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奇到囚徒。
文 | 華商韜略 金 玉
只需要指尖一滴血、半個小時，就能檢測出癌症、高膽固醇和糖尿病。
2014年，憑藉“一滴血改變世界”的口號，獨角獸公司Theranos成為了美國商業屆新寵，甚至有兩位前國務卿成了它的董事，市值一度達到90億美元。
它的創始人伊麗莎白·霍爾姆斯因此成了白手起家的女性富豪楷模。
這是一個充滿了掌聲、鮮花、紅毯的神話，但當謎底揭開時，所有人都啞然失笑。
【億萬富翁的傳奇】
2015年，在紐約的一場會議上，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將一位名叫伊麗莎白·霍爾姆斯的女性介紹給全場。
但霍爾姆斯早已被許多人熟知。
金色長髮、淺藍色眼睛，正紅色的唇膏，黑色高領毛衣，她的經典形象不斷出現在《財富》、《福布斯》及《Inc.》雜誌上。在《福布斯》雜誌評出的美國前400名富豪榜中，霍爾姆斯位列第110名。
所以克林頓的話音一落，台下響起熱烈的掌聲。一位前總統，鼓勵了全美最年輕的白手起家女性億萬富翁，這個故事，足以點亮所有人心中的美國夢。
Theranos的成立，要從2002年説起。
那一年，18歲的霍爾姆斯考上了美國斯坦福大學化學工程專業，還拿到了“總統獎學金”。有鄰居開玩笑問她：是不是以後也想當總統？
“我的夢想不是總統，而是億萬富翁。”霍爾姆斯回答。
這是個從小就好勝心極強的女孩，和弟弟表弟一起玩大富翁的遊戲時，總會堅持到最後，贏下比賽。在輸掉遊戲時，她會氣沖沖地摔門離開。
2003年，霍爾姆斯人生中真正的“大富翁遊戲”開始了。還是大二學生的她決定輟學，找到斯坦福大學化學工程教授查寧·羅伯遜，説服他一起創辦一家公司。
依照霍爾姆斯的構想，公司名為Theranos，是取英文therapy（治療）和diagnosis（診斷）的頭尾部分組成，願景是讓人們在第一時間通過血液查驗出疾病，與不治之症説“再見”。
Theranos的核心產品是血液分析設備，號稱只需要一滴血及廉價的檢測費，就可以做上百種不同的疾病化驗，結果快而準確，甚至可以“滴血驗癌”。
這是一個聽起來相當美好的設想，用指尖採血，來取代繁瑣昂貴的醫療檢測，這個聽起來既有技術突破，又具有公益價值，同時還擁有巨大商業潛力的項目，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得到了投資人的歡迎。
只讀了一年大學的霍爾姆斯，實在是一個太懂得如何拿到信任的人。
在數百次媒體採訪和座談會上，霍爾姆斯將她的故事打磨得近乎完美。她會給人們講述小時候不玩芭比娃娃的原因，講她曾任外科醫生的曾祖父，講自己從小害怕針頭的經歷，以及她對偶像喬布斯的崇拜……
她將Theranos血液檢測設備命名為愛迪生，改變了自己的形象，穿起了一件黑色高領毛衣，還將喬布斯最喜歡的Le Corbusier設計師黑色皮椅搬進辦公室；同時堅持只喝綠色果汁，且只在一天中的特定時間飲用。
顯然，這是一系列有意為之的設計，但對那些迷信喬布斯至極的人，又偏偏能瞬間切中要害。
憑藉一句“改變世界”的口號，一個硅谷“女版喬布斯”的形象，霍爾姆斯一路募集到超4億美元的風投資金，其市值也應聲上漲到90億美元。
為了擴大公司業務，Theranos還與多家大型零售商簽訂了協議。到了2013年，Theranos打進了美國境內8100家連鎖藥店，全美最大的藥品零售店沃爾格林甚至決定在其藥店內成立Theranos健康中心。
Theranos還成功説服多位名人站台，美國兩位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喬治·舒爾茨曾加入Theranos董事會，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里·埃裏森和媒體大亨魯伯特·默多克也在投資者之列。
2015年，時任美國副總統的拜登也曾在霍爾姆斯的帶領下參觀了Theranos工廠。
短短十年時間，Theranos就成長為硅谷最具商業價值的獨角獸公司。2015年，《北大西洋月刊》曾邀請硅谷100多位CEO、投資人和智庫成員就硅谷當前的公司環境投票。
針對“哪一家創業公司會改變世界？”的投票，最終結果顯示：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位居第二，僅次於特斯拉。
【遊戲與謊言】
在硅谷，每家公司都有一個起源故事，它像是一則飽含人性與使命感的寓言，贏得投資者和媒體的信賴，最終在商業世界兑現。
