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中國的泰坦尼克號。”這是導演吳宇森12月2日新上映的影片《太平輪》最引人矚目的宣傳語之一。
在電影中,太平輪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129分鐘的《太平輪(上)》裏,一共只出現了5分鐘客船鏡頭。吳宇森讓三段愛情,六個人的命運與這艘船交織。而在現實中,太平輪與更多人的命運共沉浮。它的沉沒因為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而別具意味。
1949年1月27日,農曆除夕的前一夜,再過一個晝夜便是己丑新年了。國共內戰即將決出勝負。到處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
那一天,太平輪上擠滿了流亡的人們。下午四時許,它駛出上海的黃浦江,前往台灣基隆港,踏上了最後一次航程。八個小時之後,太平輪在舟山羣島附近海域沉沒,一千多人隨之葬身海底。
條件與泰坦尼克號天差地別
太平輪是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蔡天鐸當年旗下的一艘船。
蔡康永在《我家的鐵達尼號》寫到:
“這羣太平輪的‘最後一批乘客’裏面,有當時上海最有錢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在離亂的時代裏,命運之神似乎擁有它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戾氣。太平輪開到半路,出事沉沒。”
海難發生四十年後,蔡康永在紐約接到作家白先勇的邀請將其作品《謫仙記》改編成電影。《謫仙記》的女主角李彤是世家女,她的父親是中國駐美大使,一切本來圓滿,直到駐美大使夫婦兩人“死於太平輪船難”。後來拍成的電影,改名為《最後的貴族》。
蔡康永和父親蔡天鐸
“在太平輪上遭難的乘客,實在太多有錢有勢的達官顯貴。”蔡康永寫道。這個名單可以列很長:曾在海南島代表國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將軍、袁世凱之孫袁家藝、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兩個兒子、遼寧省主席徐箴夫婦、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與同行的山西同鄉、著名音樂家吳伯超、蔣經國留俄的好友俞季虞等諸多社會名流,還有現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的父親李廣南、香港已故女首富龔如心的父親也在船上。
太平輪上坐了這麼多名人商賈,這到底是一艘怎樣的船呢?它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運輸貨輪,載重量2050噸。自1948年7月14日起,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塢公司租來,航行於上海、基隆之間。
當時二戰結束,台灣重歸中華民國政府領土,大陸各商埠與基隆、高雄熱絡往返,據早年基隆港務資料記載,一天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從上海、舟山羣島、温州等地往返基隆港。主業是律師的蔡天鐸和幾個朋友合開了中聯公司。此前,公司已有兩艘船定期往返上海、基隆,分別是華聯輪和安聯輪。
太平輪分為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等,初期投入營運是作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來往兩岸的商人、眷屬、遊客、轉進台灣的公務人員等。但在那年秋天後,因為國共內戰情勢緊張,這些固定行駛上海、基隆間的輪船就成了逃難船。
《時與潮》雜誌總編輯鄧蓮溪在太平輪海難中喪生。他14歲的兒子鄧平跟着母親、妹妹坐1948年12月4日的太平輪先去的台灣。鄧平坐甲板下的二等船艙,母親大着肚子快生產了,帶着妹妹們坐在甲板上的頭等艙。鄧平記得在船上根本沒吃東西,偶爾上甲板看母親,雖然是頭等艙,衞生環境還是不好,空氣裏盡是腐朽酸臭的味道,沒有清掃,沒有維修。
“我住在甲板下的船艙,衞生條件極差,躺下來,頭上是家裏的柳條包吊掛在上鋪,十二月風大浪大,根本不敢睜開眼睛,一睜開眼睛,天上都在晃,翻過身就想吐……母親抱着肚子,熬過三天兩夜。”
因此,如果按照船的規模,太平輪跟四萬餘噸的泰坦尼克號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當時往返上海與台灣的,還有中興輪船公司、平安輪船公司的數十艘輪船。這些船公司的規模,當年都遠超過中聯公司。
要論豪華程度,兩者更有天壤之別:一艘是王公巨賈度假時的豪華郵輪,一艘則是亂世飄零之際倉惶的逃難船。當時中聯公司旗下最豪華的船是華聯輪,曾經成了蔣介石的座艦。
