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張一山這演的是鞏漢林吧？感覺下句宮廷玉液酒就要出來了。”
“金庸老先生才走兩年……”
“看了5分鐘，只有一句話，這叫什麼玩意。”
新《鹿鼎記》悄然開播，卻引起巨大反響。在豆瓣上，網友留下3.4萬條短評，絕大多數與前引三條內容近似。最慘時，該劇評分下探到2.5分，後略反彈，也只有2.7分。
有網友刻薄地説：怪不得上線前沒怎麼宣傳，看來投資方也知道它不行。有影評人將此概括為《新〈鹿鼎記〉，爛得通紅》，意思是：該劇之差，已達“帶火話題”的水準。
“一邊倒”的評價背後，應注意兩點：
首先，大多數網友只是根據前幾集得出觀感，隨着角色逐漸就位，新《鹿鼎記》還是有可看性的。
其次，內地先後拍過三版《鹿鼎記》，都不算太成功，這説明業內對《鹿鼎記》的理解存有集體偏差，新《鹿鼎記》的缺陷並非個案。不突破此瓶頸，下一版《鹿鼎記》仍難成功，片面指責新《鹿鼎記》，意義有限。
《鹿鼎記》的根本在解構主義
拍好《鹿鼎記》，前提是讀懂《鹿鼎記》。《鹿鼎記》是一本“反武俠”小説，基本理念來自解構主義。
傳統武俠小説堅持正邪不兩立，主人公必須“又紅又專”——既是道德典範，又是功夫高手。驅動他們行動的動力是匡扶正義，但正義與日常生活關聯較少，所以傳統武俠多聚焦在爭奪武林盟主、獲得秘笈、報仇、維護和平等狹窄的題材上，形成了非黑即白的敍事傳統，它很難更準確表達出世界原本的灰度——即使在正派中，權力分配、權威塑造等也未必公正，這可能也是製造出邪派的一個原因。
在傳統武俠小説中，江湖秩序意味着對個體的異化，它只接納一種人，即絕對愚蠢、絕對忠誠的單向人，太聰明、太多元、太喜歡反省的人，反而被認為是危險的。
金庸一直試圖突破這種藩籬，在他筆下，許多大俠亦正亦邪，包括黃蓉、趙敏、任盈盈等，她們狡黠、頑皮、狠辣……與傳統意義上的俠客不太相同，有“反英雄”傾向。這種傾向發展到極致，便是韋小寶。
韋小寶的一切都與“俠”相反，他膽小、武功差、渾身市井氣，出身也不高貴，此外他滿口謊言，而且好色。可偏偏是這麼一個毫無人格魅力的角色，卻取得了驚人的個人成功，而以嚴肅著稱的名門正派、宮廷內部、官場等，卻猶如兒戲，所謂規矩、道義、體面等，完全被解構。
金庸本人未必意識到這個解構的價值，可能他也擔心自己在走向“油滑”，此後再沒寫出新的長篇小説。
蕭峯已無法給他們以代入感
《鹿鼎記》剛問世時，遭遇了不少批評，金庸在後記中提醒讀者：“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質，至於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其實，只在自己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韋小寶才會講“義氣”，且講完後又會附加許多自吹自擂，並要求對方回報。這能稱為“義氣”嗎？只能説，金庸既喜歡韋小寶，又不知道如何讓他看上去“有價值”，只好用“義氣”來搪塞。
1977年，香港佳藝電視台拍攝了第一版《鹿鼎記》電視劇，共60集，為避免觀眾反感，只好讓女演員扮韋小寶，遺憾的是，該劇最終未能播出。
20世紀80年代，《鹿鼎記》突然受到歡迎。作家亦舒寫道：“（韋小寶是）男人中的男人，嫁給韋公是幸福的，是以他有七個老婆，她們都得到實際的愛護，精神與生活上的照顧。”
從“小痞子”到“男人中的男人”，因為在體現變遷下，讀者從《鹿鼎記》中讀出自我身世之感：韋小寶能力不大，也不算努力，只靠運氣和小聰明，便既得皇帝信任，又在江湖揚名立萬，高官、財富、功績、美色等，一個不落。
上世紀80年代是全球化的萌芽時代，受此衝擊，許多人出現了身份認同危機。普通人日漸被套牢，再難掙脱資本的束縛。
蕭峯已無法給他們以代入感，他們能看到的最遙遠的彼岸，就是韋小寶。以至於有人調侃“做人最好是蕭峯，出來混還得韋小寶”之説。