在這些起源故事中，的確誕生過令人驚歎的公司。也正因為如此，講故事的模式，在許多時候演變成大型的信心遊戲。
遊戲裏，創業者、風險投資家和科技媒體假裝把關、審查，實際上，卻各自扮演着遊戲的齒輪，彼此咬合扶持，讓整台故事販賣機得以運轉。
當霍爾姆斯在2003年出現在科技界時，她幾乎符合一個傳奇故事的所有要素：名校出身卻早年輟學，年少成名卻對自己的創新發明保持神秘。在一眾身穿Polo衫的自大男性中，年輕獨特的女性角色，素食主義、從不休假，舉止終有明顯的喬布斯風格。
一份在硅谷流傳的霍爾姆斯的便籤，記錄着她早上的安排：凌晨4點起牀，運動，冥想，祈禱，早餐，早上6點45分，當懶散的人還在伸手摸索着鬧鐘時，她已經到達Theranos門口。最開始的時候，霍爾姆斯甚至自己就睡在辦公室裏。
霍爾姆斯給自己定下很多規則：“我從不遲到一分鐘。我不會表現出興奮。一切都是為了工作。我不衝動。我知道每一次交手的結果。我毫不猶豫。我不斷地做出決定並根據需要改變它們。我很少説話。遇到謊言我會當場揭穿。”
而在許多次演講中，她都提到九歲時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信中説：“我真正想要的是從生活中發現一些新的東西，一些人類未曾想到的東西。”
霍爾姆斯的每次公開講話，都能夠讓人看到她強大的決心，這非常符合硅谷的套路，即為了實現不可能之事而拒絕承認它不可能。
如果説硅谷是美國“勤勞工作、快速致富”理念的濃縮版，霍爾姆斯便是硅谷的加強版。
正如她在演講中多次提到的，“我試圖將自己變成一台除了工作之外，沒有時間做任何事情的機器。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人類。”
“為了人類”的口號，幫助霍爾姆斯收穫了大批的支持者。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相信這樣的傳奇。
約翰·卡雷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華爾街日報》一位固執的醫療保健記者。
霍爾姆斯曾被一家媒體問到關於Theranos的技術問題，她有些神秘地回答説：“讓血液進行化學反應，並從與樣品的化學反應中發現信號，並將其轉化為結果，最後的審查由實驗室人員進行。”
作為長期從事醫療報道的記者，卡雷魯對這樣的回答感到震驚。
其實對於Theranos技術產生質疑的早就不止卡雷魯。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霍爾姆斯第一次提出Theranos想法時，她曾接觸了斯坦福大學的幾位教授，但教授們的看法是——這樣做幾乎不可能產生任何真正的效果。
斯坦福大學醫學教授菲利斯·加德納就是其中之一，“我告訴她，我認為你的想法不會奏效”。
加德納解釋説，Theranos聲稱可以準確進行的大多數測試，都不可能從指尖血液獲得精確結果。當手指被刺破時，探針會打碎細胞，產生碎片，逃逸到間質液中。以這種方式檢測病原體是可行的，但要想獲得更細緻的讀數，根本做不到。
當然，這些看法，統統被霍爾姆斯當作是改變世界之路上的雜音。
霍爾姆斯説服她在斯坦福大學的導師查寧·羅伯遜支持她的探索。Theranos成立後，她還邀請到伊恩·吉本斯出任首席科學家。後者擁有劍橋大學的多個學位，並在診斷和治療產品方面工作了30年。
加入公司後不久，吉本斯就遇到了一系列科學問題，最直擊要害的問題就是，檢測結果不對。這樣的結果讓吉本斯意識到，霍爾姆斯的發明與其説是現實，不如説是一種構想。
儘管如此，吉本斯仍舊試圖窮盡每一個選擇，迫切地想要找到解決血液檢測技術不準確的方法。
而在這時，霍爾姆斯不遺餘力地發揮着她的融資天才，她僱傭了數百名營銷人員、銷售人員、傳播專家，甚至是奧斯卡獲獎電影製作人。
這些與科學和技術無關的人，卻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向更多投資者甚至潛在合作伙伴介紹了她的公司，就好像它有一個有效的、現實的產品一樣。
霍爾姆斯用標語裝飾她的總部和網站，聲稱要“一點一點改變一切”。在2012年，霍爾姆斯一度曾與美國國防部討論在阿富汗戰場上使用Theranos技術。
霍爾姆斯的高歌猛進，後面卻是吉本斯這樣的科學家們的憂心忡忡。他曾直接警告霍爾姆斯，這項技術還沒有為公眾準備好。但霍爾姆斯從不容人反駁。
在為Theranos效力八年後，吉本斯故意服用過量藥物，自殺未遂幾天後死於肝功能衰竭。
吉本斯的妻子羅謝爾打電話到霍爾姆斯的辦公室，告訴她丈夫去世的消息，霍爾姆斯的秘書表達了哀悼，並告訴她會立即通知霍爾姆斯。
