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東，三十而立。
從一片稻田到如今的高樓林立，這30年間，她向世界展示了不斷進取、蒸蒸日上的發展奇蹟。
進入新時代，黨中央繼續對浦東開發開放提出明確要求，把一系列國家戰略任務放在浦東，推動浦東開發開放不斷展現新氣象。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一直以來紮根上海、與浦東共同成長的外資行有什麼話想説？
《國際金融報》記者近日獨家專訪了恆生中國副行長兼環球銀行業務主管祝瑾。入行初始便來到恆生、至今已有十餘年銀行從業經驗的她，沿着浦東開發開放的脈絡，向記者講述了外資行紮根上海以來在政策引導、營商環境、經營自由度等方面獲得的支持。
對於未來之路，祝瑾表示，“作為外資行，我們要充分發揮境外母行的優勢，與內地市場跨境聯動，兩地緊密配合，為浦東、為上海、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吳林璞/攝
總部落“滬”的考量
《國際金融報》：外資行在華總部大多數位於上海，這是出於什麼考量？
祝瑾：上海作為金融中心有特殊的歷史淵源。早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就是中國的商業中心、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和遠東國際金融中心。當時每日的交易額，雖不足與倫敦、紐約媲美，但是絕對凌駕於法、印、日之上。
得益於其獨特的人文地理淵源和金融底藴，上海享有得天獨厚的“海納百川”國際聲譽。如果説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資本為追求穩定與安全選擇了上海，那麼新世紀全球資本追逐安全與回報而投資上海，將是一個美妙的歷史重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第一批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在經濟發展方面率先起步。1990年4月，開發開放浦東的大幕拉開。這時，外資行開始通過以代表處形式進入中國，首先就是從上海起步的。
我覺得，這和兩個因素密不可分：其中之一便是政府開放包容的態度以及很多優惠政策的陸續推出。通過浦東這些年的發展也可以看出，從一片稻田到如今的高樓林立，浦東開發開放離不開優惠的政策和果斷的領導。
第二就是金融人才的儲備，上海的一些高校，比如復旦、交大、財大等多年來源源不斷地為金融領域輸出優質人才；同時，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得益於海派文化的優勢，上海也吸引了很多境外的人才和資金，這對發展是極其有利的。
打造靈動式辦公環境
《國際金融報》：恆生中國上海總部所在的恆生銀行大廈也是陸家嘴的地標性建築，能否介紹一下恆生中國與其的淵源？在上海總部工作的員工有什麼樣特殊的感受？
祝瑾：恆生銀行於1991年進入上海，先是設立了代表處，為在內地拓展業務的港資企業提供方便的聯絡點，提供查詢和諮詢服務。同期，恆生亦在香港為內地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包括上海楊浦大橋（楊浦大橋始建於1991年5月1日，於1993年9月15日竣工,是市區最初建成的跨越黃浦江的大型橋樑之一)。
1997年，恆生申請將上海代表處升格為分行，並於同年12月獲批開業。2007年本地法人化後，恆生中國正式成立，在上海以及周邊的業務迅速發展。尤其是在上海，2007年到2011年，不到五年的時間，恆生設立了9家支行，員工人數也急速增長。原來的地方已不夠用，公司最終找到現在的恆生銀行大廈，並在2011年5月正式冠名啓用。
明年就是我們啓用總行大廈的10週年。今年我們對總行的辦公室進行了整體規劃和裝修，為員工打造了一個全新、現代、靈動的辦公空間。
這樣的辦公空間整體感覺和傳統銀行有所差異，更突出現代化、靈動和開放的特點，也體現了銀行和金融科技的融合。從客户的反饋上看，也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
而且能夠看到另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包括我們一些部門主管在內的高管現在都經常坐在外面和同事做溝通、交流。開放式的辦公環境使得同事之間的互動更多了，突破了以往固定工位的限制。
事實上，銀行內部的分工往往會比較細，儘管各部門各工種是分開的，但是工作中很多地方需要相互溝通，開放式的辦公環境會降低溝通成本並且提高溝通效率，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歡迎。
構建“雙向溝通”機制
《國際金融報》：從支持外資行發展的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上看，上海是否有很多優勢？
