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忽悠了最有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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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安娜》不久前剛在Netflix熱播，《輟學生》近期就開始在Hulu上映。

兩個故事都基於真實事件改編。《製造安娜》講的是，一個名為安娜·索羅金的歐洲小鎮女孩在紐約假扮德國名媛，謊稱自己有6000萬美元的信託基金在25歲後可以繼承，試圖貸款4000萬美元成立ADF藝術基金會，忽悠了一把最見過世面的東岸名流和最精明的華爾街銀行家。

安娜·索羅金本人和《製造安娜》中扮演她的演員

《輟學生》則脱胎於《壞血》，大名鼎鼎的Theranos案件，伊莉莎白·霍姆斯試圖用一滴血在家用儀器上檢測出200餘種疾病。伊莉莎白的夢想曾騙到了最有錢的硅谷投資人和最有權的政治精英。這個市值一度達到90億美元的生物科技公司後被WSJ記者John Carreyrou揭露造假後，如今一文不名。

伊莉莎白·霍姆斯和《輟學生》中扮演她的演員

我不免發現，安娜和伊麗莎白身上有很多相似性，而有時這些特質在創業者身上也很常見：她們率先騙過了自己，因此無比自信，彷彿真在打造偉大事業。她們擅長講故事、操控人心，讓最有用的一羣人為自己的夢想買單。

於是，當最多的金錢在美國東岸和西岸無處可去時，它們終於流向了那個裝作最有未來的人手裏。可惜，有些人罔顧了那些夢想不切實際的一面，最終無法fake it直到make it，在“裝”到成功的道路上鎩羽而歸。

對於投資人而言，面對着越來越動聽的故事時，到底哪些人有潛力“裝”到成功，哪些人只是虛張聲勢？或許安娜和伊麗莎白的事件都給了我們一點啓示。

商業騙局有時會被冠以另一個名字——夢想。

安娜和伊麗莎白都堅信自己正在朝一個偉大的夢想躍進，正如所有壯志凌雲的創業者。

安娜想要創辦一個藝術基金會（ADF），租下每年400萬美元的公園大道281號，打造城中最有格調的俱樂部，先接納藝術家，再吸引城中名流。有人問，那不就是另一個SoHo House？安娜白眼一翻，升級版吧。那人順勢説，是需要新俱樂部了，畢竟這些年SoHo入會條件越來越寬鬆，盡收些不夠格的人。

伊麗莎白幾乎要顛覆整個醫療系統，她19歲從斯坦福輟學，創立了Theranos，研發名為“愛迪生”的家用機器，試圖在指尖取一滴血就能檢驗200多項疾病，而正常情況下這需要抽一管血在醫院花不少錢化驗才能辦到。她在TED演講上總會渲染兩個故事，一是她小時候親愛的叔叔因沒有及時檢測出癌症而過世，二是她每次抽血時都會被粗大的針頭而嚇退。因此她希望Theranos讓所有家庭能隨時檢測早期疾病，還能避免昂貴的醫療費用，免於對針頭的恐懼。多麼有感染力的願景，哪個投資人不願掏錢？

伊麗莎白在TED演講上擅長為Theranos講故事 / 圖源：視頻截圖

這兩個夢想聽起來都是當下資本最願意買單的故事，甚至它們各自契合美國東岸和西岸的風格。在紐約，安娜的構想永不過時，有錢人總想通過文化和藝術讓自己的靈魂看上去有趣點，而只要有圈子存在，誰又不想進入ADF這樣的俱樂部彰顯自己的與眾不同，獲取更多人脈？在硅谷，伊麗莎白符合所有投資人的想象，像扎克伯格、比爾·蓋茨一樣的名校輟學生，Theranos可能成為醫療界的蘋果，而常年身着黑色高領毛衣的她，甚至被稱為女版喬布斯。

只有她們自己知道，這個夢想的基石多麼脆弱，一碰就碎。安娜這個俄裔女孩在德國小鎮長大，不是富二代，沒有分文的信託基金可以繼承，那麼沒有信託基金就沒有銀行會給她貸款，她永遠都難以拿到ADF第一筆啓動資金。伊麗莎白幾乎不可能做出“愛迪生”這樣的檢測儀器，指尖取血的量太小，一個如咖啡機大小的機器裏也不可能測出上百種檢驗結果。所以當投資人來Theranos考察時，她先裝作給大家指尖取血放入檢測儀器中，謊稱等待化驗結果時帶他們參觀公司，然後讓人趕緊把血液樣本偷換到實驗室用西門子商業血樣檢測儀化驗結果。