然而幾個小時後，羅謝爾沒有收到霍爾姆斯的任何弔唁信息，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要求她立即歸還Theranos的所有機密財產。
Theranos擁有驚人的保密系統和安保部門。霍爾姆斯有自己的保鏢，她的黑色奧迪車和辦公室都裝有防彈玻璃。而這整套安保系統的執行者名叫桑尼·巴爾瓦尼，也是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他於2009年受聘於Theranos，儘管沒有任何醫學經驗，但很快就被任命負責公司最機密的醫療技術。
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兩人在他開始進入公司很多年前就認識了，當時霍爾姆斯在她高中畢業後去中國交流，兩人相識並開始約會。
在霍爾姆斯和巴爾瓦尼主導的安保系統下，任何訪問公司總部的人在獲准進入大樓之前，必須簽署保密協議，並讓安保人員護送訪客到任何地方，甚至是洗手間。
當員工質疑公司血液檢測技術的準確性時，巴爾瓦尼會直接加以懲罰，並嚴厲警告。Theranos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不會互相談論他們的工作。前來面試的申請人被告知，除非他們被錄用，否則他們沒有權利知道實際的工作內容。
在領英上，一位前僱員在他的工作經歷中寫道：“我在Theranos工作，但每次我説出我所做的事情時，我都會收到律師函。”
在任何一家醫療技術公司，一位缺乏醫療經驗的總裁，都會顯得格外不尋常。但在更加不尋常的Theranos，卻沒有人指出這一點。
在Theranos的董事會中，十幾名中老年白人男性位列其中，他們也同樣幾乎沒有任何與醫療保健相關的背景，其中包括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前佐治亞州參議員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薩姆·納恩和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裏。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喬治·舒爾茨
對於這樣的陣容，吉本斯曾在生前對妻子説，“這個委員會更適合決定美國是否應該入侵伊拉克，而不是審查一家血液檢測公司”。
【壞血審判】
一切的破碎，是從高光時刻開始的。
當霍爾姆斯乘坐私人飛機全球演講、在座談會上與比爾·克林頓交談時，兩個政府組織正在開始悄悄地調查Theranos公司。
《華爾街日報》關於Theranos的調查報道在2015年10月刊發，其實在幾個月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三名調查人員未經通知就抵達了Theranos位於佩奇米爾路的總部，另外兩名調查人員被派往該公司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紐瓦克的血液檢測實驗室，要求檢查設備。
據接近該公司的人士透露，霍爾姆斯立刻陷入了恐慌，打電話給顧問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幾乎在同一時間，監管實驗室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中心（CMS）的監管者也抵達了實驗室，發現Theranos對患者進行的檢測存在重大錯誤：在六個月時間內，Theranos忽略其自身質量控制檢查的不穩定結果，向81名患者提供了錯誤的測試結果。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霍爾姆斯將《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視為成功之前的挑戰，是對Theranos的抹黑。
儘管話鋒強硬，但面對突如其來的調查，霍爾姆斯卻顯然沒有預案，她開始加倍強調自己原有的敍事，登上了CNBC的對談欄目，當主持人要求她對文章中的指控作出回應時，霍爾姆斯的回答是：
“起初他們認為你瘋了，然後他們與你作對，然後，突然之間，你改變了世界。”
一位科技公司的創始人，用這樣的話來回應指控時，誰都聽得出其中的虛弱和驚恐了，當這番回答如實播放時，霍爾姆斯的企業家信用，其實已經破產了。
