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拜登能不能依靠郵寄選票實現翻盤、從而贏得大選（這種情況大概會是2000年重演），2020年大選的民調機構都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供後世恥笑。
大選前的最後一組民調顯示：拜登在全國層面領先大約8個百分點，在戰場州領先大約3個百分點。現在，無論戰場州的結果如何，全國形勢已經很明朗了：懂王僅僅落後1.6個百分點，與四年前相仿。高達6個百分點的錯判，簡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我們無需指出民調在部分戰場州錯的有多離譜——認為拜登在得克薩斯只落後2個百分點（導致他錯誤地在此投入大量資源）；認為懂王在俄亥俄與拜登是五五開（其實懂王乾脆利落地贏了8個百分點）；認為拜登在鐵鏽地帶的優勢很穩固（其實三個州都處於膠着狀態）……
總而言之，這是一次民調失敗的總記錄，甚至比四年前的失敗還徹底。四年前，民調機構還可以歸咎於“十一月驚奇”（FBI重啓郵件門調查），而今年沒有這種驚奇了。過去四年，媒體和民調機構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錯誤、改進民調取樣方式，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毫無作用；或許有副作用？
當然，懂王還沒有贏得選舉。拜登完全有可能後來居上，依靠郵寄選票險勝。但是，即便如此，民調還是徹頭徹尾地錯了，因為他們期待的是一場“藍色巨浪”。某些愚蠢的媒體甚至討論過拜登能不能複製里根在1984年創造的奇蹟，把懂王的鐵票統統翻過來。想多了。
千言萬語，萬語千言：民調不靠譜，誰信民調誰就傻了。那麼，民調到底錯在哪裏了呢？換句話説，民調機構究竟應該如何改變，才能避免再次被羞辱呢？
對於這個問題，本怪盜團團長比較有發言權，因為我做過很多草根調研，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場失敗發生在四年多以前，恰恰是懂王第一次選舉前三個月。當時我就職於某外資投行（名字就不點了），往返於北京和香港之間，看着一大堆靠譜或不靠譜的A股 港股小股票。我的這個老東家有一個引以為傲的下屬機構，叫做“證據實驗室”——聽名字就很高大上的樣子。
“證據實驗室”的主要職能是通過線上調研、線下訪談等方式，提供第一手的草根信息，從而指導投資決策。一般投資者獲得信息的方式，無非是去上市公司拜訪、讀財報、找專家諮詢等；這些全部是“自上而下”的調研方式。老東家在全球每個主要國家都設立了“證據實驗室”，據説在中國就覆蓋了全部一二線城市和部分三線城市，能夠提供“自下而上”的寶貴信息。我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非常興奮，迫不及待地想讓“證據實驗室”為我服務。但是，等了半年才輪到我。
因為“證據實驗室”非常昂貴，搞一次涉及幾萬人的問卷調查要投入幾十萬乃至上百萬費用，還要涉及數十名全職或外包員工，所以流程非常緩慢。經過半年鍥而不捨地申請，我終於獲准利用“證據實驗室”對中國的電影行業進行調研。當時是2016年二季度，電影市場從高速增長驟然轉入下滑軌道，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下滑是暫時的嗎？電影行業還值不值得投資，如果值得，那麼應該下注哪些公司？
“證據實驗室”花了三個月進行了大範圍問卷調查，覆蓋了來自所有省會城市和部分三線城市的上萬名消費者。我在當年7月拿到了結論，令我大開眼界：
1.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未來半年會提高去電影院的頻率，而且認為電影是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絕大部分受訪者並不認為現在的電影票價偏貴，而且可以接受10-20%的票價上漲。
3.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相比好萊塢電影，他們更喜歡國產電影，而且愛看各種各樣的國產電影。
4.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流媒體和短視頻的普及不會影響他們對線下看電影的興趣。
根據上述資料，毫無疑問，中國電影行業將在半年內經歷一波盪氣迴腸的反彈，觀影人數和票價都可以上升，國產片的市場份額也可以上升……你還能找到比這更樂觀的行業嗎？説實話，這個結論樂觀得太過分了，但是我覺得，既然“證據實驗室”花了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用科學方法做了這麼一個科學調查，那麼總不可能是錯的吧？至少方向正確吧？
於是，本怪盜團團長以上述民調數據為基礎，撰寫了一系列唱多中國電影行業的研究報告。今天回想起來，我恨不得穿越回去徹底撕毀報告草稿——簡直是丟人現眼。直到2017年8月（整整一年以後），電影市場才觸底反彈，而且迄今也沒有恢復過2013-15年的驚人增速。電影票價多年沒有上漲，觀影人次增長非常緩慢；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在2017年上半年暴跌了一波。錯的這麼徹底，也是沒誰了。
