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第三方支付違規問題，監管重拳出擊。8月18日，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年內央行至少已對支付機構開出41張罰單，被罰沒金額共計2.665億元，其中28張是機構涉反洗錢違規被罰，累計被罰金額高達2.634億元。從處罰類型來看，違反反洗錢規定、銀行卡收單管理辦法等是機構違規“重災區”，機構因反洗錢被罰的金額最高，而銀行卡收單和支付結算領域違規問題也較為突出。
罰沒2.665億元
超史上單年罰單總額
再現第三方支付機構被罰。據央行瀋陽分行8月11日公佈的行政處罰信息公示表，第三方支付機構北京暢捷通支付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暢捷通支付”）遼寧分公司、易生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易生支付”）瀋陽分公司，因未按規定履行客户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分別被央行瀋陽分行處罰40萬元、37萬元。
同時，因對違法違規行為負有直接責任，暢捷通支付遼寧分公司總經理吳倩被罰2萬元，易生支付瀋陽分公司總經理李長民被罰2.5萬元。
針對此次處罰事件及後期整改事項，北京商報記者嘗試對暢捷通支付、易生支付兩家公司進行採訪，但多次撥打暢捷通支付電話均未獲接聽，截至發稿前也未獲得易生支付方面進一步回應。不過，從違規事由來看，兩家公司均涉及反洗錢違規被罰。
前述案例只是支付機構頻繁被罰的一個縮影。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第三方支付行業年內已收到至少41張監管罰單，被罰沒金額合計2.665億元，已超過歷史上單年罰單總額。
41張罰單中，百萬級罰單有11張，被罰機構包括易生支付、銀盈通支付、開聯通支付
、中付支付、敏付科技、新浪支付等；千萬級罰單達5張，其中商銀信公司涉16項違規行為一次性被罰1.16億元，刷新支付罰單最高紀錄。
“年內央行對支付機構開出41張罰單，表明監管對支付合規工作的充分重視，反映出支付行業從重從嚴監管的態勢。”麻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蘇筱芮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從處罰金額、頻次等來看，今年支付罰單具有如下特徵：一是處罰頻次增加，伴隨着監管頂層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監管科技水平的精進，違規機構的“小動作”已難以藏身，發現一起、查處一起；二是金額屢破新高，對於違規情形惡劣、違規次數較多的“累犯”型機構，監管通過重罰表明其根治亂象的決心。
“雙罰”顯著
監管反洗錢未雨綢繆
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41張罰單中， 28張是機構涉洗錢等問題被罰。今年以來，除了對機構層面處罰，監管對責任人的個體處罰力度也在加大。
具體來看，涉反洗錢問題被罰的機構中，包括開店寶、財付通、福建一卡通、商銀信、敏付科技、匯聯通、新浪支付、國通星驛等機構均未逃過“雙罰”。在單次罰單中，從商銀信員工合計被罰65萬元、銀盈通支付員工被罰65萬元、開聯通支付員工共被罰48.4萬元等案例便可窺出，監管對違規行為擔責的機構員工處罰金額也在加碼。
“從被處罰的個人類型來看，既有管理層如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也有業務部門負責人，涉及風控、運營等關鍵部門，表明監管的靶向性和精準性正不斷提升。”蘇筱芮如是評價道。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規定，支付機構涉反洗錢問題被罰，主要違反七大紅線，包括未按照規定履行客户身份識別義務，未按照規定保存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照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户進行交易或者為客户開立匿名賬户、假名賬户，違反保密規定、泄露有關信息，拒絕、阻礙反洗錢檢查、調查，拒絕提供調查材料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材料等行為。
觀察處罰事由，未按照規定履行客户身份識別義務，未按照規定保存客户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照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已成機構被罰的“通病”。
易觀支付行業資深分析師王蓬博認為，今年反洗錢監管罰單頻出，無論是金額還是頻次均超出往年，一方面折射出機構的違規情形有所加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監管機構的未雨綢繆，加大了對支付機構的檢查力度。在他看來，當前，因為反洗錢規則非常細，因涉及商户量廣、交易量多，客户身份識別、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報送等，仍是支付機構反洗錢工作中的攻堅難點。
轉型關鍵期
探索柔性監管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洗錢、涉賭涉詐等支付黑灰產，多部門重拳出擊，且監管力度持續加大。中國支付清算協會近日召開防賭反賭研討會，央行、銀保監會、外匯局等多個金融監管部門表示，將進一步加強銀行卡跨境交易管理，完善支付清算業務流程，斬斷涉賭資金鍊。外匯局管理檢查司副司長肖勝指出，外匯局將繼續堅持打擊賭博，各支付清算服務主體也要進一步健全內控機制，提升科技運用水平，有針對性地加強身份識別和對涉賭資金與賬户的風控。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除了因涉反洗錢問題被罰外，也不乏多家支付機構因為銀行卡收單、支付結算及備付金問題被罰，其中銀行卡收單違規問題最為突出，包括未備案進行收單、超範圍開展收單、未按規定進行收單銀行結算賬户管理等。
“從多次被罰機構的業務類型來看，重點業務為銀行卡收單的機構更容易踩到紅線。”對於支付機構後期發展，蘇筱芮建議，機構應從制度方面進行規範，例如針對風險較高的交易制定專門的風險管理制度，加強特約商户管理；同時需要優化合規管理架構，引入合規、反洗錢領域的專門人才，深入學習和研究合規工作的監管要求；其次，應根據制度細化落實各項措施，例如建立收單交易風險監測系統，建立特約商户信息管理系統，藉助科技手段將合規工作抓實抓細。
“最後，應警惕各項紅線，機構不得挪用結算資金，如發現可疑交易和涉及洗錢、欺詐等風險事件的，需立即採取措施；發現涉嫌違法犯罪的，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蘇筱芮稱。
不過，王蓬博也指出，當前支付行業正處於轉型關鍵期，不少機構已在向產業互聯網、傳統行業數字化改造服務等方面靠攏，但是轉型需要成本、客户及不斷的投入等，在轉型中，不少機構會迫於經營壓力，不得不向一些灰色業務方面傾斜。
在一位資深行業人士看來，罰單壓頂、經營艱難的情況下，很多支付機構的生存能力每況愈下。此背景下，監管應在增強金融風險技防能力的同時，進一步探索柔性監管。
北京商報記者 嶽品瑜 劉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