祝瑾：對於外資行的支持上，上海確實有很多優勢。從幾個數字來看：陸家嘴這個小小的地方就集聚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等10餘家金融要素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機構。
2020年3月，英國智庫Z/Yen集團發佈第二十七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上海晉升全球第四，去年是第五。2007年該指數首次發佈時，上海排名第二十四位。這些數據必然是相應的政策法規配合和支持的結果。
從全國第一個保税區、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到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再到去年的“金融30條”（《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上海對外資行等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和決心。
此外，外資行多年的發展，也離不開上海銀保監局對相關工作的支持，包括在政策指導、風險管控等方面給予的幫助。總體來看，監管採取了一種市場化、海納百川的態度，能夠做到有問題及時溝通、反饋。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反饋往往是雙向的。
從以往與監管的溝通來看，對於風險防控往往有着前瞻性。比如，面對一些風險的“暗流湧動”或者不規範的亂象，監管會主動作出相關信息的分享和提示，並收集各家機構的問題及時作出反饋。對於監管的指導和提示，我們也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和監管保持溝通，確保展業的合規。對於外資行來説，紮根上海，無論在營商環境還是經營的自由度方面，都獲得了較大的支持。
從上海走向長三角
《國際金融報》：恆生中國在整個長三角地區展業的發展脈絡是什麼樣的？有什麼展業心得？
祝瑾：我們最早1991年在上海開始設立代表處。起初，主要是在上海開展業務。
黨中央對浦東開發開放高度重視、寄予厚望。
因此，我們也緊跟國家政策，2003年成立南京分行，2007年本地法人化後，杭州和寧波分行相繼開業。長三角地區聚集了很多香港人，我們開始的業務也是圍繞到長三角經營業務的香港企業和個人進行，後來逐步擴大到不同的行業和領域。
回顧我們在內地的發展也是如此，最初的時候是作為母行的一個延伸，以服務香港的企業或個人在內地的投資為基礎。隨着時間和經驗的積累，我們的業務發展變得越來越多元化，除了“走進來”的客户之外，也開拓了很多本地的客户，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等。在與這些企業合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越來越多企業有“走出去”的意願和規劃，也會請母行一同為這部分企業提供支持。
我們從上海走向長三角，這裏面也有許多有意思的故事。
2008年成立寧波分行時，作為開路先鋒，我是第一波過去的，此前還沒有外資銀行入駐寧波，當時也受到了客户的歡迎。但從展業初期來看，由於國際上的做法和當地會有部分差異，外資行的一些業務模式也還並不為大家所熟悉，所以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況。
比如，見慣格式合同的客户一時不容易理解我們合同裏列出的諸多細節，需要一條一條去解釋説明。其實後來客户也發現，一些問題提前列出來，後面便少了很多後顧之憂，也就慢慢接受了。當年的很多客户現在都還會有聯繫。
我相信現在客户對於外資銀行的接受程度已更廣、更深，而且外資行的某些展業模式其實也是給包括中資行在內的整個行業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啓示，大家彼此之間也會有更多的溝通跟交流。
而紮根於上海，也讓上海總部與長三角地區支行之間的交流更快速、方便、有效。我自己有十年的風控從業經驗，從整個長三角地區的業務發展來看，儘管一些業務是當地分行人員跟進，但審批都集中在上海總部。同時，信息傳遞也是雙向的，各個地方的分支行不會感覺和總部的距離非常遙遠。
外資行亟需兩類人才
《國際金融報》：近一年多以來，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密集落地。未來恆生中國是否會擴大在華展業規模？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祝瑾：我們的母行在香港是最大的本地銀行，內地和香港密不可分，所以我們未來肯定會加大在內地的發展。
無論是從數據層面，還是我們的業務發展規劃上，都能看到每年保持着較為穩定的增長。我們在這一塊的決心是下得很大的。
事實上，內地和香港的互動也是日益頻繁，藉助同根同源、文化上差異不大的優勢，溝通交流自然是比較密切。這一點也是我們相比其他母行不在中國的外資行的優勢之一，是比較接地氣的。
