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頒獎季也開始了，各路話題劇作紛紛上線。
但是整體質量好像都不如預期。
像是艾倫.索金導演，妮可.基德曼主演的《裏卡多一家》，mtc均分56，爛番茄新鮮度只有69%。
而卡司閃瞎眼的《不要抬頭》就更慘烈了，爛番茄新鮮度只有59%，mtc均分53。
一堆種子選手紛紛翻車，所以，我們還是把目光轉向其他小眾佳作吧。
比如，不久前，法國《電影手冊》就公佈了今年的十佳片單，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幾部。
夾在一堆大導的話題作之間，有一部來自瑞典的小眾影片——《女孩和蜘蛛》，低調的位列第八。
本片在豆瓣上看過的人數不多，評分也只有7.1分。
但細看評論，卻激起了大家的陣陣討論，紛紛表示觀影感受非常新鮮。
其實，它早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就已經飽受讚譽，拿下了奇遇單元的最佳導演獎和費比西獎。
導演佐爾徹兄弟，在前作《奇怪的貓咪》中，就已經穩定的輸出着自己的美學野心。
《奇怪的貓咪》
他們慣於用瑣碎的日常零件，構建出一個輕盈的高概念空間。
畫面中的一切，明明都是那麼的具體而普遍，但視聽所傳遞出的信息卻更逼近於一種曖昧的哲學聯想。
“聯想”也是理解他們電影的一個開關。
這部《女孩和蜘蛛》也是一樣，它的情節幾乎可以説是沒有。
我們只知道女孩瑪拉的室友麗莎要搬走了。
瑪拉似乎有些不滿，卻無法宣之於口，只能默默的目睹着一切的發生。
搬家工人來來往往，樓上樓下的鄰居擠在小房間裏錯身而過，很多無關緊要的過客在她腦海裏閃回。
就像一個連字成句的作文遊戲一樣，導演把一種模糊的感受和思考，具像化為一次微觀的“搬離”活動。
在採訪裏，作為雙胞胎的佐爾徹兄弟稱本片的靈感，就來自他們一方選擇了搬家。
兄弟用這種方法，故意切斷這種疲憊的“共生”關係。
（左：導演拉蒙·佐爾徹，右：西爾萬·佐爾徹）
因為，雙胞胎從生下來，就會比常人更敏鋭的感知到他人的存在，甚至能以彼此為樣本，細緻的體會到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微妙。
但這樣的便利，又讓他們很難從血緣帶來的牢固關係中跳出來，真正和外部建立聯繫。
在《女孩和蜘蛛》中，瑪拉對室友麗莎搬家的不滿，其實就來自於剝離一段穩定關係後的不安。
她無法接受驟然的變動，但又有些期待。
在瑪拉看來，搬家的麗莎和留在原地的自己，這個人來人往的公寓，外面待修的水泥路，陌生的新房客等等，就像一張蛛網。
而她是輕輕趴在上面，渴望結網停留的蜘蛛。
這也是當代我們，對世界的微妙感受。
所以，所謂的“女孩和蜘蛛”不是簡單的從屬或平行關係，而是“從女孩到蜘蛛”的一種動態聯想。
就像福柯率先將世界形容為“一個連接一些點和使它的線束交織在一起的網”，他所敏鋭感知到的就是一種時間感喪失，空間感的鮮活。
而在本片中，兩天一夜的時間如彈指一揮。
更為明顯的，是畫面中人物的站位永遠交錯縱橫，絕對不在一個平面上。
他們不斷被打開的門，敞開的窗，穿過的工人，走來走去、突然現身的鄰居所插入。
宣告着世界的真實性——根本沒有所謂的配角，他們只是恰好短暫的經過了鏡頭，在此之外，繼續着與主角同樣複雜的人生。
而在一堆中近景鏡頭裏，我們看不到未入畫的下半身，瑪拉到底在擺弄什麼。
甚至當畫面中的三人都把目光落向尖叫的寶寶時，鏡頭分毫不動，不為我們展示相應的內容。
它在有限的景框中提示着空間無限性，悖論般的把注意力引向畫面外那些未被聚焦的東西。
這些錯綜複雜的無數個關係結合起來，於是便形成了“空間”。
它不是一個屋子、一個球場、一個固定的東西。