可是，為什麼她們明明知道自己在欺騙別人，卻仍裝得沒有破綻？當你看到她們接受採訪時那種篤信的樣子，恍惚間她們都騙過了自己。這種合理化自己謊言的行為該如何解釋？關鍵在於動機。

在《滴血成金》紀錄片中，行為經濟學家Dan Ariely試圖分析伊麗莎白的動機。他的團隊曾做過一個實驗，參與者在擲骰子前心裏想好要朝上一面還是朝下一面，可以獲得相應獎金。結果顯示，參與者的運氣都非常好。然後規則改變了，這些錢要捐給慈善組織，結果顯示他們運氣更好了，而測謊儀越來越難測出他們在説謊。這證明，當人們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他就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這就不難理解安娜和伊麗莎白了，她們都認為自己的動機是好的，一個想提升紐約名流的品味，一個想讓更多人可以便捷地做血液檢測。因此，騙過自己的人，面對外界的質疑都能毫無愧疚。

Theranos公司的做法被記者曝光後，伊麗莎白繼續在科技大會上扯謊：“我們提供檢測的質量是最高的。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併為之感到自豪。”

安娜曾在採訪中冷靜地説：“這世界上的錢是無限多的，而聰明人卻是有限的。” 她一定認為自己就是聰明人，也從未為自己的行為愧疚過。

安娜出獄後接受採訪並不為自己的欺詐感到愧疚/圖源：視頻截圖

這兩個騙局中最讓人疑惑的是，為什麼那些看起來最有錢最聰明的人都被20歲出頭的小女生忽悠了？我發現，關鍵在於誰為你背書。

融資、貸款都要講一個好故事，而一旦你打動了最重要的那個人，接下來説服別人就水到渠成了。沒有人脈，你就是無名小卒，和其餘那些拿着BP滿世界找投資人的創業者沒有分別。但如果有圈內資深人士為你背書，你至少拿到了暢通無阻的入場券。

為伊麗莎白背書的人堪稱夢幻團隊，Theranos董事會是清一色曾經或正在影響美國政治圈的老白男——基辛格、舒爾茨、拜登……閲人無數的前國務卿、前副總統無一例外地為伊麗莎白的願景與激情所折服。這些垂垂老矣的靈魂，彷彿在伊麗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那種勢要改變世界的野心，才是最好的迷藥。可惜，這些最懂得識人的政治精英，在晚年都看走了眼。

2015年10月，克林頓邀請伊莉莎白·霍姆斯和馬雲談“未來的平等與機遇” / 圖源：視頻截圖

如果你説他們並不懂商業或醫學情有可原，那麼最精明的硅谷投資人為什麼也把錢瘋狂投向Theranos？

這離不開伊麗莎白的家世，特斯拉、Skype、百度的首批投資人Tim Draper就是看着伊麗莎白長大的，但Tim否認是這層關係讓他投了Theranos。他認為自己是個專業的風險投資人，Tim回憶起伊麗莎白從斯坦福輟學的那天説她想怎樣改變整個醫療系統，Tim看到了絕佳機會。這些早期追隨伊麗莎白的信徒們還包括蘋果前高管Avie Tevanian、甲骨文創始人Larry Ellison、甲骨文的創始投資人Don Lucas。儘管他們並沒有可參考的財務報表，只模糊地認為Theranos有把商業和醫學結合的能力，就為其注入了數億美元。

常説早期投資多半是投人。《滴血成金》指出，我們傾向於認為投資是一項理性的方程式，計算風險與回報。可事實上，投資者經常被他們的直覺所引導，早期投資人更像在碰運氣，而不是依賴於事實，Credit（信用）這個詞是從拉丁文的Credo演變而來，意思是“我相信”。

就算你對伊麗莎白有所懷疑，但你會懷疑投資戰績卓越的Tim Draper？還是懷疑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不會的，當看到這些人入場，本着fomo心態，硅谷投資人們只會害怕投資Theranos不夠多不夠早。至於盡調？那是什麼？在全球最強人脈圈為伊麗莎白站台時，那已經是最“可靠”的盡調了。

同樣，打入華爾街靠的也是人脈和推薦。安娜想申請4000萬美元貸款，她瞄準了Andrew Lance（劇中名為Alan Reed），他是一家律所合夥人，掌握着紐約金融圈和地產圈優質的人脈資源。Andrew本不理會拿着pitchbook找上門來的安娜，後來他卻被對方那股年輕人的衝勁所打動。荒誕的是，安娜只憑偽造文書、一張海外電話卡和變聲app就讓Andrew確信了這個女孩確實是個trust fund baby。有了Andrew的背書和擔保，城市國家銀行、花旗銀行、堡壘投資集團爭先想發放貸款給金主安娜。

