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盛傳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正在策劃新的法案，不僅旨在否決維州政府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而且意圖進一步限制中國企業對澳大利亞的投資和併購等商業行為。根據這一新法案，地方機構達成的任何協議如果“對澳外交關係產生不利影響”或者“不符合澳外交政策”，澳外交部長有權取消協議。因此雖然莫里森總理説的是不針對中國，但頗有點此地無銀的意思。
中澳關係自2017年明顯下行後，今年又持續大幅度下挫。澳大利亞對兩國間互利的經貿合作、正常的文化交流，甚至是對中國留學生的無端攻擊和妖魔化渲染使兩國間原本發展良好的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經濟互補化、人文交流常態化的勢頭戛然而止，甚至出現大尺度的倒退。澳大利亞政府意圖追隨美國對華經濟“脱鈎”之舉無疑會產生“損人八百，自毀一千”的反噬效果，在給中國經濟造成一定傷害的同時，更大程度地損害澳大利亞原已嚴重受傷的經濟。
澳大利亞前外長亞歷山大·唐納曾撰文強調“中國無意入侵澳大利亞”。中澳經貿關係之所以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間迅猛發展，並不是因為中國想“控制澳大利亞”，而是因為兩國間“有太多太多的人想和對方做生意”；中澳雙向投資的快速增長也並非是因為中國想“佔領”澳大利亞，而是因為雙方“有太多太多的企業家看到了合作的無限潛力”。
如果我們稍加分析30年來中澳兩國間的投資流向就會發現，兩國間的投資流向在2000年以前是“一邊倒”地流入中國，而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2010年以後，兩國間的投資流向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對澳投資額逐漸多於澳方對華投資額。可以説，如果沒有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全球鉅額投資在改革開放後流入中國，也難有中國經濟今日所取得的矚目成就。即便是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的投資流入國。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與發展既離不開外部世界的投資，也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互利合作。
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疫情的疊加危害中，中國之所以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走出經濟負增長的泥潭，是因為中國堅定地實施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中國方案”，大力推動5G與數字貨幣等新技術的運用，加快海南自貿區、大灣區以及長三角的對外開放力度。“中國方案”不僅有效地遏制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而且使中國很可能成為今年唯一能夠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世界大國。一些國際經濟的權威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均預測明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可望猛增至8%。事實雄辯地説明，澳大利亞某些政客企圖通過與中國經濟“半脱鈎”（只要中國的市場，不要中國產品和投資），甚至是“全脱鈎”的方式來遏制中國發展的想法不僅荒謬，而且只會最大程度地傷害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和民眾的福祉。離開澳大利亞，中國產品和投資找到新的市場和投資目的地的難度並不太大。但是澳大利亞要想找到替代中國的龐大的出口市場、物美價廉的進口商品供給和實力雄厚的投資者卻是殊為不易的。
看到澳大利亞近年來不斷攀升的失業率、蝸行老舊的鐵路線路、拋荒十多年的“北部大開發”、民眾越來越付不起的電費、遠遠落後於亞洲國家的網速，人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澳大利亞前總理霍華德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告誡：應當“歡迎中國崛起”，“敵視和遏制中國不僅有害，而且危險”。的確，與中國“脱鈎”不僅不會令中國再度陷於貧窮和落後，反而只會令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預言成真：澳大利亞將淪為亞太地區的貧窮國家。堪培拉如果真想讓自己的對華政策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就必須登高望遠，切實摒棄冷戰思維，順應世界和平、發展、共贏的潮流。（作者是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