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的“四大家族”中，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孔祥熙、宋美齡夫婦無疑是一對斂財的“黃金搭檔”，據説這對夫婦解放前逃離大陸後，在美國擁有多達30億美元的財產，相當於今天的上百億美元。
那麼，孔、宋夫婦的鉅額財產，到底是通過什麼途徑聚斂起來的呢？有很多人説那是靠孔祥熙做貿易和炒房產掙來的，其實那只是第一桶金。通過研究相關史料可知，孔氏家族最主要的斂財手段就是操縱證券市場、大搞投機活動，而且基本是由頗具金融頭腦的“神秘操盤手”宋靄齡具體實施的。
在宋靄齡的親自主持下，形成了一個專事在上海證券上搞投機活動的秘密集團。其主要成員就是宋靄齡、徐堪、陳行、宋子良。後來，人們把宋靄齡的三大幫兇稱之為“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陳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宋靄齡是隱藏在幕後的操盤手，負責整體策劃、發號施令；財政部次長兼錢幣司司長徐堪是政策層面的主持者；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從旁協助，參與機要，必要時負責從中央銀行國庫裏劃撥資金；宋子良則掌控着一批可在必要時做替身的證券字號以及化名散户的“毛人”，讓他們隨時吃進吐出，暗中拉抬價格，並及時通過中國國貨銀行向證券交易所調撥頭寸。
這些人配合默契，他們每次出場，都會引起上海證券市場地動山搖，股市價格暴漲暴跌，令人為之咋舌。
1935年，宋靄齡在“二三關”庫券風潮期間便狠狠地撈了一筆。
所謂“二三關”是“民國三年關税庫券”的簡稱，是一種以關税擔保而不以關税為名的善後庫券。這本是宋子文的一大創造，起源於1929年的“民國八年關税庫券”，簡稱“十大關”。“二三關”是孔祥熙上台後於1934年發行的。總額1億元。按公債發行條例的規定，每100元實收98元，事實上以對摺抵押給銀行，然後，送證券交易所開拍做出來的行情在六折左右，再以低於行情一折半與銀行結價，銀行有40?利潤可得，所以樂於承購。
“二三關”所不同的是在交易所開拍時，價格高一折，即開出的市價在70元以上，銀行界認定這個價格是沒有先例的，斷定這個行情站不住，於是在財政部結價之間，紛紛以七折價格在交易所賣出“二三關”，買進其它六折價格的庫券。
銀行界依據過去經驗，認為財政部遲早與銀行結價，過去的對摺左右，這次把價錢結得高些，至多結六折吧。由此，他們認為，這樣操作不獨有利可圖，並且談不到有什麼風險。
但是，銀行界的第一次經驗主義的做法鑄成了大錯。原來，發行“二三關”的同時，宋靄齡已經與“三不公司”進行了周密的策劃研究。
軍師徐堪根據過去發行公債、庫券的經驗，認為要引誘銀行界上鈎並不難，關鍵是隻要把他們把作為抵押品的“二三關”在與財政部結價之前賣出，再由“三不公司”暗中大量吃進。
這時再派人散佈謠言，意即政府準備收回“二三關”庫券，改為發“二三關税公債”。銀行界為了避免被扣上私自盜賣“二三關”的罪名，必定要以補空的姿態從市場吃進，而在一出一進、一放一收之中，“三不公司”正好可以通過拉提價格，牟取暴利。
宋靄齡聽了徐堪的妙計，拍手叫好，並與陳行、宋子良等人分頭落實，合作經營。
宋子良負責在“二三關”送交易所開拍時，暗中找一些毛人負責哄抬價格，故意把開出的市場價比正常高一折以上，使銀行界對行情產生一種虛假和靠不住的感覺。
宋靄齡的任務，一是當銀行界紛紛把“二三關”在結價前以七折高價賣出時，宋靄齡要每天掌握交易所存帳逐日增加的具體數量，然後選擇一個最好的“軋空”的機會，下令“三不公司”乘財政部尚未與銀行結價之前，大量吃進。
等到宋靄齡的“多頭”計劃完成後，即由徐堪將“決定收回二三關”的消息有意識地泄露給他的親信劉子餘，並表面上委託早代為買進。
劉當時任中國實業銀行南京分行經理，並充當證券交易所第2號經紀人。劉子餘亦自以為徐堪是中國實業銀行的董事、財政部次長兼錢幣司司長，而且也是負責發行證券與交易的財政部最高負責官員，徐堪的消息應當是最權威的。按徐堪的交代去做，相當於“看見骰子押寶”，是十拿九穩的好事。於是，劉子餘也跟着大做“多頭”。
劉子餘的異動，很快在上海證券交易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不但中實銀行方面的許多人隨風轉舵，而且牽動了銀行界的很多朋友“跟批頭”，認為在錢公元帥的照顧下，一定可以發財。由此，許多人借了錢來“跟批頭”。
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國實業銀行儲信部經理沈寶昌，他將當年任上海知縣十多年搜刮來的50餘萬元全部用來購買“二三關”，可以説是傾其所有來打這一穩操勝券的仗。
另一位押注很多的是財政部公債司司長蔣履福。蔣的女婿是中國銀行滬行經理、宋子文的親信貝淞蓀。連蔣履福這樣直接負責公債業務的財政部高級官員都對“二三關”的行情深信不疑，可見徐堪欺騙手段之高明。
至於其他一般中小散户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當77號經紀人福大均以76元的高價收進時，市價開始直線上漲。因為“二三關”庫券剛剛發行，尚未結價，市面流通額子不多，在“三不公司”的哄抬之下，竟將行情抬到九折以上。當時“二三關”庫券票面作餘額已不到90元，而市場價最高的競做到81元，距離票面餘額只剩下6元。證券市場的謠傳仍然很盛，竟有説漲到百元，超過票面值的。
此時市場各方的眼光都集中在“二三關”上，銀行界的許多“空頭”大户們只得忍痛用高價從市場補進，從而又進一步牽動“二三關”的買賣更加旺盛。
這種情況，在上海公債史上可謂史無前例。早就在暗中等待銀行界這條大魚浮出水面的宋靄齡，此時才感到是收網的時候了。
宋靄齡經過一番計算，認為市面已經做足，當即指示“三不公司”將吃進的“二三關”多頭出籠，並且乘機翻空，等他們的大額空頭做出後，市場驟起迴風。
財政部發言人又乘機公開發表談話，聲明沒有收回“二三關”之事。結果，造成“二三關”跌勢加劇，市價狂瀉，市場上極度混亂。一羣自命為消息靈通及“跟批頭”的淘金客，因隨着“三不公司”買進，以至傾家蕩產。
原先傾其所有做“多頭”的中實儲信部經理沈寶昌，因出手太慢，結果全部家產在“二三關”市價的慘落中，被宋靄齡的“三不公司”席捲而去，證券字號聞訊紛紛上門向其追繳保證金，沈因刺激過度，第二天就因突發腦溢血而死。
至於財政部公債司司長蔣履福，居然也被徐堪出賣，受了很大的損失，而且還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説不出。
最苦的莫過於被出賣的中小散户，一個個成了替罪羔羊，一貧如洗，有的則因此而喪失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