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等來的書
2005年5月，張典婉第一次見到了在那場海難中存活下來的倖存者，葉倫明老先生。一天她接到從台灣新竹打來的一個電話，對方告訴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輪”的倖存者，還活着。她馬上赴香港與這位叫葉倫明的老人會面。他們相約在銅鑼灣地鐵站旁邊匯豐銀行的ATM那裏，“我原想着能夠逃過那場浩劫的，應該是位身體很壯的人。哪裏想到出現在我面前的是這樣一位乾乾瘦瘦的老先生。” 葉倫明老人身材不高，背了一個雙肩揹包，精神抖擻，“我當時非常震驚，因為調查這個海難這麼長時間，知道當時死了一千多人，突然看到一位老先生是倖存者，而且如此健康，覺得不可想象。”張典婉對《國家人文歷史》記者説。
當年死裏逃生後，葉倫明只能試着寫信給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卻被原封退回。不久兩岸阻隔，他便失去了與妻子的所有聯繫。1980年，他離開內地到香港生活，開始與台灣的兄弟通信往來，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蹤”後的第二年即已改嫁。葉倫明從此不再赴台，終生再未娶。他的太太跟後來的丈夫生了三個孩子，但她不願葉家無後，在給第一個孩子登記時，父親一欄，寫的是“葉倫明”。葉倫明有一次在路上看見馬拉松活動，決定恢復年輕時長跑的習慣，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馬拉松老人”。
當然，在採訪和探尋的過程中，張典婉也經歷過無數的困難，有些人提供了線索，聯絡時卻像斷線的風箏;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門，或在電話那頭冷冷地掛上話筒;還有人講到逝去的親人，便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有一次，她已經同一家被採訪者相約，並飛到美國洛杉磯，到最後那一家人失蹤，不接電話。更有甚者問她：你是哪個黨派來卧底的?你的動機是什麼?寫這些故事是什麼目的?
2010年5月25日太平輪海難海祭儀式，葉倫明、王兆蘭兩位生還者第一次見面
即使遭遇了這些，她卻非常理解，在《太平輪一九四九》的自序中，她寫道：“多年來在漫長的採訪過程中，最殘忍的是，每一次採訪如同在受訪者的傷口上撒鹽，讓人萬分不忍與不捨。”張典婉還是堅持了下來，她説：“《太平輪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來的書”。同時，書中也寫了無數個等待的故事：有個妹妹一直在打聽大哥的下落，將近十年後才得知大哥想盡辦法買到一張退票，登上了最後一班太平輪;有位父親在登上太平輪前，給已到達台灣的妻子和女兒拍電報，要“與你們一起過年”，從此再也沒有音信“每一個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們各自的期待和掛念，一生都在等待”。幸運的是，她先後採訪到了三位當年那場災難的倖存者。
一個時代的命運
《太平輪一九四九》曾先後遭遇九家出版社拒絕。有人隱晦地拒絕：“我們沒有這樣的書系，不出兩岸歷史的書。”有人則直截了當：“這樣的書，沒有市場。”也有人把《太平輪一九四九》視為“天上掉下來的一本書”。商周集團是台灣主要中文雜誌及書刊出版商，旗下擁有五十多家雜誌。看過書稿一個禮拜後，他們主動聯繫張典婉，説：“我們簽約吧。”“他們覺得這本書可以撫平很多人的傷痛，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很多家庭都有傷痛的記憶。”張典婉説。
商周集團為《太平輪一九四九》辦了一個別具特色的發佈會。他們包下了兩層樓的老建築“小白宮”——原美國“大使館”所在地，採用舞台佈景的方式佈置了一個“流離”的現場：舊式旗袍放在一隻木箱上面，一朵百合躺在旗袍上，男人的大衣和帽子掛在旁邊的衣架上，現場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舞台上佈滿白色的花。學戲劇出身的張典婉，提出把書裏部分老照片製作成展板放到舞台上。“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氛圍才完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縣白節山附近，清晨的陽光透過薄霧安靜地落在海面上。五級風，温度25攝氏度，這是嵊泗海域這幾天以來最好的天氣。在距離白節山約一公里處，兩艘漁船漸漸地停了下來。其中一艘船上站滿了互相攙扶的老人，船頭飄着的旗幟寫着“太平輪協會贈”的字樣。老人們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節山燈塔方向默哀一分鐘。之後，老人們輪流走上船頭甲板，默唸給親人的祭文。
這是自1949年太平輪沉沒後，61年來兩岸的罹難者家屬終於第一次聚到一起為太平輪遇難者舉行公祭。張典婉把《太平輪一九四九》的版權費捐出來，用於太平輪兩岸合祭。“2010年1月27日，太平輪沉沒之日我們成立了太平輪協會。都是由遇難家屬和倖存者以及對這些歷史有興趣的人組成。”之後，太平輪協會決定在2010年為太平輪事件中的遇難者舉行一次兩岸合祭。“海祭是家屬們提出的，好幾年前就提了，像張昭雄、黃似闌女士都有這樣的心願，但他們年事已高，不可能自己來處理這些事務，我們就來協調。”
2010年4月中旬，張典婉從台灣飛到內地，拜訪了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並呈遞了海祭的策劃書，形式很簡單，以音樂、鮮花和默唸祭文為主。在承諾不燒紙，不念經的情況下，海祭策劃得以順利通過。之後，張典婉開始在嵊泗操持租漁船、買鮮花、訂酒店的事情。
《太平輪 一九四九》作者張典婉
因為天氣原因，原定於5月23日舉行的海祭延遲到5月25日清晨舉行。船行至離白節山一公里處，老人們互相攙扶着為親人默哀。隨後，每户人家輪流到船頭甲板默唸祭文。倖存者王兆闌跪在地上，對逝去的母親和弟妹們訴説多年以來的內心歉疚，老伴在一旁細心攙扶且陪伴;黃似闌特地提前三個月折了一千隻紙鶴給母親，並帶來了母親最愛吃的花生和巧克力，四頁紙的祭文，哭着説完;台灣著名棒球評論家張昭雄將父親的照片貼在臉上痛哭，並拿來母親臨走時的照片，讓父親看看母親的樣子，祭文唸完後，花、祭文、照片一起投向大海。六十年積鬱的悲傷，終於能痛快地噴湧而出。
《太平輪一九四九》出版後，張典婉又繼續發現了更多故事，但沒來得及寫進書裏。通過多年的採訪，張典婉發現太平輪之於那個年代的象徵與印記，超出她最初的判斷和想象：“太平輪承載的其實是一個時代的命運，而非一船人的命運。”1949年，在兩百萬人的流離中，沉沒的太平輪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在上海、廣州、舟山以及中國沿海的重要港口，類似太平輪的故事在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在不同的港口，上演着同樣的生離死別，在歷史的轉折時刻，一個告別就是一輩子。”張典婉無限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