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的領域，是我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針對“加快數字化發展”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羣”。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各領域的深度融合所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以及生產模式的改變，也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近年來，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兩化融合、車聯網、平台經濟等融合型新產業、新業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並深刻地改變着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
與數字產業化相比，我國產業數字化依然處於發展初期，特別是先進製造領域數字化應用程度亟待提高。先進製造業是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方向，是我國製造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先導力量。要積極抓住數字產業快速發展的機遇，發揮製造業大國的優勢，推動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創造出智能製造、產業互聯網等數字化的新業態和新模式，為先進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力。
一
推動實現數字經濟與先進製造業的深度融合，我國目前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一是我國先進製造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核心技術缺失，一些核心零部件和技術長期受制於人。由於對核心技術掌握並不深入，在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實體經濟發展賦能時，一些產品的關鍵技術無法破解，如何深層次利用數字技術獲取價值創造仍在摸索階段。而且，在一些核心技術外部依賴的情況下，即使利用數字技術也難以將產業的潛在高附加值激發出來，主要受益方依然為技術來源國。這導致我國先進製造業與數字經濟融合的疊加效應和乘數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二是數字技術專業技能人才缺乏。從當前的人才梯隊來看，高素質專業人才的缺乏依然是制約我國先進製造業發展的重要瓶頸。在企業的管理決策層面，如果缺乏數字化思維就不能準確地感受到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就不能及時推動數字化變革，很難做出好的頂層設計。在員工層面，傳統的產品研發和運營領域的人才較多，真正掌握大數據分析、數字化管理、人工智能的人才相對較少，還不能很好地將數字領域的新技術與實體經濟領域各產業的發展深度融合，難以在細分垂直領域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進行產業改造。
三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領域各產業的融合程度不高。數字經濟與產業融合通常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產業內部成立信息技術部門，另一種是產業與信息技術企業進行合作。無論是哪種形式，均存在對產業領域和數字經濟的認知差異。比如，大部分製造企業依然重視傳統的人力和資本要素，並存在重硬件輕軟件、重規模輕質量、重製造輕服務的觀念，忽略大數據的新型要素特徵，導致部門間和企業間難以形成有效的互通機制，不能有效挖掘利用數據價值。另外，部分信息技術企業通常不能充分把握製造企業的工藝和業務流程，特別是對先進製造業更是如此，難以準確滿足先進製造企業的轉型需求。
四是當前我國缺乏系統化、國際性的國家工業互聯網平台，區域層面更是缺乏這樣的平台建設。這導致較多製造業企業無法有效利用數據，大部分先進製造業企業利用數據的成本和門檻較高，直接影響了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融合的動力和積極性。
二
數字經濟是新一輪產業變革的關鍵領域，加大數字經濟與先進製造業的融合度，實現實體經濟領域的產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在以下方面聚力：
培養數字人才，助推產業數字化轉型。在產業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期，數字化人才顯得尤其重要，既包括管理人才也包括技術人才。作為管理者，必須具備數字化思維，對數字化具有敏感性和適應能力，才能迅速找到數字化轉型的切入點。對於業務負責人，需要關注數字化技術與業務模式相融合創造新價值的能力。對於軟硬件工程師，需要培養數字化專業能力，成長為業內“行家”，才能更容易促進數字技術與傳統業務的深度融合。另外，還需要積極開展數字人才儲備的培育和教育工作。以既具備數字化思維，又熟悉先進製造業發展模式為導向，選擇國內重點高校，開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學科的試點，發展應用型和科研型兩類人才，最終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人才培育體系。
做好頂層設計，營造良好環境。一是構建較為完善的智能製造標準體系。在製造業領域推廣數字經濟，必須要有統一的標準體系，包括基礎、管理、安全、檢測等共性標準和智能工廠、智能裝備、智能服務、大數據、工業軟件等關鍵技術標準。當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智能製造標準體系，還需要繼續大力推進該體系的構建，探索標準實施和反饋的工作機制。與工業強國開展合作，積極參加國際智能製造標準制定。對接國外最新研究成果，及時更新並完善標準體系，尋求國際智能製造標準的話語權。二是運用財政資金激勵先進製造企業擁抱數字經濟。積極探索有利於數字經濟發展的財政支持政策，落實好相關税收減免和扶持政策。為處在起步階段的數字化企業從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便利，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公司債券，探索股權和債權相結合的融資服務。三是政府與產業合作共同培育“數字土壤”，讓新的數字技術更快融入產業核心業務。通過對“孕育於數字”新業務的政策扶持，提高產業新業務的需求市場，才能使數字經濟與產業融合的步伐更加穩健。四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營造公平開放透明的法制化營商環境和市場規則，着力激發製造企業藉助數字化創造新價值。
發揮數字化領頭羊的帶領作用，提升社會責任和社會價值。數字經濟從概念到落地，已經推動全球製造業迎來新一輪的“工業革命”。在這場信息時代與工業時代的“對話”中，中國製造企業憑藉數字化走在了彎道超車的道路上。當前正值工業互聯網落地的關鍵期，也是中國製造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期，需要出現更多頭部企業引領中國先進製造業的未來。頭部企業資源豐富，一個頭部企業可以帶動一整條生態鏈。頭部企業應發揮其社會價值，集中資源打造轉型標杆，讓其他企業在轉型中少走彎路、降低風險。特別是在當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大環境下，大型科技企業的領頭拉動效應尤為重要。在數字化領頭羊的帶動下，可以從個體轉型上升到產業協同轉型，進而形成矩陣效應。
着力共性技術研發，加快啓動國家工業互聯網平台。依託行業協會、大型互聯網企業等，優先建設一批開放共享的國家級工業互聯網平台，實現對先進製造行業的數據採集和應用。實施工業互聯網重大專項工程，推廣“產業大腦”開放平台，以聚焦核心業務和共性業務數字化轉型方案為槓桿，撬動千行百業的數字化轉型。在建立國家級工業互聯網平台之外，還應該從企業層面引導優勢企業建設行業互聯網平台。促進企業上雲上平台，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
(作者：國勝鐵，系黑龍江大學生產力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18BJL07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