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斯手裏拿着一個小鳥雕塑，她夢想着像鳥一樣自由旅遊，她説：“不是每個人都能一直處在人生高峯。”
健康的小米歇爾和搖晃嬰兒綜合徵患者加比。
為了孩子們，鮑威爾把當天最後7美元花在了熱狗和炸薯條上，孩子們為了食物發生爭執。
在音樂會上彈奏鋼琴的阿瓦達金。
80多歲的安妮。
98歲的鋼琴師羅伯特給老人們彈琴。
16歲的安和13歲的弟弟若米奧，他們已經深諳艾滋病和死亡。
我出生於西安，從小在陝北農村長大，對那裏有很深的感情。
我進入新聞攝影這一行純屬誤打誤撞。當年我非常喜歡寫作，1986年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學新聞，做記者。那年剛好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設立了新聞攝影專業，第一次對全國招生。我榮幸地加入了“黃埔一期”，覺得學這個專業我可以一手拿着相機拍照，一手寫字，自己出去採訪不受限制，這樣多好！
1993年，我有機會前往美國，先在《巴爾的摩太陽報》實習了4個月，後來又去雪城大學和俄亥俄大學讀研。這期間我在幾家報紙實習，包括《雪城日報》《匹茲堡紀事報》《邁阿密先驅報》。1998年，我回到北京，做自由撰稿。
採訪對象的母親也會是你的讀者
在我剛入行的時候，有位前輩曾經觀察過我的採訪。他説，記者大約分為兩類，一類是索取型的，“我來了，得到了我需要的素材，我走了”；另一類是“我來了，我需要採訪你的故事，你有什麼要跟我分享的？我怎麼能幫到你？”前輩説：“你不是一個索取型的記者，你懂得尊重對方，但是這還不夠。”
的確，尊重被採訪對象是一個健康關係的基礎。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照片中感受到被拍攝對象作為人的尊嚴，受到平等待遇的渴望，希望通過自己誠實的勞動改善生活，幫助別人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是，我想反映出他們的夢想和人性的光輝。
在拍攝肖像的時候，我儘量花時間熟悉被拍攝對象，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看到了什麼是美國的“窮忙族”（working poor），什麼是貧窮的代際傳遞。
兒童是一個社會貧困和不公的面孔。1995年的佛羅里達州，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我採訪過的很多孩子，只希望能有一身合體的衣服和一雙合腳的鞋。他們擔憂自己和家人沒有地方過夜，擔心周邊充滿毒品和槍戰的危險環境。他們期待生活中有些光亮，能帶給他們希望。
有一次拍鐵路火車事故現場。我知道如果用廣角鏡頭拍，這張照片的衝擊力會更強，但我選擇了退後到足夠遠的地方，給對方空間，保護對方的尊嚴。我用長焦拍攝了這張照片。
要記得，採訪對象的母親也會是你的讀者。
我最怕看到天災人禍之後，媒體把話筒舉到當事人的嘴邊問，“你現在怎麼想？”“你現在有什麼感覺？”我可以理解在突發事件的現場，記者發稿有緊迫的壓力，但是發掘信息又不給當事人造成困擾和二次傷害，是重要的能力，也是我們的本職和本分。
在採訪先天弱智、患有極端自閉症的尤阿尼的時候，我曾經在他們家的沙發上睡過兩夜，拍到了他被疾病折磨的樣子。他必須被關在圍欄裏睡覺，清醒的時候會長久地呼嘯，還會傷害自己。
尤阿尼從兩歲起就被他的姑奶奶珍妮特收養了，珍妮特從精神到體力都不堪重負。當尤阿尼在深夜裏長嘯並傷害自己的時候，無可奈何的珍妮特在我的眼中就是天使。在我採訪他們之後的幾個月內，珍妮特偶爾還會給我打電話，傾訴自己的感受。我能做的就是做個好聽眾，不索取、不獵奇。
還有68歲的詹金斯，她失去了丈夫、兒子、孫女和母親。她中風，坐進了輪椅。糖尿病、心臟問題和高血壓已經嚴重破壞了她的身體，但她很樂觀，並試圖讓自己儘量好好生活。她説，不是每個人都能一直處於人生高峯。在拍攝詹金斯的時候，我希望人們看到的是她樂觀的精神狀態。她渴望像一隻自由的小鳥周遊世界，而不是僅僅用生理缺陷來換取同情。