比如像今年疫情，雖然和母行面對面的交流不如以往頻繁，但是我們依然會定期開會，便於對彼此情況都有清楚的瞭解，進一步知曉哪些方面能找到更多的業務發展點，哪些方面的風險需要小心防範。
人才方面，隨着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外資銀行肯定會有更多這方面的需求。人才需求主要呈現兩個特點：一是通曉國際慣例，又有本土經驗的核心金融人才；二是瞭解金融科技的複合型人才。
通曉國際慣例很重要，因為我們和母行有着很多層面的溝通，儘管雙方在一些方面不盡相同，但關鍵在於大家要能夠互相理解，然後從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達成業務層面的共識。當然，本土經驗也尤為重要，業務還是需要接地氣。
相比之下，金融科技方面的人才需求更容易理解。可以看到，現在金融和科技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未來彼此之間也會高度融合，從Fintech（金融科技）這個詞就可以看出二者的緊密聯繫，所以未來這方面的人才需求也會越來越多，從而發揮出金融與科技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
做好風控“守門員”
《國際金融報》：基於您10餘年的風控從業經驗，如何理解該項工作？對後輩們有何經驗傳授？
祝瑾：我本身是十幾年前以管培生身份來到恆生銀行工作，管培生使我能夠到不同的部門裏去做輪崗，有更多的機會去嘗試不同的崗位。現在來看，也為我後來整整十年的風控從業經驗打下了基礎。
談到風控從業人士，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他們比較有防禦性，比較像足球場上“守門員”的角色。大家往往都覺得守門員應該就是在球踢過來的時候將其有效地擋住，但我不是完全認同這樣子的一個角色界定。風控要做的絕不僅僅是“堵”和“卡”，而是在建立一個全局觀的基礎上進行引導。
其實，足球場上優秀的守門員往往也都是一個好的調度員，要適時扮演引導角色。因為他的位置在後方，前面哪個位置有空缺、哪個位置人太多都可以一目瞭然。
我如果看到某個“位置”特別好，則會告訴相關業務同事。比如，經過市場瞭解，某行業現在是一個朝陽產業，可以告知同事多去看一看，甚至連怎麼“踢”都可以交流一下。
當然，如果看到某個“位置”不太有利，我也會告訴同事，換條路、換個打法照樣可以把“球”踢進去。很多做得好的風控人員，其實是站在一個戰略高度上的。接觸到不同行業的同時，融會貫通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多，會更傾向於看整個大方向而不只是一些微觀的事物。
值得一提的是，對人才的一些要求並不隨着時代變遷而變化。無論銀行主管還是普通職員，不斷學習都是新時代金融人才想要與時俱進必須具備的品質。特別是如今社會變化很快，如何高效地掌握新的知識、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信息世界裏辨別真偽，都是金融人才需要具備的基本功。
混業經營中留下更多足跡
《國際金融報》：進入新時代，黨中央繼續對浦東開發開放提出明確要求，把一系列國家戰略任務放在浦東，推動浦東開發開放不斷展現新氣象。多年來與浦東同生共長，您怎麼看待未來外資行可能展現出的“新氣象”？
祝瑾：新時代，浦東又被賦予了新的五項重要任務，其中第四項：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浦東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基礎設施體系，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價格影響力，更好地服務和引領實體經濟發展。
針對這項任務，我覺得作為外資行要充分發揮境外母行的優勢，與內地市場跨境聯動，兩地緊密配合，為浦東、為上海、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從恆生角度來看，明年就是我們啓用總行大廈的10週年。今年我們把整個大樓重新裝修，也是做好了面對一個新起點的準備，也是我們履行長期在內地發展承諾的一部分。
從1991年成立代表處開始到現在，已經快30年了，恆生銀行在內地的發展基本是與浦東開發開放同步的。而立之年，面向未來，我們紮根在上海，成長在浦東，這個方向不會有改變。
未來，在上海這樣一個開明開放的環境下，藉助政策的支持，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推出更多的產品。此外，獲得不同的金融牌照也有助於展業更加多元化。這樣的變化並不是遙不可及的。
儘管外資行在體量上整體相對都會小一些，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提供的服務也會緊跟客户、市場的需求。目前市場上除了間接融資外，直接融資也在增加，我相信，外資銀行也會在混業經營中留下更多的足跡。
記者 吳林璞
編輯 陳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