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看晚清立憲：議員天真地以為在美國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離世。這使得革命更加迫在眉睫。光緒皇帝只不過是一個喪失自由的傀儡，裝點大清帝國門面的工具，但慈禧太后卻是一個有着鋼鐵般的意志以及非凡手腕的強力統治者。1900年，眼看京城被八國聯軍佔領，她意識到：中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已經走到窮途末路。於是某些改革措施在她的允許下得以推行，這使她的國民吃驚不小，因為在1898年那位年輕的進步的皇帝正是因為鼓勵這些改革而受到她的懲罰。慈禧太后究竟想把改革推行到何種程度一直是公眾熱議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她意識到已經不能採取鎮壓的手段來對付改革派，所以她因勢利導，站出來領導改革。因此她的死給大清王朝的未來帶來了極大的不安定因素。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究竟哪一派會在政府中佔據主導地位呢？
光緒死得太巧
很多人懷疑皇帝的去世不是因為自然原因。慈禧太后身邊有很多死忠，無助的皇帝卻不喜歡他們。假如太后死了，皇帝還活着，他必將向這些侮辱過他的官員復仇，這些官員的日子不會好過，甚至會丟了性命。不過，光緒皇帝的身體一直很虛弱，年僅37歲去世倒也正常，只不過他死得太巧，僅僅是在慈禧去世的前一天死去，這不得不讓很多人產生種種聯想。可是表示懷疑的人也拿不出什麼證據，因為宮闈秘聞在中國屬於最高機密，保守得很嚴密；不管怎麼説，一小部分人堅持認為，如此巧合的死亡實在少見。
皇位的繼承者溥儀，是慈禧臨終前孤注一擲的賭博。這個孩子是光緒的弟弟醇親王載灃的兒子；醇親王自己又擔任了攝政王，載灃一時位高權重，畢竟是皇帝的親生父親，他做起事來便少了很多顧慮。比起前輩皇族來説，載灃擁有更好的時代機遇，可以更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曾在1901年作為皇室代表前往德國就1900年6月德國公使在京被殺事件道歉。大量事實證明，這位攝政王精力充沛並有發展民主的興趣。但他還是不具備轉型時期的中國所需要的那種卓越領導人的特質。
新寡的皇后成為了新任皇太后，她干擾了載灃的領導力，她不僅沒有幫到小叔子，反而起到了消極作用。這個心胸狹隘的女人對於自己部族的敵人懷有刻骨仇恨。而載灃所做的，也不是在安撫漢人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反而激化了這種不滿，本應在國家事務中擁有更多發言權的漢人仍然沒有太多發言機會。載灃忙着把權力集中到滿人手中，他公然任命親戚朋友擔任陸海軍及國內事務的最高職位，而這些親戚朋友有相當一部分缺乏管控能力，性格貪婪、作風腐敗。
新官上任三把火，載灃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罷黜首席軍機大臣袁世凱。在這個爭議四起的時期，袁世凱這位最適合為政府出謀劃策的政治家被罷官了，他的繼任者就是在1906年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見多識廣的端方。端方是懷有開明思想的滿人，這就意味着其仕途將走得更加平穩，很多人寄望於他的領導。然而端方卻在1909年10月辭職，這使得所有對中國懷有真誠的朋友對大清王朝的未來感到擔憂。表面上看，端方辭職的原因，是他允許下屬去拍攝慈禧出殯的全過程，並在慈禧陵墓附近的大樹上架起了電線。其實，他辭職的主要壓力還是來自宮內的敵人。皇帝的家眷與太監串通一氣，侮辱國家官員，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希望呢？
大清王朝此時的另一個巨大損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軍機大臣張之洞的去世。他去世的那一天對中國而言是極為黯淡的一日。
受到新思潮影響的帝國民眾在生活中和精神上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民心思變，接受了西方知識卻只是一知半解的年輕人容易被鼓動且不善服從。中央政府因此而顯得愈加羸弱，革命的絕佳時機已經到來。
