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記者李曉丹2021年的中國經濟增長數據會比較好看，但仍然面臨多重挑戰，最應該關注的是就業和債務問題。11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發佈《邁向雙循環新格局的中國宏觀經濟》報告。報告預測，2020年四季度GDP增速為5.9%，全年GDP增速2.3%；2021全年GDP實際增速將達到8.1%，並呈現出前高後低的運行態勢，一季度可達11.4%，但四季度則下滑至5.4%左右。
報告測算，如果明年GDP名義增長幅度如預測的達到8.9%，財政預算收入增速則可以達到9%左右，明年財政實際支出規模可以達到23萬億元左右，比2020年支出規模依然要高1.5%。
劉元春表示，2021年要高度重視政府債務率的快速上升，超常規的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第二季度逐步向常規性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轉變。
對於財政政策的轉變，劉元春建議，預算財政赤字率可以從2020年3.6%下滑到3%左右；應該考慮取消特別國債，專項債的規模也要下調，對於特殊行業、特殊主體要制定新一輪的退坡計劃和政策；對於地區財政的困難程度要有新一輪的辦法，而不是簡單化；重點配合新發展格局的戰略佈局進行財政支出結構的重點調整，加強科技創新攻關，積極對接新的擴大內需戰略。
2020年前10個月新增就業超過1千萬，已經提前三個月完成全年的就業目標，同時城鎮調查失業率在10月下降至5.3%。但劉元春發現，新增就業同比下降了18%，二是農民工外出勞動力同比下降了2.1%，保就業依然是很艱鉅的任務。
劉元春分析，2020年的碩士、博士招生延遲了約60萬人的就業，農民工也少了200-300萬的就業，再加上一部分彈性就業，明年的就業壓力就會隨着經濟的常態化而顯現出來，因此常規政策的退出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不能一下子撤得太猛。
貨幣政策方面，劉元春則認為，貨幣政策雖然在2020年三季度已經開始做出微調，但貸款規模、全社會融資總量以及貨幣供應量等參數的增長速度依然大幅度高於名義GDP增速，2021年名義GDP增速將提升到9%左右，貨幣政策參數在2021年也要進一步地適度調整。
“2020年實現V型反轉，但是復甦的基礎不紮實。”劉元春認為，宏觀政策一方面要防止實體經濟持續低迷條件下資金的脱實向虛帶來的泡沫化問題，防止政策退出和債務調整之間的資金鍊斷裂導致的風險疊加，另一方面也要重視目前利息償還可能佔到GDP的16%，這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在當天的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為了實現“六保”、“六穩”政策落實，財政付出的成本包括把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2.8%上調到3.6%，發行了1萬億元抗擊新冠疫情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券發行額度增長1.6萬億元，達到3.75萬億元。
朱光耀也認為，利息的支出是計入次年預算的經常項目支出，因此利息成本的上升需要非常警惕。
2020年10月中國廣義貨幣M2相比去年同期增長10.5%，同去年10月底相比，M2上升了2.1%。“中國的貨幣政策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強調要靈活適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怎麼樣有效地結合，怎麼樣能夠通過這兩個主要政策的結合有效地降低融資成本，在新的一年，是非常重要的。”朱光耀説。
隨着全球疫情的發展，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引起更大的討論。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多數國家利率降到0，依靠國債和赤字融資這樣的工具已經不能應對經濟問題，於是開始用央行的擴表、縮表來影響經濟，目前則是進入到了第三個模式，貨幣和財政的互相融合，也就是目前看到的財政政策貨幣化、貨幣政策財政化。
“這對於貨幣政策來説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曹遠征説。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對於當前經濟，主要擔心三件事情：第一，如何保證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第二，中國經濟的問題出在槓桿的結構而不是總的槓桿率，不能再盲目實行第二輪去槓桿；第三，房地產調控不是一味地限制融資，而是應該增加土地供應。
對於近期出現的債務違約問題，李稻葵表示，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還比較高，包括城鎮化在內的投資仍有巨大空間，目前的槓桿率算是比較正常的，違約也是一個“排毒”的過程，大家都關注企業債務風險，其實更應該關注地方債務違約風險。
李稻葵認為地方債務的問題是週期短、利息高，一個可行的化解辦法是將一部分地方債務轉變為國債，目前國債佔GDP的比重約15%，加上國開行持有的部分，整體佔到GDP的30%，將地方債務風險清理出清後，可以重新制定規則約束地方發債，促使其良性發展，而不是再去整體去槓桿。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則提醒中國經濟正在面臨的另一個問題，人口紅利的消失正在帶來兩個衝擊：一是勞動人口減少，二是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這都會降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蔡昉認為，中國的勞動齡人口已經在2010年到達峯值，人口拐點會出現在2025年。
人口負增長意味着人力資本短缺，還帶來資本回報率的下降，資本報酬遞減，又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改善的速度放慢等一系列影響，這都會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中國目前的自然失業率在5%左右。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從區域經濟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改變。
沿海地區參與國際大循環面臨着新的挑戰，已經發生了兩輪產業外移，新冠疫情會導致進一步的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壓力，而內需和外需市場的變化則使得內陸地區的位勢上升。
最近幾年，隨着要素成本的提高和中美經貿摩擦的加劇，沿海地區外貿受到了比較大的衝擊，沿海省份外貿的回落幅度都比較大。“十三五”規劃提出的19個城市羣，經濟總量佔全國超過了80%。特別這兩年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向世界級城市羣邁進，城市羣內部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這種同城化的態勢也在推進。
“地區間差距可能會呈現繼續擴大態勢，這也跟數字化轉型、創新性產業的集聚效益是有很大關聯性的。”王一鳴表示，創新活動對人力資本、科技要素、研發機構的要求更高，所以在空間上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這也推動了高端要素向平台的集聚，在區域政策協調中，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會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