此後的四年，我一直在捫心自問：到底哪裏錯了？為什麼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錯了？事實上，我應該在閲讀原始數據時，就發現一些疑點，足以證明這次民調有嚴重瑕疵：
1.大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平均每月去一次電影院。這是不可能的：當年中國人均每年觀影只有1次，在一線城市也只有4次。平均每月看一次電影，就算在美國的大城市也不可能發生。
2.大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最經常使用“淘寶電影”（即淘票票）購買電影票，比例遠遠超過了淘票票官方公佈的數字。有可能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回答問題。
3.在被問及“你喜歡看哪些類型的電影”時，許多受訪者勾選了全部選項，或者至少勾選了大部分選項。消費者會愛看一切類型的電影嗎？要麼調查方法有問題，要麼數據源頭有問題。
後來我又做過一些類似的民調。慢慢的，我發現了民調這種調研方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無論由誰去做民調，無論用什麼科學手段做，都不能消除民調本身的巨大劣勢。讓我總結一下民調的可悲之處：
首先，受訪者往往不會認真對待民調。試想想，你在吃飯或看電視時接到一個電話，詢問你更支持懂王還是拜登，或者你平均多久去一次電影院；你有多大概率認真回答？可能你會憑印象隨便説個答案，可能你會惡作劇地説個假答案。在這種5-10分鐘的短暫交流中，你會透露什麼心聲嗎？
其次，受訪者的回答受到了調查者的明確影響。例如，在那次失敗的“電影行業民調”當中，我們的問卷措辭比較樂觀；從設計者到執行者，大家骨子裏都是希望電影行業實現良好增長的（否則還怎麼賺錢）。這種樂觀的潛意識傳導給了受訪者，他們不願讓我們失望，就給出了讓我們滿意的回答。就像你接到一個電話：“請問您支持拜登還是懂王呢？”從民調機構的名字中，你知道他們大概率是希望拜登贏的，所以你就順着他們回答了。
再次，受訪者在潛意識裏都不希望被“孤立”，或者被視為“低人一等”。例如，在電影票價的問題上，他們會想：“如果我説30塊錢的電影票太貴了，不等於承認自己很窮嗎？”在國產片VS好萊塢影片的問題上，他們會想：“自稱愛看國產片，是不是會顯得更支持國貨、更正確呢？”雖然調研員不會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但是潛意識仍然會阻止他們説出真話。
我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絕大部分人都沒有曬過任何在拼多多買的東西，但是1/4的人關注了拼多多的微信公眾號（説明至少使用過一次拼多多小程序）。絕大部分人都自稱工作很忙、不玩遊戲，但是有一半人出現在了《王者榮耀》遊戲號的排行榜當中。説到底，對於金融圈或互聯網圈的專業人士來説，玩遊戲會有玩物喪志、不務正業的嫌疑，而在拼多多買便宜貨則對個人經濟形象不利。所以大家都默契地選擇了不去宣傳。
如果在微信好友這樣的強社交關係當中，都普遍存在着“言不由衷”“經營人設”的狀況，那麼可想而知——那些萍水相逢的民調會有多大價值？
自從2017年以後，我從來沒有使用過民調這個工具。我覺得，可靠的草根調研方式有兩個：第一是以爬蟲、衞星圖、大數據等純粹的技術手段，去獲得“客觀的”數據；第二是以一對一訪談、喝茶乃至喝酒聊天等手段，去獲得“深度的”認識。民調則兩頭落空，既不客觀又不深度。
用專業手段進行的大範圍民調可能還有一點參考價值，用業餘手段進行的不科學民調則一無是處（甚至有負作用）。我還記得2019年11月，某券商分析師組織了50名同事品嚐瑞幸咖啡，得出了“大部分人喜愛瑞幸咖啡口味”的民調結論。我不知道樣本數僅僅為50人的民調有什麼參考意義……
不過，我們還需要正視並回答一個問題：
在2016年以前，民調對總統選舉的預測大致還是有用的，誤差不會特別大。為什麼2016年以來就變得如此離譜了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得分兩方面回答。我不是統計學與心理學方面的專家，我只能根據我的主觀感受提供一些備選答案：
首先，隨着社交網絡的崛起，人們的社交圈子大幅擴展了，社交頻率也大幅提升了。無論你在刷朋友圈還是推特，你都是在“社交”。所以，人們對於“社交孤立”乃至“社會化死亡”的恐懼也與日俱增。人們越來越不願意表達與主流觀點相悖的觀點，這種本能已經刻在了人們的腦海深處。這就是成千上萬的“沉默的懂王粉絲”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
其次，懂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候選人，他的人設和行為邏輯都是前所未有的。因為他是一個特異點，所以在制訂關於他的調查問卷時要特別小心，詢問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因為民調機構從來沒有理解過懂王這個人以及他代表的利益，也就永遠無法正確地做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