天真的議員以為自己在美國
立憲運動隨即洶湧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擁有21名成員的中國第一個省級議會成立。國內多家報紙都用大量篇幅進行了報道，有兩家報紙還在頭版用大紅字來慶祝此事。很多省會城市建立起了雄偉的建築，用作將來議會的辦公地點，有一些則建在舊時科舉考試考棚的廢墟上。
然而，這些議員的素質卻是千差萬別。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期望，君主制下的民主會因團結和智慧展現出什麼特色。因為有些議員的行為根本毫無價值。不過，也有些議員表示他們會嚴肅對待這份工作，個別議員甚至表現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氣。他們對國家事務大膽建言，自由主動地為中央政府提供建議。中央政府對這樣的建議雖然表示歡迎，但卻不給予重視。地方政府的領袖們很憤怒，因為他們的意見不獲中央政府重視，清朝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因此日益加深。
國會的自由程度要比省級議會低得多。國會議員並非都由選舉產生，其200名成員中有100人實際上是由省議會提名而來的。在美國，統治階級為了讓“安全”的人當選為“老闆”而控制參議員選舉，同樣，這個國會里剩下的100人也是由帝國政府推選的，包括滿族皇室、貴族和富商、官員，都是值得朝廷“信賴”的對象。
國會在1910年10月3日召開的首次會議，再次證明了它無法體現國家的新思想。可是仍然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國會議員打破了當時的限制，發起了爭取國會獨立和權力的抗議，雖然這些言行都相當淺薄，這些天真的議員以為自己享有美國國會議員的待遇。考慮到環境因素，這個在專制政府眼皮底下召開的國會還算相對成功，畢竟它表現出了一種獨立性，因為原先在清朝皇室秘密監控下的官員聚會也是幾乎不可能的。清朝政府最初的計劃是在1915年召集國會。立憲派希望能將時間提前，反對黨表示了激烈的反對，要求“推遲時間”。最後，由於國會和省議會態度堅決，政府最終被迫妥協，頒佈法令將立憲改革時間提前至1913年。
無論國會有多少缺陷，但它的精神影響力卻是巨大的。代議制政府存在的基礎是獲得了一定範圍內的民眾的認可，而之前中國人認可的都是專制的皇帝和地方督撫。過去，由於地方自治的傳統，士紳們只能在各自的生活區域內發表影響政府的言論，而現在他們已經可以對國家和省級事務發表意見，雖然政府不一定尊重他們的意見。代議制政府的原則一旦確立，就絕對無法取締，無論它在具體實踐中要遭受多長時間的限制。
埋藏炸藥的導火線被發現得越來越多，政府的恐慌也越來越明顯。1911年5月8日，清朝政府頒佈法令廢除由五名軍機大臣組成的軍機處，成立由慶親王奕劻和十個行政部門首腦組成的立憲內閣。奕劻在這個夏天頒發了一項因“遲到”而傳為笑柄的政策，這份出名的政策文件包括如下內容：
官方體制正在進行改革，組織內閣的目的是建立負責任的政府以及指導憲政的準備過程—皇太后和皇上很清楚現在國家正處於關鍵時刻，因此命令引進憲政，將實施憲政作為讓國家強大的唯一方法。皇帝陛下對此極為關注。他很留意人們的呼聲，因此縮短了建立立憲政府的時間。這一改變需要政府做出極大努力。
孤立於世終將被全面交往所取代，我們的保守政策也應由進步政策所替代。我國的財政、內政、教育、工業、交通、司法、國防、從屬國事務、國際事務和其他事務都須改革，所有領域都不應落下。
政策“來得太遲”
這項政策的確“來得太遲”，因為腐朽的滿族勳貴小圈子所實施的政策已沒有人再相信。腐敗、反動和低效的統治階層已不能滿足中國新精神的需要。這個集團除了個別人以外，已經承認了任何事情都是被迫行之，要不是出於恐懼，他們一步都不想動。
革命時機已然成熟，一系列的起義事件讓革命的到來不可避免。可怕的徵兆接踵而至，惶惶不安的攝政王發佈公告，可憐兮兮地承諾他將答應實施所有能平息民憤的條件。
然而辛亥革命最終在10月10日爆發。1911年10月下旬，惶恐不安的載灃擁立五歲的小皇帝登基，並不顧臉面地發佈罪己詔，表示帝國目前面臨的困境“都是他自己的錯”。
這種面子情結實在太可笑，載灃的罪己詔讓痛苦和滑稽在其中混為一體。
