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美國選情依然膠着，在拜登距離白宮一步之遙間，是美國國內進一步惡化的政治分化、社會分裂現象，也由此陡生出更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中美關係？
11月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回應美國總統選舉對中美關係影響時指出，保持和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共同期待。
“經貿仍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何偉文接受文匯記者採訪時表示。
舊金山乍暖還寒。
1999年4月，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李肇星代表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準備前往舊金山，出席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年會。作為駐舊金山總領館的商務參贊，何偉文接到一項任務——為李肇星擬寫發言稿，要求簡短，就一頁紙，幾百字。
時值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的第二個任期，中美關係一路跌宕。1997年美國部分政客和媒體惡意渲染中國對美“政治獻金”；次年，臭名昭著的考克斯報告無中生有地攻擊中國“盜竊美國核機密”。
提筆，何偉文想起剛剛在西雅圖參加活動時，與駐美使館商務處一名同事的通話。同事説，華盛頓對華政治氣氛冷淡。
怎麼寫這一頁？
他落筆，“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8年加州對世界出口下降了6%，但對中國出口增長了13%。換言之，中國是加州出口唯一實現增長的地方。”
寫畢回覆李肇星，“連一頁紙都不到。”
“加州和中國的合作，前途光明。” 當晚年會，李肇星話音剛落，台下商界人士掌聲雷動。彼時，何偉文並不在現場，但向文匯記者回憶21年前的情景，栩栩如生。
世貿中心協會年會結束兩個月，何偉文在硅谷中心聖何塞的一場招待會上見到了對中國曆來不大友好的聯邦眾議員湯姆·坎貝爾。
何偉文告訴坎貝爾，“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9年上半年硅谷對亞洲出口出現負增長，唯有對中國出口增長50%。”
“他聽聞，立刻豎起大拇指，説‘我一定要叫我女兒學中文！’。”何偉文回憶。
這是一個何偉文在很多場合都會講述的故事，每每講到“豎起大拇指”這一橋段都會下意識地停頓，而後莞爾。這個細節烙印之深，源於他在駐舊金山和紐約總領事館擔任6年商務參贊期間，切實推進中美地方經濟工作後的入微體察——雙邊關係的根基還是在企業和民間。
歷久數十載而彌新。
2019年5月，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邀請召集全美10多個州的州長、副州長以及經濟工作方面的負責人，不分黨派，問他們如何從州的角度看待中美貿易。所有的州的與會代表一致表示，支持跟中國貿易。
堅實的數據為與會代表不約而同的支持提供了底氣。
20餘年間，美國幾千家外資企業一直在中國投資。2019年的營業額達7000億美元，利潤達500億美元，銷售利潤率在7%左右。
時至今日，言及美國大選後中美關係的走向，何偉文一如21年前擬寫發言稿時的言簡意賅，“中美經貿是雙邊關係的‘壓艙石’這點未變。”
“‘壓艙石’指的是企業之間的貿易，生產和投資上的合作以及技術層面的合作，這些是企業之間的、地方之間的，體現的是經濟行為、市場行為，不以政治力量為轉移。”他表示。
何偉文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對話何偉文：
上層建築不可能推翻經濟
文匯：中美建交以來，如何看待雙邊經貿關係的發展？
何偉文：如果我們把中美經貿放在兩國建交41年的歷史中看，雖然歷經風浪，但依然取得了從未所有過的迅速增長。1979年中美雙邊貿易只有24億美元，到了2019年達到5400億美元，可以説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後，世界上沒有兩個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像中美貿易這般增長迅速。
如果我們再往前看，今後40年，我們可以看到雙邊還會取得更大的發展。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幾年的困難，只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插曲。
