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總是從危機中萌發。
2008年,次貸危機在美國爆發。這次由美國房市泡沫破裂引起的全球性金融風險,給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即使強如雷曼兄弟這樣的百年老牌金融機構也因次貸危機宣告破產,無數企業開始破產,無數人面臨失業風波。而美國選擇“印錢”這種放水的方式對抗金融危機,也讓次貸危機進一步席捲全球。隨着市場上流通的美元急劇上升,直接帶來的結果就是美元貶值,全球通貨通脹加劇,不僅實體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社會消費、投資意願匱乏,整個世界經濟陷入停滯泥潭。
在這種大背景下,面對金融的“胡作非為”,一種以科技的發展作為前提,總量恆定、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數字貨幣體系——比特幣和它的底層技術——區塊鏈應運而生。
從1.0到3.0
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區塊鏈1.0時代,區塊鏈主要是用來對抗傳統金融體系過度中心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從日本的金融泡沫,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0-2001的網絡科技泡沫,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金融資本的貪婪一次次把世界拖入“黑天鵝”危機中。而政府每次對抗危機採用的量化寬鬆政策,無限增發貨幣,實際上是與民爭利,“合法”掠奪社會大眾的財富為金融資本的錯誤買單。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比特幣諸多鮮明特性:分離貨幣和權力,利用技術的中立性和不可篡改特性,重建一個可信賴、自由、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場。
在智能合約出現後,區塊鏈進入2.0階段,成為可編程金融。這個階段以以太坊為代表,提供強大的合約編程環境,開發者通過智能合約開發在平台上實現各種商業和非商業的複雜邏輯,從而能夠使區塊鏈應用於更多應用場景,擁有實現虛擬世界應用實際落地化的雛形。
而隨着技術、市場和政策等各方面條件的成熟,如今區塊鏈正邁進以“區塊鏈治理”為特徵的3.0時代,與數字化技術融合,發揮技術對經濟金融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價值,從而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引領數字經濟浪潮。
融合發展的區塊鏈引領新紀元到來
任何技術都有兩面性,即使是時代風口的區塊鏈,也不例外。
區塊鏈本質是一個分佈式的公共賬本,能夠很好地實現去中心化、價值傳遞、信任建立、隱私保護和交易追溯,是一種底層技術,需要和其他技術互相融合才能共生髮展。打個比喻,區塊鏈就像發動機技術,但光有發動機技術,是沒有辦法造出汽車的。
區塊鏈不應該是技術孤島,應該和其他技術融合發展,取長補短,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的改革升級。《十四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指出數字時代要激活數據要素潛能,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在數字時代,要構建完整的數字產業生態,必須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集成創新和融合應用,加快構建新型基礎設施,助力“百行千業”全面轉型升級,加速實現產業全面上鍊,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從而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目前,以區塊鏈技術為核心的多技術融合,正引領社會全面轉向價值互聯網。在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下,互聯網上每一個代表價值的信息和字節都能夠被確權、計量和存儲,不僅是金融數據,而是任何有價值能以代碼形式表達的事物。不僅大大降低社會的信用和交易成本,商業的邏輯也將發生根本性改變,世界也將變得更加“公平和透明”。
數字通證新模式橫空出世
人類正處在“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的交匯點,傳統的商業邏輯正在被打破,金融對實體的剝削局面正在瓦解,一個以區塊鏈技術為底層技術支撐的公平商業新紀元正向人類緩緩走來。
然而,目前區塊鏈應用仍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缺乏一個完備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模式架構。一方面很多區塊鏈研究機構面臨技術無法落地的尷尬,另一方面,而實體企業則面臨無技術可用的困局。
2021年3月15日,普華商業集團首次在“區塊鏈與數字化賦能實體發展高質量論壇”提出了“數字通證新模式”。
數字通證新模式,集合了先進的智能化合約技術、信息化技術、“普華雲”雲計算技術、通證交易流通技術和傳統金融投資管理理論等,使智能化平台能夠自動、自主、公平、透明地運行,並動態計量貨幣和企業生產力價值間的關係,從而明確企業、消費者、金融機構等市場參與者的真實貢獻度,並據此建立一個真正公平開放、互利互惠的新經濟秩序,實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價值分配體系,增加實體企業收益,打破金融資本寡頭的壟斷格局,縮減貧富差距,推進實體企業振興。
在數字通證新模式中,企業銷售產品、服務和股權價值(通證)給用户獲利,並投入再生產,形成更多的產品、服務和股權價值。企業一方面通過出售產品和通證繼續獲利,另一方面可以掛牌進入通證交易平台,通過通證發行和交割獲利,然後繼續進入下一個生產週期。此時企業也可以通過將通證兑換為股權從而進入傳統資本市場融資上市。
而用户付出貨幣,同時獲得產品服務和與企業股權價值動態綁定的通證。通過信息化應用,用户可以瞭解企業的發展情況,選擇在通證交易平台上買賣通證來支持企業或者套現離場。
新的商業邏輯中,企業和用户將真正共享實體經濟發展的紅利,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而曾經處於優勢地位的金融資本成為邊緣可選項,強化其服務實體經濟的本來定位,降低對實體產業的剝削和擠壓,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的利益最大化。
數字經濟是中國實現“彎道超車”,趕超西方社會,全面復興的絕佳契機,而數字通證新模式的出現,則為中國的數字經濟補齊了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短板。“十四五”已經為中國展開了一副宏大的發展畫卷,希望未來越來越多的行業專家、企業家一起,以數字通證新模式為基礎,建立更多更適用中國企業的通證新模式發展模型,為中國實體經濟騰飛注入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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