1997年的夏天，我採訪了舞者金星。金星性格直爽，一見面就問我幾歲，聽了我回答就説：“你比我小，就叫我大姐吧！”她一邊往嘴上塗着亮紅的唇膏，一邊告訴我：“妹子啊，咱們女人的命運都是把握在自己手裏的。”
金星的變性手術是成功的，但是手術中她的左小腿被壓迫了16個小時而沒有知覺，小腿肌肉到腳趾神經全部壞死，即便恢復過來也只能瘸着行走，這對於一個以舞蹈為生的人來説是天大的打擊。金星咬着牙，堅持每天強化訓練，配合針灸治療，一年多以後，她又奇蹟般地重返舞台。
一個前輩説：“好的新聞講述的是同理心或者是缺乏同理心而引發的故事。所以報紙既是世界上同理心行動的官方記錄，也是人類同理心缺失的歷史檔案。”
沒有年齡感的安妮
在美國生活的最初兩年，我換過5個城市和16個地址。無論是在中國或美國工作生活，我都有強烈的暫時感和遊牧感，而我的應對策略則是尋找那些永不過時的主題。我喜歡觀察普通人的生活，關注那些容易被人忽視的邊緣人羣，時常被他們身上那種積極的、不對命運屈服的精神所打動。
安妮就是這樣不普通的普通人。
安妮見到我，一個急剎車停在了路邊。不仔細看，你會以為這是輛無人駕駛的汽車。事實上，有一次安妮遇到塞車，索性開上公共汽車的專用道，警察追上她時，還以為有人惡作劇，弄輛遙控車捉弄他們。
“我當然沒拿罰單啦！”安妮説，“警察們總是在幾秒內就愛上我。”她個子不到一米五，一頭銀白色捲曲短髮，圓圓的臉龐上永遠掛着笑容，説話時喜歡眨眨眼睛，典型的萬人迷，沒有人不會愛上她。
那是1994年，我在雪城大學傳播學院讀研究生，在一家報社實習，她是我的房東，84歲。
安妮已單身生活了45年。她的丈夫在他們結婚7年後死於心臟病，留下她和年幼的孩子們。安妮説她不相信再有比她丈夫更好的男子，她回憶起丈夫卻很調皮：“哈哈，其實我跟他訂婚後都還很不老實。有一次生病住院，我的幾個相好紛紛來看我。每來一個男友，我都要把自己的訂婚戒指悄悄脱下來，等我先生來時再戴上。但他死後，我卻一個男人都看不上眼。”
丈夫去世後，安妮一直是全職工作的單身母親，獨立撫養大了3個孩子。安妮的一個外孫女文迪是個護士，工作時間很不規律。文迪3歲的兒子喬希患有智障，出生後不久父親就出走了，單身母親文迪經常為找不到保姆而頭疼，因此安妮有空就會去幫助照顧重孫子。
“天哪，你看他多可愛！他真是上帝送給我的小天使！”安妮每看到重孫都會情不自禁地感嘆。我這個無緣無故被升了輩分的中國“奶奶”有時也在週末和她一起推着喬希出去玩。偶爾，當安妮提起文迪和喬希時，她的眼裏會流出淡淡的憂傷，很快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温柔掛念，和一份深深的理解。也許，在同為單身母親的外孫女的身上，安妮看到了年輕時執着堅強的自己。
有一次，鄰居們週末聚餐，酒後的安妮説自己一定是個失敗者（loser），怎麼40年了，還過不了感情這道坎兒。於是，我們五個光棍組成“本街落魄單身俱樂部”。
我們的光棍聚會總安排在週末，日子過得飛快。有一次看橄欖球賽，開賽前有樂隊暖場。“來吧，跳起舞來！你們這些失敗的光棍！”安妮第一個站起來，拽着我們幾個一起跳舞，大家一起舞動，開懷大笑。有人做伴，即便犯傻都是有趣的。
任何時候，有任何有趣的事情，安妮總是第一個響應。多年後我在聖誕卡上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後的括號裏寫ageless（沒有年齡感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妮。
安妮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從事房地產工作。84歲的她依然全職上班，而且業績出眾，屢獲殊榮。安妮説她想不到除了房地產工作她還願意做什麼，這麼多年，她已經記不清經手過多少房屋交易。她的照片常出現在報紙和有線電視的房地產廣告中，所以她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像是“社會名流”：“我老到很多人知道並且記住我了！”
