借鑑。1987年聯合國環保署召集締約國簽署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ODS）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簡稱《蒙特利爾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環境協議，其確立了彙報、遵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CBDR）和氣候多邊基金的全球治理先例。對於用於滅火藥劑、氣溶膠推進劑、塑料泡沫發泡劑等的ODS，發達國家的逐步淘汰時間表為：1994年停用三種受控哈龍（Controlled Halons）；1996年停用15種氟氯烴（CFCs）、四氯化碳（CCl4）、甲基氯仿（Methyl Chloroform）和部分溴氟碳氫化合物（HBFC）、凍結甲基溴（Methyl Bromide）的使用；2030年停用氫氟氯烴（HCFCs）。發展中國家則可享受10—15年的寬限期。

各締約方每年須彙報生產和進出口數據，並接受“不遵約情事程序”實施委員會的審查。實施委員會由基於地區平衡原則選舉產生的十個成員國代表組成（西歐、亞洲、非洲、拉美和轉型國家各2個），任期兩年，至多連任一屆。為使委員經驗不因改選而浪費，每年僅改選二分之一的委員。委員會選舉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年。發展中國家一旦開始履約，由發達國家按聯合國攤款比例提供資助的“多邊基金”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為實現精準對標，“多邊基金”執行機構須與國內政府配合，與地方統計、審計、銀行等機構協調如何提供減排數據、財會審計、地方貸款和跟蹤監督，通過提交基準數據、加強機構能力建設，以便可持續地獲得資助。ODS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在短期污染物（包括黑碳、甲烷、氟氯烴）和氫氟碳化物有減緩對象的重合，而減排短期污染物對於霧霾和污染治理見效快，能有效提高農作物產量、防止水系污染，通過採用高效清潔爐灶、優質燃料等先進技術，引進補貼、排放權交易等市場激勵機制，有助於更好地凝聚中國、印度、美國等主要排放主體參與治理的意願，對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效果也更為顯著。未來，短期污染物治理經驗可以作為全球公共品在氣候南南合作機制中推廣，帶動更多國家加入碳中和的行列。

三是共建多中心、跨領域協同創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正如中國提前10年完成了聯合國2030議程扶貧目標一樣，可持續目標的實現有賴於跨領域主體之間的協同增效和上下聯動、攻堅克難的創新精神。2002年以來，中國在《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CDM）下逐漸成長為全球第一大CDM申報國。在這一過程中，公共和私有、中央和地方多中心主體的協同參與是治理績效得以實現的關鍵，也是未來氣候領域中美合作與新型南南合作機制得以成功推行的主體基礎。2009年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峯會之前，中國提出了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左右的承諾。2019年，中國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了48.1%、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3%，提前1年實現了10年前的承諾。“十二五”計劃（2011—2015）以來，中國實施了提高能效的污染經濟成本核算計劃，先後建立北京、上海、天津等9省碳交易試點，於2020年9月決定在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設立全國自願減排碳交易中心，2021年初確定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負責交易、湖北碳排放權交易中心負責註冊登記的“雙城”模式。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峯行動方案和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被列入第十一篇《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一節中，並提出中國要建設性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積極開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

中國的氣候變化行動目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宏觀體系中的一部分，其與創新驅動發展、優化產業結構、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等目標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在《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中，總體路徑體現為戰略對接、制度保障、社會動員、資源投入、風險防控、國際合作、監督評估等內在聯通的複雜系統理念。在此次中美氣候變化磋商中，雙方決定將合作推動在雲南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生物多樣性所關注的森林、草原、荒漠、濕地、海洋等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少數民族傳統生態農業實踐，農業、林業及其他土地利用（AFOLU）及動植物對氣候變化的響應認知，都將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宏觀系統內的跨領域議題。

中國與聯合國及美國、歐盟等全球北方國家與地區一道，協助受貧困和氣候脆弱性困擾的非洲和太平洋島國建設氣候減緩和適應能力，在新型南南氣候合作的制度設計、資金分配、機制優化等方面主動提出建設性方案，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將是國際社會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過程中樂見其成的。這也是生物多樣性大會主題“生態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所倡導的國際可持續發展合作的希望之光所在。

（酈莉，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