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表的《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主題演講中正式引入“平均通脹目標”提法，代表着美聯儲對過去8年以來貨幣政策框架作出重大調整，同時也是對40年前時任美聯儲主席沃克爾理念最強的一次改弦易撤。當時，沃克爾將美聯儲塑造成一支遏制通脹的力量。
經濟學家保羅·沃爾克曾先後在前總統卡特與里根時期出任美聯儲主席，其因結束了美國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高通脹而備受褒揚與推崇。在沃爾克確立明確的貨幣供應量目標等防止和遏制通脹的經驗被寫進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同時，其對通脹所表現出的警惕與敏感態度與政策導向也對接下來美聯儲的角色定位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直至2012年美聯儲首次發佈的《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戰略聲明》就明確宣佈了2%的“對稱式通脹目標”，其中要害就是將通脹控制2%以內。
與“對稱式通脹目標”一樣，“平均通脹目標”對標的也是2%的物價上漲目標，但不同的是，後者允許“一段時間內”物價上漲幅度可以超出2%，因為更高的通脹率能夠用來抵消“一段時間內”通脹率低於2%的時期。
顯然，在“平均通脹目標”之下，美聯儲關注的不是短期物價走勢，而是長期目標狀況，表明了美聯儲對通貨膨脹在態度上出現了更大的轉向和實際容忍度。
那麼，允許通脹可以超出2%“一段時間”，這個時間究竟會有多長？超出2%的最大幅度又是多少？美聯儲沒有給出明確界限。
從經濟學上講，短期往往指的是一年，也就是説至少一年中如果通脹超過了2%，美聯儲是能夠容忍的，甚至也不排除更長時間；另外，超出2%以後，美聯儲會在什麼臨界線進行政策干預？按照部分美聯儲官員的判斷，最高限度可能是3%。不過，觀察美國物價運行歷史，3%以上的通脹情形其實並不常見，而且還要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平均”，這樣就更不容易出現刺激美聯儲出手的時候了。
政策立場的轉變必然帶來行為風向的轉換。
過去30多年中，美聯儲一直堅持的習慣性打法是，只要經濟出現過熱跡象以及通脹有逼近2%的苗頭，便會通過價格手段（加息）與數量手段（減少貨幣發行）先發制人，以遏制通脹超預期上行。但基於“平均通脹目標”的政策導向，對待階段性走高的物價，美聯儲不會迅速推出緊縮貨幣政策，而是會在剋制與冷靜的基礎上謀定而後動，甚至面對超過容忍度的通貨膨脹，美聯儲也不會“一腳油門踩到底”，而是會選擇碎步慢走的調控方式。
在對通貨膨脹降低敏感度與放寬容忍度的同時，美聯儲提高了對就業目標的關注度和強化度。
在傳統經濟學教科書中，貨幣政策的目標排序往往是穩定物價、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而美聯儲2012年貨幣政策長期目標框架表述是把通脹，就業和長期利率放在前兩位。
新的《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則將就業放在第一位，通脹和長期利率居其後。另外，按照經典經濟學原理，當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失業率，或者是存在摩擦性失業與結構性失業的失業率）時，顯示的是經濟可能過熱，工資會上漲，需求拉上式力量在擴張，通貨膨脹將來臨，美聯儲於是據此收縮貨幣政策。不過，在美聯儲今日看來，強勁的就業市場可以持續，而不會導致通貨膨脹。那麼，為什麼美聯儲會在通脹與就業目標上出現如此鮮明的態度變化呢？
先看通貨膨脹。一般人眼中的通脹不是個好東西，但其實物價水平適度走高，既有利於企業利潤的增加與再投資以及技術設備改善的實現，也可以引導與刺激居民消費，從而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另外，除了美國之外，歐洲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也將通脹目標設定為2%，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過去200多年工業化過程中，整個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維持在2%附近，2%於是成為通貨膨脹率的指導數據。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1月以來，美國經濟潛在增速中樞已從2.5%降至1.5%，實際增速更是下降到1.3%，在經濟增速呈下行趨勢的同時，還堅守較高的通脹率無疑是一種認知錯軌。還有，通脹目標與長期利率存在關係，高通脹對應的是高利率，反之亦然。而2012年初以來，聯邦基金利率中樞已從4.25%降至0.25%，相應地，低利率前提下理應減弱對原有2%通脹目標的警惕度。
