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田軒
北京時間10月10日，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授予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菲利普·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 3名美國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
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三位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改善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提高了我們對於銀行在經濟危機期間所扮演角色的認知。他們的研究闡述了銀行出現的原因、如何降低銀行體系在危機中的脆弱程度，以及若銀行體系崩潰將加劇金融危機的後果。他們的研究對於金融市場監管和金融危機的應對都具有巨大的貢獻。
伯南克，前美聯儲主席，自2002年進入美聯儲成為理事至2014年以美聯儲主席的身份離任，伯南克也經歷了最真實的經濟環境的起伏和政策影響。而回顧他的職業生涯，卻是與學術研究密不可分的，他的研究對真實的經濟實踐也具備理論指導性意義。
伯南克，主要聚焦於宏觀經濟領域，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伯南克就一直致力於經濟蕭條與貨幣政策的研究工作，此後數年裏一直在探索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應對經濟衝擊的貨幣政策手段以及金融環境對經濟週期的影響。在貨幣主義學派的主要觀點的基礎上，他對於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給出了突破性解釋，深刻揭示了經濟蕭條中金融因素起到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充分揭示了經濟蕭條的本質之後，伯南克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理念，並對現實中的金融市場環境進行了剖析，提出金融市場的不完美性在經濟蕭條期會進一步惡化外部衝擊效應，並使得經濟衰退週期延長，銀行的擠兑便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基於理論研究，他後來與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後美聯儲政策的評論文章中，提出需要設定通貨膨脹的量化控制指標，對於貨幣政策的執行者也非常具有指導意義。
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兩位學者主要聚焦於金融中介（主要是銀行體系）的研究。我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期間與兩位學者曾經有一些接觸和交流，戴蒙德是一位非常紳士的學者，性格沉穩、十分具有風度。雖然成名已久，但還十分活躍，經常在各種學術會議上看到他的身影。有一個關於他流傳很久的未經證實的段子，是他早期的文章投稿從來沒有被拒稿過，這對於經常被拒稿率高達95%的國際頂級經濟學和金融學期刊“折磨”的科研人員來説，簡直不可思議。迪布維格則非常個性，頗有老頑童的氣質。他是一位資深音樂愛好者，會組織自己的樂隊。他近十幾年和國內學術界交流非常多，疫情前每年暑假都會在中國度過。我每次看到他都是身着一身唐裝，留着辮子。他喜歡秀中文，雖然有的時候不太容易聽明白他的意思。這一切當然和他娶了一位華人太太相關。兩位性格和風格迥異的學者在學術上卻碰撞出了非常奇妙的火花。
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兩位學者最為著名的便是共同創造了經典的銀行擠兑模型（D-D模型）。在1983年發表在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的一篇論文中，他們的銀行擠兑模型將存款人劃分為三種類型，通過儲蓄、消費、投資等行為與銀行建立起了一種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契約關係。但是在面對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突發外部衝擊，可能會引發大規模的現金提取行為，此時作為金融中介的銀行體系面臨着巨大的擠兑風險。若不加以干預，銀行體系崩潰可能會加劇風險的傳遞，從而帶來巨大的金融海嘯。而為應對這一風險，戴蒙德和迪布維格提出，銀行需以信用中介的形式存在，建立科學的信用評估機制，保證銀行信貸的質量。同時國家可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以政府發起的形式充當銀行體系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同時也為儲蓄者提供信心和最後的保障。故此，恰恰是因為存款保險的存在，其反而永遠都不會被使用。實際經驗也表明，在美國、歐洲等國建立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確實起到避免銀行擠兑導致銀行破產以及平抑金融風險的作用。他們的這個模型非常簡潔、乾淨和優雅，沒有炫技式的數學和故作高深的推理，卻有着非常直觀的經濟學直覺和深刻的經濟學洞見。
三位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的研究為後續學者現代銀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在我們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提供了科學的實踐依據，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的背景下，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們確實是實至名歸。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