太平輪和泰坦尼克對比:
太平輪,中聯輪船公司的貨輪,排水量2489噸。在舟山羣島海域與建元輪相撞沉沒,船上近千人遇難。
泰坦尼克號,一艘奧林匹克級郵輪,排水量52310英噸,與冰山相撞後沉沒,船上2208名船員和旅客中,只有705人生還。
不過,要論慘烈程度,太平輪比之泰坦尼克號有過之而無不及。泰坦尼克號上2208名船員和旅客中,生還705人,死亡1500餘人。而太平輪全船一千餘人僅40人生還。
太平輪原本有效賣出的船票是508張,但是實際上船旅客遠超過千人。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有這樣的記錄,“該公司所售客票表面上雖是500餘張,實際在船上補票者又有400多人”,據太平輪生還廚師張順來的證詞,太平輪的船員共120多人。
1948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和華北戰場節節敗退,蔣介石已作南遷準備。政要富賈、社會名流,一批批踏上東渡的旅程。從當年12月起,故宮國寶、中央銀行黃金已經開始秘密運往台灣。亂世飄零之際,流亡的人們擠滿了東南港口的碼頭。
太平輪假想圖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多本口述史中記載了當時各地公教人員家眷以及隨親朋好友到台灣之人的逃難史實:
有人搭着小艇分批到外海上船,上船後大家坐在甲板上,人很多,全部擠坐在一起;如果想上廁所,還得從別人腳與腳的間隙小心插足過去;風浪大,船搖晃得厲害,每個人都吐得七葷八素;有些船艙還會進水,一些人因此得了風寒;也有人在船上生產,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只好用軍毯一包便往海里扔。
那時候真是一票難求。據曾經坐太平輪的乘客記述:國共內戰後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價,多用黃金直接換船票。特別是舊台幣每天貶值,幾萬元還不能換一碗麪,黃金就是最佳的買票工具了。船上多賣出來的位置,就是船員們的外快,也難怪最後一班太平輪,超載了數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訴書中也強調太平輪“向來是超載累犯”。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太平輪,因為是年關前最後一班開往台灣的船,大家都爭相擠上船,希望到台灣與家人團聚。
萬頭攢動,從岸邊望去,看不見海水。一個個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趕着運到台北迪化街的南北雜貨,國民黨一〇八箱史料,中央銀行打包的國庫及文卷賬冊二百三十一箱,業務局賬冊五百二十五箱,上海各金融機構、銀行、錢莊的保險公冊、信用狀、報表,所有工商企業生產和經營往來資料共一千三百一十七箱都陸續送上了船。
太平輪原定計劃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啓航,後來改到下午二時,可是直到開航前,太平輪仍在進貨。據見證者盧超回憶:一月二十七日,他送侄兒到台灣讀書,但是中午時分,侄兒打電話給他,説船還沒開,他肚子餓得很,請他送食物上船。盧超買了水果點心上船,“那時候甲板與碼頭齊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腳即可上船。”
可見太平輪吃水載重的程度。海難倖存者葛克也提及:
“全船無一空地,非貨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噸噸要送往台灣用來建設工程的鋼筋也不斷地運上船,足有六百噸,船逐漸傾斜。
“我看到船身都歪了,我不敢坐,就把船票賣了。”
一位施姓少女因此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逃過一劫。她同年到了台灣,成為台大外文系第一屆畢業生。
在上海檔案館關於太平輪的資料裏對此也有記錄:
太平輪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噸的鋼條;太平輪上有船員告知不得再載重,但是船公司人員説,已經收了運費,貨一定要到台灣。
不過中聯公司事後曾登報辯稱:
“太平輪當天的鋼鐵貨量不到二百噸,船行駛出時吃水前十四呎、後十六呎,各尚有一呎富餘。”
1月27日下午四時許,太平輪終於拖着沉重的身軀鳴笛啓航了。這是它第35次航程,也是最後一次航程。
太平輪在黃浦江頭加足馬力,快速前進。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應點燈,但是時局緊張,行駛在吳淞江口的大小船隻都不鳴笛、不開燈。為了怕被軍方攔截,太平輪還改變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