沒有“痞”，就沒有韋小寶
遺憾的是，內地先後拍了三版《鹿鼎記》，卻始終沒有get到解構主義這個點，只是把它當成喜劇，是“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這構成了創作上最大的困境。
可以先來對比一下香港推出的三版《鹿鼎記》：
1984年版由梁朝偉主演，他刻意強化了韋小寶愛打小算盤的一面，前半部演繹到位，只是梁朝偉的形象太英俊，使角色的正面感略強。
1998年版由陳小春主演，增加了更多心理戲，使觀眾更能理解韋小寶的行為邏輯，從而產生親近感，該版在人性深度的把握上，獨樹一幟。
2000年版由張衞健主演，這是對原著改動最大的一版，突出了韋小寶的俠義精神和絕世武功，雖有些離譜，但改編者緊緊把握住解構的主脈——在畸形的權力場，韋小寶與康熙這對少年玩伴最終不得不分道揚鑣。
這三版《鹿鼎記》都緊緊把握着韋小寶的“痞”做文章。這種“痞”和傳統的“痞”不同。韋小寶不反抗秩序，也沒有暴力傾向，他在被動地順應着，並呈現出底層小人物的生存智慧與生存哲學：卑微、掙扎、自戀、自憐……韋小寶因此擁有強大的共情能力，那不是居高臨下的同情，而是切切實實的温暖。
韋小寶為漂泊的現代人提供了白日夢的可能，以及人性猶在的證明，從而保留了抵抗被異化、被改造的一絲希望。
再看大陸拍的三版《鹿鼎記》，黃曉明、韓棟、張一山在演繹韋小寶時，都努力呈現他的善良、天真、温情的一面，“痞”只是可有可無的包裝。而沒有了“痞”，韋小寶便不再是韋小寶。這種贗品的韋小寶，不論表演上多麼用力，也難得到觀眾認同，更無法使他們得到安慰。
不能一提創新，就只有形式創新
客觀地看，新《鹿鼎記》還是比較用心的：畫面精緻；角色塑造可能有些誇張，但演員很努力；服化道上也比較用心。只是後來者總會承擔更大壓力，《鹿鼎記》原著偏重娛樂性，而娛樂功能的達成，只能靠感官刺激，這隻能一次性成功。畢竟，第一口辣椒總是最辣的，此後的幾口就很難達到同等效果。
對於《鹿鼎記》的人物與情節，許多觀眾比電視劇主創人員還熟，他們不願看熟悉的東西，又不能接受偏離他們印象太多的東西。如果新《鹿鼎記》早於其他版本，可能觀眾們反而會覺得，韋小寶的面部表情原本就是這麼豐富，張一山的演繹很準確。
後來者不論怎樣創新，都會激怒一大批“忠粉”。可新《鹿鼎記》的評分如此低，説明出它的創新方向有誤。
不知為何，如今一提影視創新，就是在畫面、表演、鏡頭、道具、故事等方面創新，而不是原著理解、表現主題、人物演繹等方面的創新。“形式大於內容”似乎已與“專業化”畫上等號，可這種形式上的新，無非新瓶裝舊酒。
這種“為創新而創新”的偏執，使新《鹿鼎記》在表達上充滿矛盾，以敍事速度為例：
一方面，節奏過快。就像網友批評的那樣：“5分鐘韋小寶進京城了，15分鐘海公公就瞎了，25分鐘韋小寶與康熙就認識了……照這個速度10集就可以大結局了。”這個快可能是壓力的結果，但快得沒道理，即屬硬傷。
另一方面，又出奇地拖沓。韋小寶在康熙的書房找《四十二章經》，巧遇公主併發生打鬥，該橋段竟長達兩分半；為填滿節奏過快留下的空白，新《鹿鼎記》加入大量毫無趣味的新梗，僅韋小寶掰手指數“四十二章經”是五個字的濫細節，竟出現了好幾次。
類似的擰巴，隨手還能舉出許多。
新《鹿鼎記》的導演馬進説：“我們這一版《鹿鼎記》的受眾是誰？我坦白地説，是00後和10後。”可在未作充分市場調研的前提下，導演如何知道“00後和10後”喜歡什麼？這種話術貌似嚴謹，卻只起到掩蓋不嚴謹的作用。既沒迎合市場，又降低了藝術品質。
問題的關鍵，在於搞懂“什麼是創新”。創新不是“老故事+新笑話”，也不是“拿着肉麻當有趣”，更不是“一膚淺就説只給年輕人看”……個人倒覺得：不具備從原著中讀出新意的能力，最好不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