85歲生日那天，安妮照舊去上班了。辦公室來了個修理工，在她的電腦上擺弄了幾下，就把她和轉椅拉到大堂中央。年輕的男子裸露上身，當眾給她跳了一段熱舞。原來這是公司同事們給她準備的生日驚喜。“他讓我坐在他的腿上，我的臉都發燒了！”週末我們給安妮補過生日時，她還對此回味不已。
安妮總是説自己越老越優秀。86歲那年，安妮被大匹茲堡區評為年度最傑出房產經紀人。她開心得像得到了總統獎。
她一直堅持到近92歲退休。退休後的安妮時常去做義工，和同事幫助低收入家庭蓋房。安妮是我見過的在建築工地做義工的人中最年長的。
安妮很少談論過去的事，她永遠在談論未來，她還喜歡收集一切跟大象有關的工藝品。她有多套風格、色彩不同的大象項鍊和耳墜。安妮的夢想之一是到亞洲去旅遊，她對我説：“明年怎麼樣，我們明年一起去登長城！”
研究生畢業後，我去了別的城市工作。安妮時常與我通電話，“別忘記呦，你是我的中國女兒，你得好好上進。”我這個遠離家鄉的流浪兒，總在她的笑聲裏尋得慰藉。
幾年後，我成家並生兒育女，回到北京，我的母親長期幫我照料孩子。我時常提起安妮，頻繁到我的親生母親都有些小妒忌。
2006年，我去匹茲堡一家養老院看望安妮。此時她已96歲高齡，躺在牀上，胳膊和鼻孔都插着塑料管。安妮還認得出我，卻無法清楚地表達自己。我把兒女們在禮品店幫我挑選的一串項鍊給她戴上，項鍊墜是個大象。
在養老院分別的兩個月後，安妮的女兒給我打電話，説安妮剛剛平靜地去了。我始終沒能陪她去登長城，但我心中不存遺憾。安妮總是向前看的，下一年，下一站，我們會有怎樣誘人的計劃呢？
攝影記者是扛着相機的社工
記者這個職業跟救護員、扶貧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在最基層觀察生活和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的工作。記者只不過是扛着相機、拿着筆記本和電腦的社工。
3歲半加比的世界是黑暗的，她看不見，聽不到，不能行走。她每天的時間，不是躺在牀上等着她媽媽通過一個塑料管往她胃裏灌食，就是站在這個支架上伸展四肢。加比是一個搖晃嬰兒綜合徵患者。她基本上是個植物人，而她的雙胞胎姐姐米歇爾健康聰明。她們的祖母也叫米歇爾，她照顧加比，同時試圖告訴全世界的人們：永遠不要搖晃嬰兒。
1998年的春天，我在一家慈善組織寄給媒體的年報上發現了這對雙胞胎。雖然事先已有心理準備，但親眼看到雙胞胎姐妹的天壤之別，我還是感到震撼。
加比在一個特製的木架子裏，米歇爾為了訓練加比的腿力，正把她豎起來。小米歇爾在樓上的粉紅色卧室裏玩耍。她一個人躲在洗手間對着鏡子自言自語，彷彿在和自己的影子姐姐玩過家家。小米歇爾有着秀蘭·鄧波兒一樣的鬈髮，口齒伶俐，討人喜歡，常常開懷大笑，酷愛舞蹈。雙胞胎的祖母兼養母米歇爾剪了很短的深色短髮，語速快而果斷，走路、做事雷厲風行，同時處理着好幾件事情，沒有停歇的時候。
3年前，雙胞胎的父親喬治獨自在家照顧兩個新生兒。當兩個孩子輪流哭鬧時，他失去了耐心，沒有扶着嬰兒的頭頸就晃動加比，企圖讓她安靜下來。劇烈的晃動持續了5秒到10秒，就那麼簡單，加比從此大腦受傷，變成植物人一般。喬治因此被判入獄4年半，雙胞胎的母親莫妮卡靠在夜總會跳舞謀生，無力撫養孩子。經過法律程序，孩子們的祖母米歇爾·普爾和丈夫羅德收養了兩姐妹。
收養兩個孫女時，米歇爾已經49歲。她每天都排得滿滿的，像個上了發條不停運作的機器。
自從姐妹倆成為一家慈善機構的親善大使之後，米歇爾幾乎每個週末都帶她們出去參加宣傳活動。米歇爾説：“她們像玩具一樣被展示，我討厭這麼説，但事實就是，她們被當成了展示品。”
米歇爾經常在社區公園做搖晃嬰兒綜合徵普及講座。她佈置好一個長桌，上面擺滿了毛絨玩具、塑料食品保鮮盒和生雞蛋。在榕樹的樹蔭下，她用嬰兒搖椅把加比固定好，右手扶起小米歇爾，左手撿起洋娃娃，然後和一羣來公園玩耍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聊天。她告訴人們，這是小米歇爾，你們看她有多伶俐，多聰明？
