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洋
來源：北大國發院
2020年8月13日，北大國發院聯合北大出版社舉辦【朗潤·格政】第146期暨北大博雅講壇313期在線論壇，主題為“疫情與國際新挑戰疊加下的中國經濟展望暨《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新書發佈會”。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國發院院長姚洋發表主題演講。他指出，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還要儘可能繼續遵循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考慮到勞動人口減少這一不利因素，我們要在資本積累，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時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這兩個收斂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本文根據姚洋教授的發言整理。
01、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非常規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我們先回顧第一部分，即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的發展，這三十年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由“非常規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主導。
之所以稱之為非常規，因為常規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是沿着比較優勢量力而行，即資本存量比較少、人均收入較低的時候，選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教育、衞生、健康等領域也是如此。
但與之相反，新中國在前三十年採用了非常規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首先在經濟方面，我們實施了以重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成績突出，但問題也巨大。成績在於快速積累了很多資本，積累率非常高。數據顯示，這一時期國民儲蓄率超過30%，最低的時候也在20%以上。在當時我們還非常貧窮的時候，這是非常高的積累。同時，它也積累了很多人力資源和一些技術，培養了很多技術人員和工人。問題當然是補貼過多，尤其是對重工業的大量補貼，造成資本積累浪費。同時，這一模式也忽視了輕工業的發展，嚴重壓低了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在社會方面，通過一系列措施，快速提高了人類發展指數，特別是普及教育和提高公共衞生水平。
02、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年：靈活實踐新古典增長理論
《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這本書總結認為，中國比較靈活地應用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最核心的內容包含三個方面：
一、動員勞動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早期都沒有被充分利用，如果能動員勞動力，經濟增長就會快一些。
二、資本積累。改革開放之前，我們資本積累已經比較快；改革開放之後，我們的資本積累速度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還在加速。
三、技術進步。這裏指的是廣義的技術進步，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講，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並沒有秘密，但是，為什麼中國能夠比較靈活地採納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政策建議，而很多國家就不成功，這仍然值得深入研究。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
下面具體來分析，先看勞動力。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占比越高，勞動力資源就越多。下圖是1960年-2018年的勞動人口占比數據，可以看到，在1976年以前，我國勞動力人口占比保持在55%上下，比較低。計劃生育開始後，1980年代勞動力佔比提高了10%，恰好改革開放也開始。改革開放和我國人口紅利增加完全是巧合，並非計劃安排，但是踩對了點。1990年代，勞動人口增速下降，但是到2000年之後又衝上一個高峯，佔比接近75%，非常高。2010年之後，勞動人口比例開始下降，好在2000年-2010年這段時間中國又加入了世貿組織，經濟增長再一次突飛猛進。當全球金融危機暴發時，中國不得不告別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人口紅利也在消失，我們的經濟增速也逐步下降。當然，這並非兩個因素之間的簡單因果，但可以説明的是，改革開放的成就有一個偶然因素就是人口紅利的助力。
一個解釋是儲蓄的“生命週期假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生命週期假説”的提出者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指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的儲蓄率都可以用“生命週期假説”來解釋。該假説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一個國家的儲蓄率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成正比，經濟增長率高，儲蓄率就上升，經濟增長率下降，儲蓄率就下降。這很好地解釋了中國以2010年為界的儲蓄率變化，因為在2010年之前，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提升，儲蓄率也提高，2010年之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儲蓄率也下降了。
另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是GDP結構的變化，即我國“去工業化”和服務業興起。這裏講的“去工業化”，是指工業增加值所佔GDP比例和工業就業佔全部就業的比例下降。從2010年開始，我國工業佔比就在下降，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放棄或輕視工業，而是隨着經濟進一步發展，經濟增長從規律上都會出現服務業佔比的不斷提高。當然，工業資本回報的佔比較高，因為工業資本含量比較高，這樣一來，資本擁有者隨着工業增長擁有的財富就會增加，但是收入越高的人儲蓄率也越高，所有國家都這樣。所以，在工業化階段儲蓄率上升，去工業化的時候服務業佔主導，服務業勞動力報酬比較高，但是服務業勞動者的儲蓄率比資本擁有者低，於是帶來儲蓄率的下降。
根據已有成果的薈萃分析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只貢獻了中國經濟增長的20%，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基本是40%-50%，很多人因此認定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很差，我認為這種度量有很大的問題，在全要素生產率中，比如資本存量、嵌入式技術進步、人力資本這些單要素生產率應該怎麼度量？度量的方法不同，結果會相差很大。如果通過工資和資本回報率的變動率來度量全要素生產率，中國 1996年-2015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GDP增長率的貢獻達到41%，與發達國家的最低比例吻合。
03、展望未來30年：現代化經濟強國的挑戰與可能性
到2049年，中國的目標是變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這本書中，我們問了兩個問題：
一、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有多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什麼新的挑戰？如果一切正常，我們能不能實現預設目標？
我們為中國現代化強國預設的經濟指標，是中國人均收入超過美國人均收入的50%。有人可能覺得這個目標太低，但我們要知道目前世界上人均收入（扣除物價等因素的可比收入）超過美國50%的國家只有40個左右，超過美國50%基本上就進入了發達國家的俱樂部，或者説跨過了經合組織國家的門坎，成為現代化的、高收入的國家。
現在中國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7%，將目標定在超過美國人均收入50%是合理的，這相當於我們在未來三十年間人均收入相對於美國要翻一番，即按不變價格計算，中國只要平均比美國快2.4個百分點就可以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就開始追趕美國，從1950年-2014年的中美經濟增長數據可以看到追趕進度在改革開放之後明顯加速。未來如何呢？
我們在研究中採用了“收斂理論”，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非常重要的一個結論，即給定增長（收斂）條件，收入水平較低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要高於收入水平較高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速。也就是説，給定增長條件的情況下，越窮的國家人均收入增長越快，最終，兩個國家的增長速度會趨同。
在《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這本書裏，我們研究了三個收斂條件，即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勞動人口比例。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增加，生產率會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意味着技術水平、人力資本水平會提高。勞動人口比例看起來對中國是一個減分項，因為我們的勞動人口比例近年來在持續下降。
即使是按照低增速的情景來預測，到203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也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要説明的是，這是按照目前的價格來計算的，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時間可能會提前。另外，美國今年因為疫情負增長比較多，中國至少能保持不衰退，時間可能還會再提前一些。
按照人均收入來講，以人口高增長的水平預測，也就人均收入增長最慢的情景來分析，中國到2050年的人均收入也能達到美國的60%，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應該問題不大。
最後總結一下，過去四十年乃至過去七十年，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尤其是後面四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奠定的基礎。展望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還要儘可能繼續遵循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考慮到勞動人口減少這一不利因素，我們要在資本積累，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方面再多下功夫，同時在城市化和教育水平上多做工作，把這兩個收斂因素用足，以最大努力去追求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