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投資在GDP中所佔的比例極高，中國經濟一直被全世界看好。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投資約佔全球GDP的25%左右，較成熟經濟體的比例在20%-25%之間，高增長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從20%到30%不等。
但是中國是不同的。幾十年來，中國的投資規模相當於年GDP的40%至50%，這是一個驚人的高水平。但它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就像經濟學中的很多東西一樣，取決於潛在的環境。
40年前，當我們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經濟相對社會發展水平來説投資不足，因此中國從高投資中受益匪淺，高投資推動了經濟增長，滿足了中國企業和工人日益增長的需求。
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正是中國增長模式的成功，才迅速縮小了實際投資水平與企業和工人能夠有效吸收的投資水平之間的差距。但是隨着額外投資帶來的生產率效益下降，高投資水平必然會帶來負擔，這其實是每一個遵循這種增長模式的國家最終會發生的事情——在一段快速、可持續的增長時期之後，又出現了一段仍然快速但不可持續的增長時期。
這就是為什麼無論如何，即使有可能將一些非生產性投資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投資佔中國GDP的比重在未來幾年內也必須大幅下降。歷史先例表明，這種情況發生得越早，對經濟的長期健康和穩定就越有利。
但是，當一個國家從如此高的投資基礎開始時，這種調整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一定的難度，這可能是因為高投資水平與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商業和各種機構之間存在着相互促進的關係。
通過擴大貿易順差來實現增長可行，但不是長久之計，投資之外唯一有意義的選擇就是消費。正如國家早就表露出來的意思一樣，降低投資在GDP中的比重，這恰恰是提高消費比重的對立面，即“再平衡”。
原則上，中國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再平衡。一種是消費大幅增長，取代投資增長，成為GDP的驅動力。不過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如果中國每年能將GDP的大約2個百分點轉移到普通家庭上，理論上就有可能實現每年6%至7%的消費增長。
如果投資在20年的4%左右的增長之後，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長，中國將成為一個更加“平衡”的經濟體，而投資佔GDP的比例仍高達30%。
但問題在於，如果國家的經濟、金融和機構不發生重大變化，向普通家庭轉移如此大規模的收入在管理上很難實現，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沒有一個高投資國家能夠成功實現這樣的轉型。
實現再平衡的第二種方式將需要GDP增速放緩。在這種情況下，就像上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一樣，即使GDP增長下降，國家也會實施政策將消費增長保持在每年約3-4%的水平。在投資仍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的情況下，年均GDP增速將降至2%左右，30至40年後，中國將成為一個更加“平衡”的高投資經濟體。
第三種方式涉及到GDP急劇的短期收縮，其中投資收縮的幅度遠遠超過家庭收入和消費。例如，美國就是這樣在上世紀30年代初實現經濟再平衡的。儘管從長期來看，這種形式的調整往往在經濟上更有效率，但它通常是一個混亂且具有破壞性的過程，中國自然會盡其所能避免走上這條道路。
從目前來看，中國在更長時間內一直保持這樣的高投資水平是不現實的，因此必須實現消費推動GDP增長，但是這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向一套截然不同的商業、金融和機構的艱難轉型。國家現在的選擇不在於是否要從投資向消費進行再平衡，而在於如何實現再平衡。
這也意味着中國未來的GDP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於未來消費增長的速度。但是從日本過去30年的經驗來看，這一過程不是那麼容易的。如果沒有大量的收入轉移推動的消費增長加速，實現再平衡的途中可能出現GDP增速的放緩，這是實現“再平衡”過程中必須經歷的，所以別太“擔心”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