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執導了《七人樂隊》中的《深度對話》。
影片《七人樂隊》最後一個壓軸故事《深度對話》由徐克執導，暱稱“老怪”的他一直善於在作品中玩“天馬行空”概念，這次他特別設置了一個讓人遐想無限的未來空間，用有趣的對話和驚奇的劇情反轉來描述未來，以此來致敬香港、致敬膠片。作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從1979年執導電影處女作《蝶變》開始，徐克就一直在創作上不斷嘗試和創新，他執導的新派武俠電影曾將香港電影的特技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但除了武俠動作片之外，他有時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講述不一樣的電影，比如《深海尋人》和《女人不壞》等。談到這次拍攝《深度對話》，他笑着説這部短片的代名詞就是開心，講友情也好，説年代也罷，就是講述關於“我們自己的東西”。同時他也希望未來能夠多有類似《七人樂隊》這樣的作品，“我希望香港導演能走到一起，拍一個同類型的東西。不是一次，也不是兩次，我希望有很多次，可以繼續合作，拍一部或者好多部作品來代表我們的年代，告訴觀眾，有這些人在這裏。”
【創作】
“沒深度”地探討了很多有深度的問題
“要每個導演選一個年代拍攝，説實話，我其實不知道拍什麼，七個人拍七個故事，拍一個年代，但我覺得去碰觸一個年代的話，能講的內容是很寬泛的，因為要在七個不同的時間講述七件有代表性的事情。其實我覺得最好就沒年代。”徐克想了想，笑着説：“其實我沒抽到（年代），他們説我抽到是‘未來’，未來是什麼呢？要做成未來感覺的東西其實很多，作為七個導演之一你去拍一個故事，最重要是將你當時、當下的感覺拍出來，我當時覺得，《七人樂隊》來自我拍《鐵三角》時，三人（徐克、杜琪峯和林嶺東）合作拍一部戲的想法，我就懷着當初那種想法去想。我發現很多問題都會牽扯到電影人為什麼會拍電影？為什麼我們那麼多人會走到一起做這樣的事？我想從創作人的角度看我們周圍環境，看我們自己是怎麼樣的。所以就想到這部《深度對話》。”
張達明和張錦程在《深度對話》中分別飾演醫生和病人。
至於拍攝成本有限這個問題，幾乎《七人樂隊》中每個導演都有遇到，徐克也不例外，他想在一個有限的條件裏盡力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他設想在片中設置一個房子，房子講述的是外面的世界，那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呢？那就交由觀眾自行判斷。這段對話講了很多地球的問題，人生的問題，男女性別的問題，到底是誰主控着誰？作為觀眾和創作人的關係在哪裏？要讓徐克給這個短片做個總結：“其實對話就蜻蜓點水的講了一下，沒什麼深度的，《深度對話》就當作是自己給自己幽默一下吧。（笑）”
【寄語】
我們這些導演終於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使用膠片拍攝是《七人樂隊》的一個規定，也是電影的一個特色。要問徐克用膠片拍攝有什麼不一樣，他説沒什麼不同，除了攝影機不一樣，其他都一樣。“膠片其實就是有看不到畫面的懸念，其實拍攝起來還是當年的感覺。其實我還原的不是膠片，而是還原膠片的那個年代。那個年代的人拍電影時非常緊張，會緊張膠片夠不夠啊？夠不夠時間拍？到底有沒有預算買膠片？那種緊張感實在是很深刻。現在我們用數碼。其實膠片能做的東西和數碼能做的東西有很大區別，膠片後續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拍出來之前會想很多東西，才能讓膠片沖印出來的是我們想要的東西。但現在我們很難找地方沖印膠片，不能看到自己拍的是什麼，就給了大家很大的期待感，膠片就是這樣。”在徐克心裏，經歷了膠片時代，看着前輩走過來，隨着同行走過來，再用到膠片其實內心會有一種神聖感：“做這件事，膠片確實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工具，膠片拍得不好，很多時候就是沒得補救的，我們要想辦法怎麼拍得好才行，這種體驗是最珍貴的。”
《七人樂隊》導演羣像版海報。
拍完《七人樂隊》，給徐克非常多感觸，他告訴新京報記者，希望《七人樂隊》之後，香港所有的導演都可以聚到一起再拍一個作品，甚至再拍幾個作品也好：“因為我們以前做過這個事，把所有導演聚到一起，拍一個電影，那這部電影，不管拍得好不好，都是會令香港導演有更多加深友情和互相瞭解的機會。而且還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我們這些導演終於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
【專訪】
這麼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
新京報：這一次《七人樂隊》邀請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七位導演參與，你們平時見面聊天敍舊的機會多嗎？
徐克：（我們）不是很容易才能聚在一起，我們一起見面的機會很少。像我比如見到洪金寶、袁和平和譚家明的機會都很少。我和杜琪峯、林嶺東聚的機會是多一些的，時常坐在一起吃個飯聊下天，大家互相嘲笑一下。那如果要聚集七個人去聊天，我想只有在一些電影節時會有可能，但現在電影節又不是那麼容易舉辦。你説用視頻（聊天），那又不是很多人喜歡用電腦，那也不是很多人喜歡用手機。那如果説見面的話，有時，我們看大家的上映的作品，就當作是一種見面。
新京報：你曾與杜琪峯、林嶺東合作過影片《鐵三角》，是不是因為這種合作模式促成了日後的《七人樂隊》？
徐克：我和杜琪峯、林嶺東都是電視台出身，在電視台工作時，我們常收工後見面、吃飯、聊天，聊大家喜歡的電影，聊看到哪個導演的戲很好。我們三個人就想着一起拍一些我們喜歡的電影，來紀念一下三個人的知己和兄弟感情，後來就想到不如我們拍一個《鐵三角》，但當時坐下來聊了很久都沒想出來到底應該拍什麼，那不如我們每人拍三分之一，合成一部戲，這是一件開心的事。我們那麼多人拍一部戲，能多接觸，多聊一些天，多些瞭解大家那時候的想法。創作也好，（作品有）性格也好，想做什麼都好，拍個電影我覺得挺值的，拍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
徐克導演在《深度對話》拍攝現場。
新京報：你從業多年，在電影行業裏遇到最難忘的挑戰是什麼？
徐克：製作每一部電影都很困難，每一部戲的困難也不一樣。比如拍《七人樂隊》都是不容易的，為什麼呢？最開始它叫《八部半》，作為8.5分之一，你要講什麼呢？我經常被人問“你拍得順不順利？”拍完當然順利，但事實上拍的時候會遇到不同的問題。比如説（要面臨）自己的健康問題，（面臨）有什麼樣的創意問題，加上戲的難度、技術、預算等，都會遇到問題和困難，難到你很難去分輕重。這麼多年，拍每部戲都像在搏鬥，用盡自己的力量去搏鬥才會讓這個事情有結果。
新京報：大家現在基本在用數碼的形式觀看影視作品，比如傳統電影院也受到了流媒體的衝擊，你怎麼看待這種“更新換代”？
徐克：看電視和電影的方法有很多種，手機也好，電腦也好，電視機也好，投影也好，都有不同的效果。我相信創作人一定會根據不同效果創作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不認為電影院會被手機取代。很多人用手機看電影為了方便，電影院也有精彩的地方，要做選擇的觀眾是很清楚這一點的。擔心？是擔心不來，怎麼擔心呢？比如疫情一來很多電影院都需要停業，這輪不到我們擔心。人類的進化程度是我們無法改變的，我們只能應變，根據不同年代的發展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新京報記者 周慧曉婉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