細分一下這41年，80年代是中美貿易起步階段，比較重要的一個事件是1986年中國申請“復關”，主要是跟美國談，那時候美國是比較配合的。
第二個階段是90年代到2000年。這個階段碰到很多問題，93年克林頓上台之初，雙邊關係陡然驟降，後來逐步恢復；但到了1999年，政治關係一度非常緊張，中美也因此停止了中國入世（WTO）談判。後來到8月份，美方主動提出希望恢復談判，我們給出了積極回應，雙方才得以繼續，並於當年11月15日達成歷史性協議。
這期間雙方在經貿領域也有很多矛盾，中美之間有三次關於知識產權市和市場準入的談判，最後都達成了協議。儘管這段時期非常曲折，卻是中美雙邊貿易投資大幅度增長的年代。
第三階段是從2001年到2016年。這16年繼續了90年代繼續增長的勢頭，特別是從金融危機以後，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大幅度增長。以致一度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投資。當時設想，如果中國對美投資達到一定的規模比如1500億，那麼中美經貿關係其實就穩定了。但2016年起，中國對美投資急劇下滑。在金融危機以後，美國對中國各方面的指責較多，但雙方因為有各種對話機制，所以總體上尚可管控，經貿也起到了雙邊關係中“壓艙石”的作用。
第四個階段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後。雙方有合作但鬥爭矛盾持續上升，直至現在。
文匯：如何理解經貿在當前雙邊關係中的作用？
何偉文：中美經貿是雙邊關係的“壓艙石”這點沒變。從目前來看，中美髮生貿易摩擦兩年有餘，但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還是增長的。
從貿易的角度看，今年二季度和7月份，中美雙邊貿易特別是中國對美出口出現回升。如果到年底能夠保持這個勢頭，肯定比去年呈正增長。而僅7月單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超過了2018年的月平均水平。這説明了雙邊貿易是一種市場行為、經濟行為。
再者，中美產業互補，而且不僅是雙邊的產業鏈，是全球產業鏈中的交織性互補。那麼在複雜的產業鏈裏面，中國和美國各自是什麼地位？1995年世貿組織環繞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心；2015年德國中心淡化；在亞洲，中國中心取代了日本。目前在德美中三個中心中，中國中心最大，是全球產業鏈的重要樞紐點，這種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客觀事實。
中國進口為美國創造了就業
文匯：美方以貿易逆差為藉口，宣稱要把製造業帶回國內。那麼貿易逆差是否導致美國喪失了製造業就業？
何偉文：貿易逆差跟美國就業基本上沒有關係。
美國貿易逆差最嚴重的時候是90年代，10年間美國的全球貿易逆差從1110億增加到4240億，但是製造業就業基本沒有減少，因為當時是美國工業生產最好的時候。
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在全球的貿易逆差減少了800個億，製造業就業也沒有減少，他執政8年失業率反而下降。特朗普上台後，逆差急劇上升，但失業率一度降到47年最低點。
再分行業來看，2018年美國產生貿易逆差的主要六大部門，計算機、電子化工、運輸設備、航空飛機機件及零部件、機械電氣設備，服裝，六大類裏逆差減少的只有服裝；然後看就業，所有的部門就業都增加了，但只有服裝就業減少。
美國失業最嚴重的時候是在金融危機期間，200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減少了110萬人，但是那年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減少了3126億。而如今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11%，這和20年前我駐美從事外交工作時的比重相差無幾。
所以就業的相關浮動主要是經濟週期造成的，特朗普編了一個故事。
根據世貿組織有關研究，就業減少的原因中，貿易佔12%的因素，88%源於技術進步。比如航空航天領域，美國從2012到2017年，順差從703億增加到826億。那麼順差有沒有創造就業？沒有，而且正好相反。這個行業這五年減少了1.4萬的崗位，其中第一線非管理人員就業減少了9.5%。原因在於這個行業是技術進步最快的領域。