從電視台回到總部，霍爾姆斯不得不向數百名員工發表講話，她慷慨激昂向她忠誠的同事們解釋説他們正在改變世界，而始終質疑Theranos的《華爾街日報》記者約翰·卡雷魯，則將引發一場戰爭。
▲《華爾街日報》記者約翰·卡雷魯 有關Theranos的書籍封面
在霍爾姆斯的講話結束後，公司總裁巴爾瓦尼登台作出肯定回應，並帶頭喊出了“卡雷魯，去你媽的”口號，隨後身穿白大褂的實驗員和穿着牛仔褲和T恤的程序員也加入其中。
這些補救方式，並沒能留住硅谷的大佬們，很多投資機構迅速與這家公司切割的關係，Theranos的董事會隨後破碎，基辛格、舒爾茨等人只出任“顧問”。
全美最大的藥品零售店沃爾格林終止了一切與Theranos的合作。FDA禁止該公司繼續使用其愛迪生設備。CMS禁止霍爾姆斯擁有或經營醫學實驗室兩年。
與此同時，霍爾姆斯似乎在努力以某種方式擺脱Theranos的過去，她在美國臨牀化學協會年會上發言，並未提及任何關於技術的醜聞，而是展示了一項新的血液檢測技術，但會上大部分人認為新技術並非是她首次提出的。
她還出現在舊金山一場盛大的科技女性的慶祝晚宴上。斯坦福大學教授菲利斯·加德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霍爾姆斯）像船舷上的藤壺一樣堅持自己的故事。”
霍爾姆斯與巴爾瓦尼最終於2016年春天分手，當時霍爾姆斯將他趕出公司。儘管如此，霍爾姆斯與巴爾瓦尼並未逃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大規模欺詐”的指控。
2018年6月，霍爾姆斯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同一天，美國司法部宣佈聯邦大陪審團指控霍姆斯和巴爾瓦尼犯有九項電匯欺詐罪和兩項共謀電匯欺詐罪。
三個月後，Theranos倒閉。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針對Theranos和霍爾姆斯的起訴，變成了一場長跑。
由於新冠病毒的爆發，聽證會只能在Zoom上舉行，主審法官最初將審判推遲到2020年10月，後來又進一步推遲到2021年3月。
在2021年3月，霍爾姆斯以懷孕為由要求再次推遲審判。她要求將審判推遲到8月31日，請求得到了批准。
據透露，霍爾姆斯在2019年初與加利福尼亞一家酒店物業管理公司的繼承人威廉·埃文斯訂婚，前Theranos員工沒有一個人被邀請參加婚禮。
去年9月，在埃文斯的陪同下，霍爾姆斯出席了聽證會，她當場崩潰大哭，堅稱“失敗不是犯罪。盡你最大的努力還達不到標準不是犯罪。”
一直到2022年11月18日，在歷經長達15周的庭審後，美國聯邦法院陪審團做出裁定，一致同意針對霍爾姆斯的11項欺詐指控中的4項罪名成立，判處11年零3個月（135個月）的監禁，出獄後，還將接受三年的監管。
2022年12月7日，霍爾姆斯的前男友巴爾瓦尼也被法院作出判決，刑期近13年（155個月）。
艾琳·萊佩拉是一位硅谷的投資人，她因投資Theranos而損失了畢生的積蓄。她表示，“我認為判決是公平的，她知道這是欺詐，她將患者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但霍爾姆斯和巴爾瓦尼顯然不這樣認為，對於現有的判決的結果，霍爾姆斯和巴爾瓦尼均表示仍會繼續上訴。
從起點到終點，一切似乎結束得乾乾淨淨。但在宣判之前，加州聖何塞地方法院的法官達維拉，卻呼籲所有人一起反思幾個問題：
硅谷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是什麼驅使霍爾姆斯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欺詐？
為什麼明目張膽的欺詐，始終無法得到有效的遏制？
為什麼那麼多監管機構，沒有一家早早審查Theranos的合法性？
為什麼那些參與融資的投資機構，都甘心參與其中？
為什麼那麼多的媒體都願意為Theranos鼓吹？
為什麼那麼多科學家、行業人士，沒有一個人對Theranos的技術成果提出疑問？是失去了道德指南針嗎？是狂妄自大？還是沉醉於年輕企業家的名聲？
這麼多的為什麼，如同一連串拷問，震動着硅谷，也震動着整個美國政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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