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華裔導演兼編劇石之予在《包寶寶》之後創作的劇情動畫長片《青春變形記》廣獲好評，備受關注。影片講述了一個成長於典型亞裔家庭中的13歲女孩小美的成長故事。在北美的文化語境中，小美擁有華裔小孩的各項“品質”，比如功課門門A+，數學尤其出色，會樂器，獎盃證書樣樣有，不善交際。同時，她又和其他進入青春期的女孩一樣，生理和心理上都發生着變化。她有自己的閨蜜團，有喜歡的偶像團體，有暗戀的男孩。在小美追求自由、釋放個性、渴望異性純愛的青春期“變形”過程中，她也逐漸感受到了來自同樣“典型”的華裔母親的阻礙力量。影片用生動的細節展示了母親如何全方位操心小美的生活：進女兒房間不敲門，隨意翻看女兒的筆記，女兒放學遲迴家十分鐘就過度緊張，女兒忘帶衞生巾追到學校去等等。
近年來，在探討女性青春成長類敍事作品中，“母女關係”成為重要的題旨。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和其電視劇版《我的天才女友》，以及電影《伯德小姐》都是頗具影響力的作品，國內也有《柔情史》《兔子暴力》等電影。處理和反思與母親的關係意味着青春期女性試圖從家庭中獨立的同時，要接受和確認自己的性別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對母親往往充滿複雜而糾結的情感，其中摻雜厭惡和共情。
《青春變形記》的獨特性在於用動畫的形式將現實問題奇幻化，把少女青春期最直接也最顯性的成長特徵——月經初潮的來臨——形象地呈現為變成一隻紅色的小熊貓（影片片名直譯為“變紅”）。母親為女兒準備好了初潮來臨所需要的物質資源，卻未能從心理和個性發展的層面予以關心，戲劇性地將此事公開，使小美在同學面前出了糗。對於小美來説，變成紅色小熊貓是情緒失控的反應，同時也是一種反叛和抵抗的行動，是內心“野獸”的真實顯現。這可以理解為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時強調的“生成”，即從原有的文化秩序中變形，意味着新身份的生成。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小美很快能夠自由控制是否變形，並且還收穫了更多同學和朋友們的關注和喜愛。
“變紅”從文化的深層結構上也意味着個體自我實現和族裔文化身份的碰撞。這個層面上，紅色不難讓人聯想到華裔文化基因的底色。隨着故事發展，真相揭開，原來變成紅色小熊貓並非小美的個體特質，而是從女性祖先新怡那裏代代相傳，小美母親的家族成員當中的女性均有此能力。影片通過討論母女代際關係，引出了華裔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怪異的學霸小孩和嚴厲的“虎媽”，這一對典型性的母女形象幾乎符合北美社會對華裔母女的認識和想象。當母親為了控制小美而變成更大更強力的怪獸時，觀眾可能一度認為影片就此走向個體追求自由的驅力和傳統宗族家長制文化的束縛之間的二元對抗。但是，創作者顯然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更具包容性的視角。
在講述和解釋一個羣體（尤其是弱勢族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時候，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和視角？這是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工業敍事體系中最熱門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話題。《青春變形記》體現的是身份的流動和混合，而非簡單化為中/西、新/舊、個體/羣體之間的對抗。在北美文化環境中，自我實現和族羣意識的對立碰撞在小美自信地説出“我欣然接受並採納所有的標籤”的宣言時通向一種超越二元論的可能性。影片結尾小美的選擇也將這種超越進行了昇華，選擇封印和擺脱內心的怪獸，還是和“她”融合共存，小美勇敢地選擇了後者。身份的建構是一個不斷排斥和接納的過程，在西方主流文化結構中，華裔總是被固定在特定的身份中，被限制在他們的特定角色中。如何想象和建構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青春變形記》給出了自己的回應。
最後，回到影片的母女關係議題上來。日本著名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一書中對東亞社會的母女關係有一段鞭辟入裏的分析：“無論是回應母親的期待、還是背叛母親的期待，只要母親還活着，女兒就不可能逃離母親的束縛。無論是順從還是叛逆，母親都支配着女兒的人生，直到死後。”（《厭女》）其結論是，女兒的母親，存在於女兒身體之中。也就是説，母親和女兒互為分身。因此，紅色小熊貓作為小美母女之間共有的“分身”，成為她們無法擺脱的身份。《青春變形記》想討論的是，母女間以愛的名義支配只是事實的一部分，但有沒有可能因愛而和解呢？小美在做最終選擇時候，在竹林深處（也是文化的深處）看到的是同處青春期的母親，那個為害怕辜負母親期待而自責哭泣的少女。矛盾和怨恨來自共同的“分身”，也恰恰是這種共存之中產生的愛與共情，才可能使母女關係走向和解。所謂青春變形，是小美尋找自我，生成文化身份認同的過程，是母親與女兒和解、與自我和解的轉變，也是族羣中其他女性在女兒和母親的角色身份中找回自己、重新發現自己的歷程。（作者：王垚，系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