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kino
有多久沒在電影院看到一部高分懸疑佳作了？
5月14日國內上映的《無罪謀殺：科林尼案》，不是大製作，也沒有大明星，但足以成為意外驚喜。
這是一部精心策劃的電影，不止有懸疑，還將現代律政、二戰歷史、人性糾葛等多重元素組織架構在一起，海外媒體稱讚：“顛覆觀眾對同類懸疑作品的認知”。
該片由曾拍攝出經典電影《香水》的製片公司打造，在德國本土上映期間創下連續6周票房冠軍的紀錄，之後收穫不少電影獎項。
目前爛番茄新鮮度83%，豆瓣評分7.6，知乎推薦度最高達93%，位居國內院線同檔期上映新片口碑第一。
影片改編自暢銷小説《科里尼案件》，作者迪南德·馮·席拉赫是被譽為“德國最會説故事的律師作家”，他曾在柏林擔任刑事案件辯護律師。
這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也是第一部長篇小説，融合了他數十年積累的司法經驗與思辨，已經翻譯超過四十種語言在全球發售出版。
該書一經問世，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德國司法部長直接下令籌組歷史調查委員會，對納粹相關的歷史案件審理，進行全面徹查。
小説《科里尼案件》中文版
為什麼一本小説，能夠改變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電影依照小説如實還原了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切要從一樁懸案開始講起。
事發在柏林的一家豪華酒店，奔馳汽車公司的退休技工科林尼佯裝記者身份進房三槍爆頭85歲富有名望的財團企業家漢斯·邁耶。案發後，科林尼沒有逃離現場，卻選擇自首。
這是一樁沒有懸念的案件，人證、物證齊全，科林尼就是兇手。這又是一樁有懸念的案件，因為科林尼保持緘默，拒絕説出殺人動機。
為科林尼辯護的新手律師卡斯帕·萊恩很快察覺在這撲朔迷離的案件背後，藏有科林尼的難言之隱。他遊移在科林尼和邁耶家族之間，展開了追溯事實真相之旅。
電影就這樣從激烈的人命懸案轉移到破解科林尼的內心懸念中，由外入內，步步為營。
同時，萊恩也經受着巨大的壓力與掙扎。儘管懷抱着年輕壯志，但他初出茅廬，經驗不足，要與邁耶家族請來的強大律師團對峙，其中的大律師理查德·馬丁格是他大學的法學教授。
更糾葛的是，死者邁耶是他前女友的祖父，也是在他成長過程中給予極大幫助，勝似親人的長輩。另一邊，科林尼卻對他沉默不語，冰冷如霜。
在法理與私情，職業與道德，理智與情感中，萊恩陷入艱難抉擇，他從搖擺不定到堅定立場的心理變化，進一步加深了電影的懸念感。
當我們跟隨萊恩去往科林尼的故鄉意大利時，既是踏上了獲取真相的路途，也是進入了一段滲透着黑色記憶與悲慘往事的二戰歷史中。
以謀殺疑案開頭、以法律交鋒延展，在重重懸疑的鋪陳下，電影終於來到了反思二戰傷痛的光譜序列中。
原來，邁耶曾是納粹軍人，1944年他在駐意期間，一起恐怖襲擊造成兩名德軍身亡，按照當時希特勒規定“死一殺十”的指令，邁耶命令槍斃二十名意大利游擊隊員，其中就有科林尼的父親。
科林尼眼睜睜看着父親被納粹殘暴擊斃，從此殺父之仇在他心裏埋下種子。電影的第一筆轉折就讓這個故事的廣度從個體人物輻射至整個歷史羣體，緊接着的第二筆轉折更是令人震驚。
在清剿游擊隊事件發生的25年後，納粹屠殺已是世界公認的既定事實。科林尼也走上追求公義的道路，通過法律手段起訴邁耶的謀殺罪。
沒想到在起訴前四個月生效的《行政犯罪法施行法》，阻擋了科林尼的訴訟之路，讓邁耶逃脱了罪罰。這部典律又稱《德雷爾法案》，它規定只有納粹領導是謀殺正犯，其他人都是從犯，可判過失殺人罪而不是謀殺罪。
納粹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種種罪行，還可以受到20年訴訟時效的限制，期限一過，他們將不能再被起訴。邁耶剛好符合這一情況。
制定這一法律的愛德華·德雷爾曾在納粹統治時期以高級檢察官身份濫用私刑，戰後他又受任聯邦司法部。而與萊恩交鋒的馬丁格律師也曾參與討論這部法律的訂立。
小説作者迪南德曾透露：“隨着1945年戰爭結束，大家都認為德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尋找一個新的開始。但實際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這個新的開始還是一個以前的延續，就是在戰後德國政府機關所有的重要崗位，從部長到任何行政公務員的重要崗位，幾乎全部由以前的老納粹繼續留任。”
正是觀察到這一現象，啓發了迪南德創作這個基於歷史真實內核的謀殺案。
當法律侵蝕正義，科林尼不得不選擇犯罪。他殺了人，法律也在殺他，那麼到底該由誰來賠罪？孤軍奮戰的萊恩也從站在一羣人的對立面，轉向對抗起整個德國的司法體系。
“沒有人質疑科林尼是在濫用私刑，但是對邁耶不予起訴是公正的嗎？我們難道不該對科林尼的行為區別對待嗎？這是我們信奉的法律嗎？”
科林尼因失去對法律的信心選擇沉默以對，新一代的年輕人萊恩則選擇勇敢疾呼。他在法庭中義正言辭地質問馬丁格，質問現場法官和陪審團，他也是在質問所有人，質問人性裏的良知與道義。
小説中也寫道：“多年來，他聽教授講課，研讀法律和法律釋義，他嘗試理解刑事訴訟是怎麼回事，但直到今天，直到他自己登台辯護，他才真正明白了刑事訴訟的目的——為了那些被迫害、被壓制的人們。”
萊恩這一角色背後，實際上也影射着作者迪南德的個人色彩。
他在現實中的祖父就曾是納粹黨裏的一名領袖，後來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刑二十年。祖父的惡名是他成長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萊恩身上孕育着迪南德本人的自省與責任態度。
一直以來，德國不斷推出反思二戰題材的影視作品，《紐倫堡審判》《我們的父輩》《帝國的毀滅》《伯納德行動》《朗讀者》《元首偷走了粉兔子》等，都是直接聚焦納粹在戰爭期間犯下的“第一罪責”，《無罪謀殺：科林尼案》則另闢蹊徑，從德國人戰後的“第二罪責”來切入表達。
“第二罪責”就是這場司法醜聞，立了一條保護罪犯的法律。有多少人因為這條法律逃脱罪責？《科林尼案》這一反思角度極大地豐富了反戰電影的批判深度與內涵。
沒有一種罪行能在歷史的長河中洗刷，也沒有一種罪惡能在時光的長廊中不留痕跡。
電影聯結現實，從現在回到過去，又在歷史之鏡中反觀當下。最終走向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結尾，審判沒有結果，從邁耶一個人、一部不公之法到整個司法系統似乎都成了共謀者與加害者，都該為此歷史悲劇負責。
影片真正的懸疑也不再是科林尼案本身，而是指向了銀幕外的現實世界：如何修正法律？正義何時到來？這些問題的答案留給了德國，留給了全社會，留給了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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