國會在北京再次召開，並立即採取了一種積極進攻的態度。100名滿清勳貴被另外的100名議員脅迫得不敢張嘴説話，即便是他們當中的温和派在試圖發言時也因被大肆嘲弄而選擇了閉嘴。於是，在一次會議中，國會就確立了憲法的19個基本原則，比1907年宣佈的立憲計劃邁出了一大步。這些基本原則僅給君主留下了毫無實質意義的權力，使人民成為了國家的真正主人，雖然他們要處於嚴格的有限立憲政府管理之下。11月3日，載灃發佈詔令接受十九條基本原則，並表示他“將專門用一天時間前往太廟向清朝列祖列宗宣告，並向全國張貼皇榜公佈憲法”。
與此同時，戰火在加速燃燒。11月3日，上海光復，革命派擁有了出海口，並控制了這一海關税收豐厚的戰略基地。留守南京這個六朝古都的清朝將領負隅頑抗，革命軍不得不與之開戰。12月3日城破之日，守城的清朝將領組織了幾支沒來得及逃離和等着政府發餉的部隊作了零星抵抗，最終敗下陣來。
1911年11月6日，載灃迫於局勢辭職。其三年的攝政統治以炫耀和顯赫開始，以屈辱和毀滅結束。其實起義造成的困境並非全是他的過錯。他只是恰好在長期醖釀的革命風暴爆發時掌權，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智慧，去成功消弭這場風暴。
清政府倉促間賦予了袁世凱最高權力。袁世凱重新回到北京，成為北方的實際領導。中國中部的革命者在12月建立了共和國，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2月12日，三條內容相似的詔令宣告清朝皇帝退位，遜帝被默許留在共和國境內，他無條件地接受袁世凱提出的所有要求，同時命令總督和各省行政長官效忠新政權。
清朝政權崩潰如此之快，表明滿族統治的基礎已經腐朽，中國人民正為自身的尊嚴和秩序而鬥爭。在如此遼闊的國家，能將革命進行得如此之快、如此和平，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四川革命爆發的5個月裏，以及漢口光復的3個月時間內，18個省中有15個進行了革命。起義勝利的浪潮席捲整個長江流域。傲慢的大清皇帝以天子之名統治了將近300年的“天朝上國”已經滅亡；袁世凱這個曾被滿族人罷官的漢人掌握了權力，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我所認識的袁世凱
阿瑟·布朗
我與袁世凱相識是在1901年夏的山東省會—濟南府，在遞上我的名片和介紹信之後，他很快與我約定了會面時間。我準時到他的府邸拜會，他不但親自在衙門門口迎接我，還把我請進了他的書房，這真是真心實意的以禮相待。
鐵腕巡撫
他很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他42歲，中等個頭，身體壯實，臉龐剛毅，眼神明亮而率直，氣度非凡，我想他無論身在何處都會引人側目。他的態度相當真誠，通過他那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兩年的翻譯，我們進行了一次有趣的長談。我頗為詫異的是，不諳英文、從未離開過亞洲的他竟然對美國的情況是那麼熟悉。他向我談起了他準備出版日報、設立一所軍事院校與一所文科院校的計劃。他將給山東省下轄的108個縣分配名額，每個縣必須至少選派兩名學生進入他即將開設的軍事院校和文科院校，他要鍛鍊這些學生的智力和體格，使他們在畢業的時候把在新學堂裏獲得的“啓發與學識”帶回自己的老家，再以這些畢業生為骨幹，向每個縣普及現代知識。他雄心勃勃地希望以一己之力教化其治下的3800萬民眾。他還設想了新學堂的外語教學問題，他認為英語、法語、德語的課程都不可缺少，考慮到在山東東部地區有為數眾多的德國居民，德語應該成為山東學堂最重視的實用外語。
1901年11月，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直隸省是清朝最重要的省份，因為都城北京，以及進軍北京的兩座門户大沽港和天津港都在他的轄區之內，直隸總督還控制着所有通往京師的道路，負責保衞皇室的安全。直隸總督是清朝的第一總督，擔任此要職等同於擔任了清朝的宰相，他以一位直率可靠的君子的形象出現在慈禧太后面前，給善於從細節之處觀察人的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慈禧太后加封他為太子少保，並賞穿黃馬褂。1902年，在慈禧太后面前肯定了自己才能的袁世凱獲得了更多重要的官職—督辦中國北部鐵路修建的全權大臣、軍機大臣、外務部侍郎、陸軍大臣，最後成為內閣總理大臣。這些經歷使得袁世凱的公共行政管理經驗，在中國鮮有匹敵者。
