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認為，中美關係並非沒有任何迴旋餘地，但化解兩國矛盾沒有捷徑可走。拜登政府的上台是中美從疑慮迴歸互信的契機，可以三管齊下，推動兩國關係發展：一是建立長期的全面對話機制，協調雙方政策；二是放棄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從儲蓄問題入手解決貿易失衡；三是將衝突的焦點從單純的雙邊貿易轉向更大的結構性問題。
儘管全球經濟仍尚未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嚴重衰退中復甦，但中美關係仍是2021年全球經濟前景的主要風險因素。
在世界各地，許多人認為，由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普遍支持前總統特朗普對中國施壓，所以新總統拜登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
這種觀點我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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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正是一個重設中美關係的重要機會，我建議三管齊下，推動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首先，中美之間早就應該建立起長期的對話機制。
應建立一個永久機構，負責處理中美關係各個領域的相關事務，包括貿易、技術、人員交流等。這個機構可以設在第三國，由高級官員和研究人員組成，負責數據分享、制定聯合政策建議，並在此基礎上指導雙邊談判。一旦達成協議，該機構應負責監督協議的落地執行，在出現爭端時確保裁決過程公開透明。
第二個建議是關於貿易爭端本身。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裏，僅關注雙邊的貿易失衡，註定不可能有效減輕一國所面臨的貿易壓力。特朗普政府執着於解決美中雙邊問題，卻忽視了美國貿易不平衡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2019年美國對多達102個國家存在貿易逆差。雖然2020年的數據目前還沒出爐，但雙邊逆差規模同2019年相當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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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國這樣國內儲蓄嚴重短缺的國家，需要從國外進口過剩的儲蓄，因此存在着大量的經常賬户赤字和多邊貿易逆差，以吸引外國資本。切斷同中國的貿易，只會導致貿易從中國轉向成本更高的其他國家，實際相當於對美國消費者多收了一重税。
因此我認為，拜登政府應放棄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以及作為該協議基礎的關税措施，應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這個協議是行不通的。相反，儲蓄問題更值得兩國關注。美國需要增加儲蓄，中國則需要減少儲蓄。如此一來，美國方面大量的多邊貿易逆差和中國方面的貿易順差將得到平衡。
就美國而言，目前要擴大國內儲蓄很困難，因為美國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渡過經濟困境，已經面臨鉅額預算赤字。但是美國要想緩解其巨大且不穩定的多邊貿易失衡，增加儲蓄是唯一有效的宏觀經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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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美中關係問題的第三個關鍵支柱，是將衝突的焦點從單純的雙邊貿易轉向結構性問題。這些爭議包括知識產權、技術轉讓、國企補貼、網絡安全等，中美兩國需要將這些問題納入結構性議程框架來進行談判。
一份雙邊投資協定是實現這一結構性議程的最佳工具。不久前，中國結束了同歐盟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而中美長期以來也一直致力於簽署雙邊投資協定，作為相互開放市場的工具。此前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時，中美距離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已經只有一步之遙，但遺憾的是隨後的特朗普政府沒有在這方面取得任何進展。現在，拜登政府應儘快重啓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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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美國還是中國，都需要穩定而安全的經濟增長新引擎。如果兩國不制定一個能夠使彼此更有效地進入對方市場的框架，無疑對雙方而言都是個巨大損失。一份雙邊投資協定將有助於把中美矛盾和關税問題從雙邊轉向更為多邊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它將聚焦於爭議集中、亟需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解決當前的中美矛盾沒有捷徑可走，但我們可以從小處着手，展現我們努力化解矛盾而不是升級矛盾的決心。美國領導層的換屆是一個真正的良機，讓中美關係的氛圍從疑慮迴歸互信。
這需要中美雙方都做出妥協。兩國都需要認識到，它們需要做出讓步，這並不是單方面的“投降”。然而這往往是領導層最難解開的“疙瘩”，尤其是在近4年來兩國矛盾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但這並非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世界經濟來説，這事關重大；對中美兩國來説，也事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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