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一條名為“K街”的東西向主幹道坐落在城市的西北部。過去，這裏聚集着大量的遊説集團，成為了醫藥集團、能源企業等各類特殊利益組織透過説客影響政策立法的標誌。近年來，許多遊説組織雖已搬出“K街”，但這一政治符號所代表的金權政治卻愈發影響美國的民主體制。
隨着誓言“抽乾澡澤”的特朗普入主白宮，這種情形更加明顯。而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拜登，承諾要掃除這一困擾政壇多年的現象。
匿名政治資金改革
從提高選舉資金週轉透明度到限制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PAC），拜登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來推動競選資金改革。當中尤其強調杜絕來自非盈利組織的競選資金這一項。
2010年以前，美國的政治規則規定企業及各類非盈利組織不得直接投資競選活動，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又稱PAC）是為數不多的合法支持議員及總統候選人的渠道，所有PAC由聯邦選舉委員會登記在冊。為使政治資金背後的利益關係更加公開透明，聯邦和各州法律規定這些PAC需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公佈背後的出資人。
2010年最高法院判決“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United v. FEC）一案後，非盈利組織——包括社會福利組織、工會和各類商會——可以在不公佈出資人的情況下、無上限地對競選活動進行投資，PAC的項目負責人也可直接與參選候選人討論政策。這就給了許多出資人以“社會福利組織”的名義，匿名投資選舉。自那以後，金權交易愈發合法化，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政治影響力大大加強，是為所謂SuperPAC的開端。
根據美國非牟利新聞機構公共誠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報道，2014年的中期選舉期間，在眾多支持現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資金中，傳統PAC外最大的資金來源為一個名為肯塔基機會聯盟（Kentucky Opportunity Coalition）的“社會福利組織”——聯盟在2014年的選舉中投入760萬美元，用於投放攻擊麥康奈爾競爭對手的廣告。而根據其提交給國税局的有關文件，該組織所進行的所有社會福祉活動，幾乎都與政治相關。
在2010年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許多出資者得以通過這種途徑，即透過“社會福利組織”、不公開自己的身份來把一位議員送進國會，包括反對減緩全球變暖政策的煤礦企業、不願意提高最低工資的零售企業、支持持槍權的武器製造商等等。為了更有效地影響政治決策，金主們更出現聯手投資的情況。競選候選人往往與人脈較廣的富豪聯合舉辦募款聚會，召集政治訴求相近的富豪，為競選集資。這些獲得了特殊利益團體資助並在競選期間相互討論政策的政治競選者，當選的幾率也大大增強。
事實上，PAC和SuperPAC之所以被允許創立，其初衷是為了納入企業、工會、個人的政治訴求，讓其能更好地在政治維度得到展現。然而在現實操作中，其過程卻明顯夾雜金權交易的弊端，乃至在2010年進一步鬆綁中愈發猖獗。代表某企業的SuperPAC雖然無法直接為某個競選人捐款，卻可以將錢用到廣告等間接影響選舉的方式中，且沒有金額上限。
還政於民
拜登在就職副總統時期，便見證了這一現象滲透白宮和國會，這也成為他推行政改的強烈來源。
長期追查政治資金的獨立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數據顯示，2010年前後的兩屆總統大選中，這些匿名政治獻金從2008年的1億美金增長到2012年的3億多美金，翻了整整3倍。
拜登在政綱中明言提出要取締社福組織的選舉投資，便是瞄準了美國當前體制下這種腐敗的“金權政治”，意圖還政於民。
與此同時，拜登還配備了一系列相關措施來確保匿名政治獻金不再匿名，包括改革聯邦競選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要求所有在聯邦選舉中投資超過1萬美元的組織向聯邦倫理委員會登記，並公佈其出資者名單；要求選前投放廣告的出資者即時公開身份等。更針對集合了個人、團體無上限政治資金的Super PAC——2010年最高法院聯合公民一案所引發的又一選舉資金組織——拜登亦稱將對其進行限制、使其獨立於競選活動及政黨。
撇清人事任命利害關係？
特朗普在任期內，給予不少華爾街高層及與各種商業利益有着糾葛的人物官職，其麾下諸如前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與天然氣及石油業有千絲萬縷的往來，現財政部長努欽（Steven Mnuchin）與金融及電影娛樂業關係甚密，現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更曾多年為軍工企業做説客。如今拜登勝選，民主黨也決心改變這種現況。
從拜登的政綱來看，拜登希望在作風上特朗普政府區分開來。拜登政綱中寫道，一旦當選，他將拓展奧巴馬和他本人執政時期有關遊説集團的行政令，並將其寫入法案，但除了區別於特朗普政府外，拜登很可能是為了迎合黨內左派的聲音，並沒有具言將如何“拓展”這一政策。
在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承諾中，自競選以來民主黨內部便頻繁向拜登施壓的人事倫理政策在政綱中卻沒有明確體現。這一政策要求過去作為説客任職於各類倡議機構（advocacy group）、或為各企業、利益集團謀利的人不得在兩年內在政府的相關職位任職，來避免利害衝突——這也是為了改變如今愈發異化的“旋轉門”制度，防止企業以“卸任公職後提供高薪職位”的方式影響從政者。奧巴馬政府時期就曾採取這一措施，但據美媒報道，當時作為副總統的拜登便對這些限制性該措施存疑。
更重要的是，許多曾為拜登工作的得力人手在過去四年恰恰在從事遊説方面的工作，這明顯將成為拜登組建自己政府班底的阻礙。這在接下來政府交接期間，面對輿論壓力，拜登很可能會採取更加折中的方法，儘量平衡倫理上的要求，但也不排除違背這一原則的人事任命。
從政綱整體方向來看，拜登不僅僅希望一掃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內部的“歪風邪氣”，更希望留下長久的政治遺產，剷除2010年聯合公民案以來籠罩着國會和白宮的金權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