她指指躺在嬰兒車或者輪椅裏的加比。加比怎麼變成了加比？
米歇爾拿出一個玩具娃娃。“請別哭了……別哭！停止哭泣！”她搖晃娃娃。搖晃持續不過幾秒，娃娃的頭前後抖動，咔嚓、咔嚓、咔嚓。就這麼快的幾秒。
她再取出一個圓形的透明塑料盒，像頭顱一樣。盒裏放着一枚雞蛋，那代表大腦。她用力搖晃着塑料盒，蛋殼碎裂了。“嬰兒的大腦就是這樣的。”在人們錯愕失語中，米歇爾推出坐在輪椅上的加比。
“這就是結果。”米歇爾説，“如果你猛烈搖晃嬰兒，她將不能行走、不會講話、坐不起來、不能嚼食。加比的生命之船擱淺在這一時刻，她將永遠是個嬰兒。本來加比也會和小米歇爾一樣。”
人羣裏的孩子們揚起脖子，看着兩個小大使，一個受傷，一個健康，然後他們在米歇爾洪亮清晰的聲音中重複道：“永遠不要搖晃嬰兒！”
在美國，每年都有數百名嬰兒被搖晃受傷，其中有些人一生面臨腦損傷，大約四分之一會死掉。米歇爾馬不停蹄，努力普及不要搖晃嬰兒的常識，希望能救更多的孩子。
這個故事發表以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個報道促成了全球搖晃兒綜合徵協會的產生。這個作品在1999年成為普利策獎的提名作品之一。
當我回到中國做自由撰稿的人時候，曾經在張越的《半邊天》節目裏分享過這個故事。節目播出以後，很多護士都寫信反饋説，她們以前沒聽過這個事兒，以後要提醒年輕的父母，也要加強對醫護人員的培訓。
米歇爾最近分享了兩年前加比坐輪椅出席小米歇爾大學畢業典禮的合影，還有姐妹倆2020年滿25歲時一起慶祝生日的合照。自小外出聚會時，人們都會主動上前跟加比打招呼，小米歇爾從上小學起就已經習慣了不用自我介紹——滿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加比的姐姐。小時候，小米歇爾時常在廚房的水槽裏幫忙給加比洗澡，她覺得加比就是個好玩的小寶寶，她也經常追問幫忙的護工：“加比什麼時候才長大？我好想跟她玩！”如果一切如常，加比今天的生活應該和米歇爾相似，她們大概會成為共享秘密的終生閨蜜。我猜米歇爾有很多感受只能也只願意跟雙胞胎妹妹加比分享，卻永遠都沒機會了。因為，加比就是加比。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一向不喜歡干預，也希望拍攝對象忘記我，這樣我才能捕捉到最真實的瞬間。我希望鏡頭表現的不是被採訪對象的貧窮、可憐和無助，因為他們的生活中已經有太多的陰暗面。我希望讀者能夠在我的鏡頭中看到，每一個人其實是有希望、有念想、有追求的。我總是希望我的鏡頭裏能表現出這樣一種向上的力量。
作為一名攝影師，我們講述的既是別人的故事，也是自己成長的故事，這是我們的故事。
照片的背後
我曾經採訪過一起車禍案的審判。這起車禍的肇事者是19歲的庫伯提諾。一年前，他把另外8個打完保齡球搭車的14歲到17歲的年輕人塞到自己的五座本田轎車裏。由於嚴重超載和超速駕駛，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後，跨越中欄撞到對面高速行駛的另一輛汽車，造成5人死亡，6人重傷。
第一天開庭的時候，所有死者親人出庭，哭泣不止，令人心碎。接下來幾天還有一些高位截癱的年輕倖存者，坐着輪椅、吸着氧氣出現在法庭。還有原告律師把撞到面目全的汽車拖到法庭外給陪審團看。庫伯提諾終審被判有罪，監禁15年。他的家人在這之前都很安靜，但聽到審判結果以後立刻哭成一片。因為對審判結果早有預感，我提前選好了位置，拍到了他們抱頭痛哭的照片。
我也注意到有一位死者的母親走過來，伸出手安慰庫伯提諾的父母説：“對不起，我也是母親，我理解你們的痛苦。從今天起，我們一起流淚。”
回到辦公室以後，早班編輯看到這張照片很激動，説電視記者都錯過了，沒拍到這個景象。下午，《棕櫚灘郵報》責任編輯馬克·埃德爾森上班以後，也很喜歡我拍的這組照片。馬克曾經連續10多年獲得美國最佳圖片編輯獎。他和我，以及其他幾個記者、編輯一起討論，決定不用更有衝擊力的哭泣的照片，而是採用握手安慰的鏡頭。