而是一羣關係的集合，就像一本短篇小説的排列一樣，可以不按順序公平且隨機的展開任意一個故事。
導演正是輕盈的把握到了當代空間的這種共時性。
畫面內隨時都有樓上樓下的鄰居輪番上場，目不暇接，又自由的開始了自己的故事。
把別人的貓抱回去養的老太太，行動如鬼魅的女人，愛彈鋼琴的侍女等等。
每個人都是自己時間裏的絕對主角，幾分鐘後再斜過身子把鏡頭留給別人。
同樣，我們也必然滑入他人的故事扮演着一個邊角料。
就像一個立體立體的網，在每個折面上都有所不同，此消彼長的共生着。
《女孩和蜘蛛》中，網被具象為一張建築意義上的樓層平面圖。
那些材料、質地、丈量等等精密的東西，構成人類“築巢”的經緯，我們以這些符號系統來尋找自己的位置和規律。
片中的瑪拉選擇了PDF格式，因為PDF不可改動。
但同時，她又驚奇於PDF出現的亂碼。
就像你每天點開了微博，然後是小紅書，最後是淘寶。
這些規律的大網，帶來了安全感。
但又狂歡於它小小的失序，比如“xx崩了”總能在熱搜上引起一波激情參與。
我們需要安全，又渴望不傷人的小危險。
這樣的矛盾在人際關係上也是同理。
當建築的剛需，累加着窗户、隔音、門板時，鄰居們又想隔着陽台對話，一隻貓咪幾家人輪養，想要獨處又不捨自己的室友。
而每個角色表情又總是探究的、審視的。
所有對話也都若有所思的旁落，充滿觀察、示威、防禦和小心翼翼地妒忌。
在無數次的錯身動作中，沒有人實現了有效溝通。
媽媽和女兒交流困難，曖昧對象詞不達意，知心朋友轉瞬即逝。
但諷刺的是，瑪拉卻在大腦中，與遙遠藥店裏的少女，郵輪上的服務生深刻的共振，實現一種無聲的精神理解。
她在現實的交往中屢屢碰壁，只能不斷用皰疹、撞破的腦袋，倒在狗狗身上的咖啡等的小崩壞，來挑釁這個網狀的秩序。
又在一個心靈的層面上，渴望擁抱和被擁抱於這個世界。
這些温柔和暴力的交錯就像一場不斷變換站位的圓舞曲，我們藉此調整、挪動着自己在蛛網中的站位。
柏林電影節給本片的官方推薦詞是“對充滿悖論的疫情時代的一次總結”。
當我們把蜘蛛築巢的行動擴大化，展開自由的聯想時就會明白，
悖論一直都在，只是疫情讓它們空前明顯了起來。
瑪拉展開的樓層平面圖，建築工人鑽開地表的轟鳴。
這些人類的行動和“築巢”同理，也是為了在分崩離析的世界裏找到安全感，找到座標。
而那些長久凝視又被拋棄的人類痕跡，譬如水龍頭的劃痕、創口貼、相框、傾斜的紅酒就像蜘蛛的結網一樣，僅能盤在地表，總會被輕易掃除。
但在地表之下，花鳥植物、雷電、甚至夜裏的鬼影都炫耀的以更深更遠的方式紮根在這裏，和我們共存。
影片正是捕捉到了那種愈發明顯的遊離感，崩壞邊緣的危機感。
在一種後疫情時代的荒誕中，那些人際關係、建築數值、技術符號的各種試探都因為徒勞，而流露出了哀傷的味道。
如果脱離了無數張大網，人該如何與世界建立自己的聯繫，築下一個不怕被清掃的巢？
片中的瑪拉在和曖昧對象的交談時，耳邊始終圍繞着一隻嗡嗡的蒼蠅。
她説道：
“我不喜歡你，也許這隻蒼蠅喜歡你，現在我把它殺死了，沒人喜歡你了。”
這沒頭沒尾的宣言，就像林奕含在咖啡杯上看到和她手指纏綿的蒼蠅後， “小心翼翼的拿出日記本，記下我和蒼蠅短壽的羅曼史”一樣。
是在明知一切都徹底失序後，仍在試圖抓住什麼的反叛和孤獨。
而當疫情打碎了日常、打碎了遠方的幻想時，諸如瑪拉一般的清醒，恰恰顯示着她發揮能動性的努力。
既然明知難逃蜘蛛落網的宿命，就盡力在反日常中搭建日常，在撕破詩意後繼續尋找詩意。
可以説，這部影片對很多觀眾來説不太“友好”，甚至可以説是不知所云。 但它誘人的地方恰恰在於導演毫不費力的展示着自己思考的痕跡，用電影的表達方式提示着我們一種認知當下的可能。
所以，她註定不是那種很大眾的電影，但，一定會有喜歡她的人。
來自淘票票媒體號：桃桃淘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