實際上，按照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動盪的世界》一書中的統計數據，從1933年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CPI年均增長3.4%，但剔除能源與食品價格的核心CPI肯定要低得多，而公開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來，美國CPI同比最高點出現在2011年9月，為3.9%。因此，總體來看，美國通脹率保持着温和狀態。這種狀況的存在，更加沖淡了美聯儲對通脹目標的敏感程度。按照鮑威爾的最新表述，美聯儲更擔心低通脹，因為通脹持續低迷導致長期通脹預期下降，也會讓利率被迫維持在低位，並使決策者在經濟低迷時期幾乎沒有放寬政策的迴旋餘地。因此，推高通脹將成為美聯儲接下來的政策主要航標。
再看就業目標。按照菲利普斯曲線，當現實經濟增長率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偏離下降時，物價就下降。如前所述，美國的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小於潛在經濟增長率，通脹出現低位徘徊見怪不怪，而從過去30年的運行週期看，美國的菲利普斯曲線正表現為不斷平坦化趨勢，由此也很難根據通脹水平對就業狀況作出準確判斷，如高通脹就不一定是由低失業率所引起。既然如此，對於美聯儲來説，與其花費很大的精力去關注通脹，還不如多拿出一點時間和集中精力去擴大充分就業程度。
回到現實中來。美聯儲對待通脹與就業目標的態度轉變當然是更直接地受到客觀經濟環境所驅動。自2012年以來，美聯儲一直在為實現2%的通脹目標而努力，但新冠肺炎暴發無情澆滅了剛剛有所抬頭的物價苗頭，目前美國的核心PCE（個人消費支出）降到了0.9％，為過去10年來的最低水平。
更殘酷的現實是，美國經濟今年前兩個季度分別萎縮5.0%和32.9%，失業率實際回升到12.2%。同時，根據美國商務部發布的數據，7月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環比增長1.9%，大幅低於前一月的6.2%，而且8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6年低點。長遠來看，只有佔比高達70%以上的消費得到了顯著改善，經濟方可獲得實質性提振，充分就業才可以以實現，物價也最終能夠擺脱疲軟的格局。
因此，遵循“平均通脹目標”的邏輯圭臬，即便是國內就業率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美聯儲的寬鬆貨幣政策也很難在沒有通脹倒逼的情況下自動剎車。除了官方利率長期保持在0-0.25％的水平不變外，由於一般每五年對貨幣政策策略、工具和溝通方式進行一次徹底的公開評估，因此，至少2025之前，美聯儲都不會邁開加息的步伐。另外，按照鮑威爾的承諾，美聯儲會使用“全面工具”來實現物價穩定和勞動力市場強勁的目標。這也就是説，如果就業與通脹未來均得不到改善，美聯儲不排除會進一步踩大貨幣政策的寬鬆“油門”，包括增加債券購買力度以及推行負利率等。
但不得不面對的是，美聯儲手中所掌握的牌已經非常有限。目前美國的M2已膨脹至18.12萬億美元，與GDP之比上升到93%的罕見歷史高位，“流動性陷阱”若隱若現；與此同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擴張到了7萬億美元的創紀錄水平，邊際增長受到極大鉗制與約束。因此，面對着貨幣政策“亦無風雨亦無晴”的狀態，接下來積極性財政政策或許會接棒扮演“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主要角色，力爭將就業與通脹目標推到一個預期的高度。
作者 劉豔玲（系廣州理工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