馬克説，這就是母性和慈悲的光輝，這樣的照片信息量更大，對讀者更有啓發，而不是隻博取同情。因為這是一個沒有贏家的結局。
在我和馬克的合作中，對照片選擇產生爭論只發生過一次。
那天我採訪了一位有2個孩子的單身母親鮑威爾，她收養了妹妹的4個孩子。她的妹妹喪生於車禍。當我去的時候，有5個11~15歲的孩子在讀中學，生活非常拮据。我先拍到了他的全家福保底，因為馬克常對攝影記者説：“先確定你至少拍到一張能發稿的安全照片，然後放開拍，帶回驚喜給我看。”
我特意等到晚飯的時候。這家人用一共花了7美元買的熱狗和薯條做晚餐。因為炸薯條分配得不均勻，引起了爭吵，媽媽在爭執中企圖讓自己的兒子平靜下來。
我自己對這個瞬間印象很深刻，但馬克初選的時候沒有選擇這張照片，只選了全家福。我特意提出來的時候，他説，這個瞬間很好，可是讀者看到會不會產生反感，覺得這家孩子不懂事，還吵架，會不會不願意資助他們了？
我説，這張照片剛好反映了他們生活很艱苦，會為最便宜又不健康的食品爭執——不夠分，又吃不飽。這是完全真實生活的寫照。
馬克後來説那好吧，就留下了這幅照片。我相信他在最終排版時掙扎了很久。這個系列發表以後，馬克説我選這張照片有道理：“謝謝你當時跟我爭論時候的堅持，不然我會錯過這張有故事的照片。”從此馬克講課時常提到這個故事，強調圖片編輯聆聽一線記者想法的重要性。
1998年離開《棕櫚灘郵報》後，我曾兩次邀請馬克到中國講課。馬克跟其他人講的東西不太一樣，他用排版來講故事的流動（flow），故事線索如何通過視覺包裝一步步發展昇華。他的講座嚴謹而有新意。多年後，有同行回憶，馬克下午有講座時，堅持空腹以保持頭腦清醒，一直到夜裏11點跟大家交流完畢，才去街頭小攤要了杯二鍋頭一口喝下。
2013年年初，馬克不幸被診斷出淋巴癌，他做了半年的化療後重回工作崗位。一年後淋巴癌復發，併發白血病。在痛苦的治療過程中，他用相機拍攝記錄自己的治療過程，還把女兒和妻子發展成攝影師，做自己的助手，把照片和文字發表在社交媒體上與親友們分享。
回憶流年，馬克常感嘆全家人一起去中國旅行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於我而言，無論如何我也沒想到在中國一別，竟成永別。
2015年，馬克仙逝。我看到郵件時已經錯過了報社發訃告前對老同事的採訪，只趕上大家用視頻表達對他的懷念。我有那麼多的心裏話想對馬克講，最後能説出的卻只有一句：我變得更好，因為你。
2010年，我在《時代》週刊上看到了關於維珍銀河航空公司幫助普通人實現太空遊夢想的報道。我從小就是一個太空迷，看到報道很激動，當天就報名參加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是第一個華裔女性維珍宇航員。那一年我的兒子11歲，女兒8歲，我覺得他們已經不是幼兒了，我應該可以放得下。
晚上跟孩子分享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本來以為他們會像我一樣激動，期待媽媽的太空行。沒想到兒子第一反應是：“我們還沒有長大，媽媽你不能去送死。”
不過孩子的反應讓我反思，萬一有什麼差錯，我除了做媽媽，還有什麼心願沒有實現呢？在此之前的10年，我全身心投入家庭，撫養兩個孩子。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越來越失去了自我，越來越不在乎什麼樣的事情對我是重要的，我還有什麼樣的夢想？
我注意到自己書架上底片夾、作品集上的灰塵越來越厚，想起以前做記者的時候遇到過很多令我難忘的人和事。當年有那麼多的人打開他們的心靈，讓我走進他們的私人世界，給我特權，讓我來講他們的故事。
這些故事裏的人們，和時代沒多大關係。人性中的温暖和光輝，人性中的不堪和雞毛瑣碎，也和時代沒太多關聯。我們終生的成長，都離不開那些永恆的主題——愛和信念的選擇。
也許是老天爺聽到了我兒子的抗議，11年過去了，我的太空遊還沒有成為現實，《在旋轉塵光的靜點》這本書反而先出生了。
劉昕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