Alan Reed為安娜拿到了華爾街的入場券 / 圖源：《製造安娜》截圖

這麼看來，在圈子和人脈之前，盡調根本就是過場。畢竟，早期投資的藝術在於“我相信”三個字。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裝”到成功在兩起事件中都多次被提及，紐約和硅谷似乎都欣賞這樣的進取態度。

《製造安娜》劇情中，律師Todd結辯時，在陪審團面前深情款款地講述了弗蘭克·辛納屈的故事。1944年，辛納屈在時代廣場派拉蒙劇院開唱，女人們被老帥哥迷得暈倒，對大眾來説，這是辛納屈效應。但事實上，這是辛納屈公關的精心策劃，他們花錢讓女粉絲來暈倒。Todd繼續辯護，而在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是個品牌，安娜隻身一人來到紐約闖蕩，她跟辛納屈一樣，只是想要假裝直到成功，假裝成一個紐約上流社會都喜歡的人設。她虛構了德國富二代的身份，然後每個人都想跟她做生意，他們會想跟一箇中產階級外國人做生意嗎？不，安娜不得不假裝直到成功。

同樣地，伊麗莎白也相信“裝”到成功。她生活在兩重世界裏，一面是侃侃而談的女性創業者，一面是眼見着實驗室裏一片狼藉的CEO。她之所以將Theranos的家用檢測儀命名為愛迪生，是因為他也曾“裝”到成功。據《滴血成金》描述，1878年媒體刊登了一篇愛迪生的聲明，聲稱他已經解開了白熾燈之迷，但那不是真的，他的燈絲總是融化，當記者和投資者要求他演示時，他欺騙了他們，他給了記者們股票讓他們態度友好，四年來愛迪生假裝他的發明隨時可以銷售，而事實卻是他一直在努力實驗，就在錢和貸款快用完時，他解決了怎麼能讓燈一直亮着的問題。

可以説，作為發明家兼創業者，愛迪生率先實踐了“裝”到成功這種藝術。如今硅谷同樣盛行着這樣的故事。寫《壞血》的記者John Carreyrou説，硅谷的獨角獸公司估值動輒十億美元，他們比那些90年代的互聯網創業公司保持更久的不上市狀態，比起上市公司有着更多不透明。

行為經濟學家Dan Ariely在硅谷曾聽到一羣初創企業的創始人在談論他們怎麼欺騙投資者，比如怎麼把真實數字放進去製造增長的圖表。在馬斯克這樣的神話下，每個人都在做着不切實際的夢，硅谷獎勵的是那些能夠提出遙遠宏圖的人，儘管沒人知道那能不能實現。當週邊的公司都在努力且致力於實現不可能的事，伊麗莎白覺得她跟其餘人也沒什麼不同。

然而，安娜和伊麗莎白即使假裝也註定無法成功。看起來安娜只差一步就將拿到貸款開創事業，但是銀行要去德國確認她的家族企業和信託基金狀況，這最後一步她怎麼假裝也無法跨越。伊麗莎白的問題在於，她僅有一個當下難以實現的願景，一滴血、一台咖啡機大小的檢測儀無法測出幾種疾病，更無法替代抽血檢查。因此，截止到2017年，Theranos幾乎燒完了籌集到的九億美元。從估值90億美元到一文不值，Theranos成了一場空。

比爾·蓋茨的書房裏銘刻着一句話，出自《了不起的蓋茨比》結尾：我們繼續奮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斷地向後推，直至回到往昔歲月。

蓋茨説他很喜歡《了不起的蓋茨比》，書房裏刻的是這本書最後一句話 / 圖源：《走進比爾：解碼比爾·蓋茨》截圖

有時很難想象熱衷於科技、醫療、氣候變遷的蓋茨，鐫刻在書房裏的話隸屬於文學，出自菲茨傑拉德的小説，或許蓋茨比的故事才代表了商業世界的本質——鼓勵野心，繼而看透繁華成空。

距離爵士時代，100年過去了，今天的紐約、硅谷仍湧動着熱錢，它們想要一個去向。也許，正如安娜所説，這個世界上的錢無限多，但聰明人是有限的。只是，那些聰明人有辦法像愛迪生一樣幸運，在把錢燒完之前恰好完成自己的夢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