文匯：如果説貿易逆差跟經濟週期相關，那麼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中獲得了哪些利好？
何偉文：實際上進口創造就業，但美國不説。
2002年我在紐約當經濟參贊，以碼頭倉儲為例，當時中遠集團的集裝箱直掛波士頓港口，裝的自然從中國進口的貨物，但來一艘集裝箱船就可以創造6000個碼頭裝卸和儲運就業工時。當時接收典禮非常隆重。該州的參議員，後來擔任過國務卿的克里在參議院發了一個動議，表彰中遠為解決美國就業做出的貢獻，全票通過。説明美國國會認可從中國進口為美國創造了就業。
其次創造零售。就美國玩具而言，2019年3月玩具零售一共就業12.97萬人，而玩具88.3%是從中國進口的。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從中國的進口創造了玩具零售業很大部分就業。
那麼按照這樣算，從中國的進口為美國倉儲碼頭、後勤、零售等等創造了多少就業？美國政客光説進口是減少就業，出口是增加就業，是一種政治手段，是對事實“選擇性失聰”，是為了迎合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
文匯：美國對中美經貿存在哪些戰略誤判？
何偉文：最大的誤判是以為沒有美國中國就活不下去了。從2018年上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美國在中國整個全球貿易中的比重下降了2.2個百分點，東盟的比重上升了2個點，歐盟上升1.2個點，毫不客氣地填補了美國讓出的地盤。
我們現在整個全球貿易中，2020年1到5月，亞洲佔中國對全球出口52.5%，歐洲19%，北美只有14%多一些，所以不存在沒有美國就活不下去。如是發展，將來美國的比重會降到10%以下。
至於所謂技術來源主要靠美國，美國固然是不少先進技術的來源，但其實也不盡然。美國最先進的技術是不賣給中國的。很多製造技術不是靠美國，即便是核心的信息技術，對美國依賴的比重也有所不同。比如芯片進口，我們從美國的進口只佔8.8%，主要來源韓國和日本。當然回到現實的角度，中美雙方還是應該尋求合作，尋求共贏。
美國無法阻擋中國復興
文匯：您提到經貿作為“壓艙石”，其中一個主要表現是中美企業之間和地方之間的合作。1997年到2003年，您曾擔任中國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您的具體任務中就有推動同美國地方的經濟關係，協助當地中資企業的發展，解決貿易糾紛等。在您看來，美國地方以及企業與中國合作的意願如何？ 合作基礎如何？
何偉文：我在舊金山領館時，西部五個州里面，一個州、一個州的產品排隊，項目排隊，做什麼事情人家都歡迎。
幾年前中國曾在阿拉巴馬州威爾科科斯縣松山鎮投資建設精密銅管廠，投資3個億，解決500人就業。這個縣是個林區，沒有工業，一下子解決這麼多勞動力，當地人非常高興。這就是一種雙贏的合作模式，既有當地老百姓的支持，又有當地政府背書。
文匯：實際推行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自上而下的政治阻力？
何偉文：當時在州的層面幾乎暢通無阻，他們巴不得。歷史不是華盛頓創造的，我們做的不是推行中國的價值觀，而是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真正與他們展開合作。去年5月布魯金斯學會邀請了10多個州的州長、副州長以及經濟方面的負責人，問他們如何從州的角度看中美貿易，所有的州一邊倒，支持跟中國貿易。
文匯：對促進地方經貿交流方面有何建議？
何偉文：從經貿來講，其實主要還是企業間的合作。前面説的精密銅管廠，中國的公司給他們投資建廠，做空調管，創造當地就業和税收，地方政府層面是不會阻礙的。
我們要搞一些草根項目，切合當地民眾的需要，實實在在為他們解決就業、解決税收，目前儘量避免涉及特別敏感的高端領域。其實此前，我們還建議投資鋼鐵廠，中國在對那些老廠轉型升級方面很有經驗，讓其脱離虧損完全能做到。
文匯：中國怎樣應對雙邊政治關係對經貿合作帶來的影響？
何偉文：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矛盾的尖鋭性還將長期存在，但2020-2022這三年是比較複雜的時刻。但這三年也是充滿變化的時候，中美從經濟規模上講，會發生有利於我方的變化。
我們一方面要善於鬥爭，同時也不要忘記合作，兩個方略並行。中美合作符合兩國廣大地方、企業和人民的利益，少數人既阻擋不了中國的復興，也阻擋不了兩國的經貿互利合作。
作者：蘇展
編輯：蘇展
責任編輯：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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