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5刊/總第2142期
隨着國內疫情逐步向穩，5月8日，國務院印發指導意見，提出按照相關技術指南，可以採取預約、限流等方式開放影劇院、遊藝廳等密閉式娛樂休閒場所。
一紙文件讓電影圈一時如逢甘霖、如沐春風，畢竟影院長達4個月的停業讓電影行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煎熬。這一次，影院開業應該真的指日可待了。
近來，在電影人呼籲影院儘早開業的同時，也有很多聲音提出電影圈應當突破定式思維，把更多內容產品向網絡平台開放，而不應當抗拒《囧媽》這樣的電影選擇網絡首發。
其實，電影作為一個高度市場化的文化領域，有其自身的生產邏輯、市場邏輯和產業邏輯。
舉望全球，以互聯網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度相比較，數中國最高。在我國，電影和互聯網的融合早已開始並格局初定，其本身是共生並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應該説，一部電影首先在哪裏發行是由市場決定的，取決於它早期的定位和投入產出測算，這也是創作規律。
所以不妨回到一個基本問題，即我們為什麼需要影院電影，為什麼要保衞傳統電影賴以生存的影院這個觀影場？
影院觀影創造的文化場域是互聯網觀影無法替代的。
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有着鮮明的集體消費屬性，《工廠大門》《火車進站》這樣極短的早期電影片段亦是如此。
《工廠大門》
人們在劇場的舞台上拉起幕布，等一束強光投射後形成影影綽綽的活動畫面，觀看觀察幕布上人物行為和故事情節，時而哭泣時而大笑，將自身代入電影的內容並被感染，這種感染令人感到的愉悦，不能不説很大程度上是影院的特殊氛圍營造和影響所致。
因為在這個黑暗空間中有許多正在與你共同體驗此情此景的人，它幫助人與人之間在短期內建立了一種內在聯結，創造了一種暗合的共鳴情緒。這種情緒既是共通的，具備同一依附的，也是個體的，因人而異、千差萬別的。
它既是即時的，也是可以作為未來討論交流話題並繼續生長深化的。所以説電影的“劇場性”創造的是一種高度同一的氛圍空間、影像記憶和文化場域，這是其他類型的文化產品很難替代的。
近10年來，在互聯網高度發展和滲透生活的同時，線下電影市場規模體量一直保持持續快速增長，充分説明影院消費和互聯網視聽消費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觀看影院電影越來越成為消費者的剛需。
而電影工業的可觀投入決定了必須由線下和線上多渠道發行來支撐產業可持續發展。
電影作為一個發展百年的成熟工業體系，其專業化程度、製作成本已經越來越高，美國大片如此，近年來一些現象級國產影片同樣如此。
大投入、精製作、長週期、高風險的影片如果僅靠互聯網發行，回收成本甚至盈利幾乎沒有可能。
所以説，所謂“大片”，人們期待的視聽盛宴，其製作投入和創作規律決定了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加多元、成熟、規範和完善的市場體系，其中影院窗口期是最核心的市場基礎，它不但決定了電影的經濟回報體量，更是對影片質量最直接和集中的檢驗，決定了一部影片的長尾效應能否實現。
電影院對城市實體消費起着非常重要的帶動作用。
現在我們周圍各種不斷新建的所謂城市綜合體中，電影院已經是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近年來電子商務的興起使得實體商場中的年輕消費羣體被大量分流，一度生存狀況岌岌可危。而今電影院成為城市綜合體的救星。
據統計，電影院的主體觀影人羣年齡在19歲至27歲之間，這使得影院為實體賣場吸引回大批年輕客户，形成對實體經濟的“反哺”態勢。
有人統計，電影院為商場帶來的獨立客流保守估計至少在30%左右，可以説一個時尚甚至有着些許藝術氣息的電影院，一定程度上甚至能改變和決定一個商場的整體氣質。
電影對社會共同精神價值的建構作用越來越突出，這種功能往往在電影院才能更好地完成。
如果説2012年《泰囧》得到12億票房只是人們觀影習慣以及電影娛樂消費重建和迴歸的一個標誌，那麼從2016年《湄公河行動》開始，一種通過電影創作來呼應國家意識、建構主流價值的主動意識則在電影創作中逐漸成為自覺和主流。
從《戰狼2》《紅海行動》，到《我和我的祖國》《流浪地球》《中國機長》，這些面貌全新的主旋律影片，以其高票房、高共鳴、高評價獲得觀眾高度認同，其認同核心正是其中的共同價值觀，它帶動更多非常規觀眾追隨進入影院，使得觀看這樣的影片成為一種潮流和內在需要，成為帶有一定儀式感的行為。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深化通過影院電影找到依附載體、共鳴事件，並不斷被確認和確信。
關於影院電影帶來的精神滋養和獨特體驗，每個影迷應該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大家對影院觀影的堅守和熱愛是共同的、篤定的。
電影院開業，讓大電影儘快迴歸，這不僅是熱愛電影的個體呼聲，更是社會的需要、城市文化的需要。我們都期待這一天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