“朕命將其斬立決”
袁世凱清楚地認識到採用現代科技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士兵扔掉弓箭，聘請德國軍官擔任教習，給士兵們配備步槍，接受前所未有的紀律訓練，為中國組建了一支極為精悍的部隊。他還為他的部隊建立了設備齊全的醫院，採取最為標準的衞生措施。
他是一個儒家的信徒，但是他在學術上卻是寬容的。1898年，他邀請長老會牧師赫伯特 E 豪斯博士擔任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1900年又邀請長老會牧師、滕州教會學校校長華生 M 海伊斯博士擔任他所建立的濟南府文學院院長。1906年他到保定府視察期間，發現當地充滿着對土地爺的迷信，當地土地廟的香火很旺盛，而土地廟的廟祝們卻向他報告了許多有關當地死亡人數的情況。於是袁世凱命令把當地所有的土地廟改成警察局，同時下令把土地廟裏的所有神像集中起來統統扔到河裏。數千名中國人站在河岸上，他們把神像沉塘當做一件笑話看，他們有人甚至還在説：“看哪！神仙們在洗澡呢！”
由於袁世凱一直都是以革新著稱的官僚，光緒皇帝曾秘密召見了他，並希望他能夠支持自己的改革政策。皇帝認為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榮祿是維新的最大障礙，所以他授予了袁世凱一個高級軍職，命令他馬上前往天津，率領軍隊去治榮祿的死罪，然後讓他的先頭部隊開進北京，囚禁慈禧太后。袁世凱畢恭畢敬地接受了皇帝的密旨，火速前往天津，但是與榮祿私交甚篤的袁世凱並沒有砍掉榮祿的腦袋，而是向對方坦陳了一切，給了榮祿翻盤的機會。榮祿乘坐專列火速入京，面見慈禧太后，向慈禧太后和盤托出了光緒皇帝的計劃。慈禧太后立即顯現出自己特有的行事風格：她把皇宮圍得水泄不通，命令親信部隊取代了皇帝的衞隊；第二天一早，她便逮捕了皇帝，將其關到了瀛台，直至他1908年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夜，光緒皇帝痛苦地寫下這樣一道密旨：“朕被囚十年，受盡煎熬，袁世凱須負全責——待時機成熟，朕命將其斬立決。”
病勢沉重的“足疾”
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大清帝國的皇位由光緒年幼的侄子繼承，光緒的弟弟載灃成為攝政王，光緒的妻子成為皇太后。由此中國的公眾普遍認為，袁世凱的官宦生涯行將告終，只要哀傷中的攝政王和皇太后膽量夠大，肯定會將他斬首，但他們沒有作出如此衝動的決定，因為袁世凱的勢力實在太大，而且有多個歐洲列強的公使向清廷發出暗示，如果將袁世凱斬首，將“非常不利於”大清王朝的統治。為了國家的安定，攝政王載灃被迫作出妥協，將袁世凱撤職了事。
載灃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宣稱袁世凱這位重要而且尊貴的官員為了國家積勞成疾，一直受到日益嚴重的腿部關節炎的困擾，出於常人的同情心和人道主義精神，朝廷讓他卸下繁重的國務負擔，安心養好他那病勢沉重的“足疾”。身體健康的袁世凱，就這樣回到了順德府附近的私宅，安靜地過起了平民的生活。
袁世凱被免職回家的事情發生在1908年。1909年我來到北京後，與袁家熟識的牧師W.A.P馬丁博士告訴我，袁世凱和他的兒子都認為，只要攝政王載灃和皇太后掌權，他都不可能官復原職，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來看，讓兩人退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對於官居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而言，這是一場讓其地位一落千丈的突然變故，他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淪落為普通士紳，高傲的袁世凱步入了生命中的低谷，他在其功業和威望達到巔峯之際，遭受了災難性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