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賢妻”蜕變為“總攻”，劉濤用了16年。16年過去，劉濤從《外來媳婦本地郎》(2000)裏的上海媳婦，變成了《歡樂頌》(2016)裏的上海CFO，這當然是一場“選角”的勝利。然而，以電視為媒介，劉濤的有趣之處還在於，它透視出當代女性自我想象的變化——她們不願再將自己定義為男人的附屬品，而是將自己命名為一種全新的性別氣質。
何謂“總攻”?注意，這不是一個動詞，更不是計劃經濟時代新聞標題裏常見的“向XX工程發起總攻”。準確地説，它是一個亞文化名詞。要解答什麼是“總攻”，首先要解答什麼是“攻”。最初，“攻”是一個BL小説概念，它用來指稱男男情侶中的主動方，與之相對的則是“受”。而“總攻”是把“攻”固定為一種日常狀態，即對任何一個“受”來説，他永遠是“攻”。可見，BL小説裏的“總攻”代表着一種魅力十足的性別氣質：主動、強勢、盡在掌控、霸氣外露。
然而，當“總攻”一詞進入主流文化併成為日常生活用語，那也就意味着，它已經被主流文化“收編”了。換言之，現在我們討論“總攻”時，不是在討論男男情侶，而是討論一種全新的性別想象，尤其是從女性主體出發的自我想象。以劉濤在《歡樂頌》裏所飾演的“安迪”為例，她就像BL小説的裏的“總攻”一樣，主動、強勢、盡在掌控、霸氣外露，然而，她是一個真正的異性戀，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都市高端寫字樓裏擁有一份高端的工作，海歸背景，收入體面，渾身ARMANI，開保時捷。如此説來，“總攻”不僅跨越了性別的亞文化邊界，更被賦予了全新的“階級”意涵。
我們必須明白，當女觀眾為“安迪”歡呼喝彩時，她們不只是在歡呼她的強勢人格，更是在歡呼她的經濟能力。反過來説，如果沒有如此強大的經濟能力做支撐，“安迪”的強勢人格也不會令人信服。其實，劉濤遠不是孤立的個案，如此的女性“總攻”或許還有劉嘉玲、張天愛等等，而她們所飾演的形象(特別是古裝形象)又是高度一致的。從“霓凰郡主”(劉濤，《琅琊榜》)，到“武則天”(劉嘉玲，《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再到“張芃芃”(張天愛，《太子妃升職記》)，皇親國戚，非富即貴，無一例外。在今天，我們真的無法想象一個貧窮的“總攻”會是什麼樣子，這很殘酷，卻也很現實。而這種想象力的匱乏恰恰表明，我們已深陷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萬物皆資本。
從“阿朱”到“安迪”，劉濤的電視形象演變史被不斷講述着，並一遍遍地激勵着當代女性觀眾，召喚着她們對於“成功”的渴求。與此同時，電視熒屏外的劉濤更延伸了她的“總攻”形象：賽車、拳擊、武術、跨界歌王，乃至成為樂視體育的新股東。從“明星研究”的視角看去，只有當一個演員(或歌手、模特)在文本內外的形象高度重疊時，她才真正成為了一個“明星”，她才真正具有了社會文化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上，劉濤崛起為“高齡偶像”絕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社會文化轉型的結果：“總攻”對女粉絲的吸引力正在於，她不僅是“大女人”的別名，更是資本的象徵。
然而，我們必須追問的是：為什麼當代女性如此渴望“總攻”?事實上，這裏的“渴望”有兩個層次：交際訴求與自我實現訴求。一方面，正如每個“安迪”的身後都有“邱瑩瑩”、“關雎爾”，她們需要這樣的榜樣，更需要這樣的朋友。在《歡樂頌》中，開車接送上下班、經濟糾紛調解、突發狀況處理等生活疑難，都是由“安迪”一手解決。“總攻”拓展了女性關係的可能性，她讓“姐妹情誼”(sisterhood)更趨多元。更重要的是，如此男友力MAX的形象竟是一個優雅美麗的都市女性，這投射出當代女性對男性伴侶的深深失望。怪不得女觀眾會驚呼：萬千男人還不如一個“安迪”實用!另一方面，在“攻”的前面加上一個“總”字，是讓“攻”的對象變得模糊泛化。進一步説，女人們試圖“攻”的不是具體的男人或女人，而是整個世界，這是一種具有反抗意味的性別態度。因此，在當代女性向的文化語境之內，“總攻”的定義應當被重新修正：不為誰而“攻”，只為自己而“攻”。這種獨立自主、自我供養、對自己負責的生活狀態，才是當代女性愛情萌發的前提。
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問題。從前，女性的愛情想象無非兩種——要麼是灰姑娘，等待男人經濟拯救;要麼是簡·愛，等待男人變得貧窮。而現在，她們還有第三種可能性：變身“總攻”，讓自己先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