這一夜海象極佳,無風、無雨,也無霧。夜越深,船行得越快。船上的人期待着次日與家人的團聚。臨行前,吳伯超給在台灣的女兒發了電報:
“要到台灣來了,與你們一起過年。”
岸上的人也在等待家人的歸來。那時尚不滿十歲的李昌鈺與兄姐在桃園家中等待,他們在院子裏用石頭排出了“父來公園”,期待父親一進門就能感受到兒女們的深情。
儘管身處亂世,但人們依然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之中。據生還的張順來説:“看到船上大副、二副們,當天晚上喝酒賭錢。”
災難已經步步逼近了。那晚十一點四十五分左右,漆黑的海面“砰”的一聲巨響,太平輪與載煤的建元輪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輪迅速下沉,它的一些船員立刻跳上太平輪,隔了幾分鐘,太平輪船員還以為沒關係。據生還者徐志浩的描述:
太平輪與建元輪,都是晚上夜行,熄燈急駛,太平輪大副當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記調舵,等發現建元輪迎面而來,提醒掛燈鳴笛已經來不及,兩船相撞時又沒有及時放下救生艇,放下後,也沒人割斷繩索逃生。
生還者葛克也在法庭中陳述:
砰然一聲後,茶房對旅客們説,建元輪已下沉,太平輪無恙,大家不必驚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攜了妻兒登上甲板,那時下艙已有水浸入,只見兩隻救生艇上擠滿了人,可是船上並沒有一個船員把救生艇解繩入海。
還有目擊者陳述,太平輪過於老舊,原本在出事前已向美聯船廠登記要換鋼板、調換船殼,加以修理,可是還來不及進廠整修,就發生慘劇。
一切為時已晚。太平輪試着往舟山羣島靠近,想要找片沙灘擱淺,但它那超重的身軀逐漸下沉……至多半個小時後,船漸漸沒頂,沉入深海。
亂世之際,災難頻發,命如螻蟻。在太平輪出事前一個月,航行於長江流域的江亞輪突然爆炸,有近三四千名旅客罹難。江亞輪尚在打撈期間,又發生了兩船相撞。太平輪事件發生後五天,再度發生了一起船難。
太平輪海難發生後,受難家屬立即成立“太平輪被難旅客家屬善後委員會”,負責與中聯公司談判賠償事宜。他們兵分兩路,分別在台灣與上海受理罹難家屬登記,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告訴,一是在台灣要求賠償。
太平輪投保的保險公司事發後惡意潛逃。中聯公司必須負起全部賠償重責。在蔡康永那篇文章中,也提及太平輪的保險事件:
“爸爸從來沒有跟我説過太平輪沉沒的原因。只提過當時他們公司所擁有的每一艘輪船,一律都向歐洲的保險公司投保。唯獨太平輪啓用前,因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開了保險公司,為了捧好友的場,就把手上最大的這艘太平輪,讓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輪一出事,爸爸好友的這家保險公司,立刻宣佈倒閉。所有賠償,由輪船公司自己負擔。”
然而,太平輪沉沒後,中聯公司實際上也陷於停運之中,無力賠償。受難家屬獲得的賠償十分有限,很多孤兒寡母都艱難度日。
隨着父親的離世,優渥的生活就此結束,李昌鈺最後因為警校免學費而選擇從警之路。他常常這樣感慨:
“如果不是太平輪事件,父親過世,我後來不會去唸警校,也不會走上刑事鑑識這條路,也許就與父親一樣選擇當一名商人吧。”
太平輪事件後五天,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失守。二月五日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遷至北京。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二月十日,蔣介石到了台北。太平輪的慘案正式無疾而終。
太平輪上真的裝滿了黃金嗎?
六十多年來,民間一直有傳言稱太平輪是艘黃金船,上面有黃金細軟,還有故宮古董。浙江海洋學院港台僑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玲分析太平輪之所以被稱作黃金船,一個原因是當時貨幣混亂,多用黃金直接換船票,常常坐船的有錢富商身上纏着一圈值錢的金條,外面罩一件大布衫,寬寬大大看不出玄機。另一個傳言是,國民黨遷台時,有一條運黃金的船在長江口沉沒了,據説就是太平輪。
當年的媒體上也有類似的報道。1949年2月3日,上海《大公報》記載,太平輪上最大貨物失主是中央銀行,除了該行全部卷宗外,還有運廈銀洋200多箱,每箱5000元,約100多萬元;同月17日,該報再度提出,船上有銀元、金條,導致船身失去平衡。
但目前的研究都不認為太平輪是黃金船。舟山市離休幹部毛德傳寫過一篇《大陸國庫黃金搶運台灣探秘》,認為太平輪上不可能有黃金,“我想運黃金之事非常重大,以常識推斷,也不可能用有1000多位乘客坐的這麼擁擠的船運黃金,白銀倒可能有一點。”奉蔣介石手諭、運送黃金到台灣的吳嵩慶之子吳興鏞也根據第一手資料推斷:“沉在太平輪的,估計只有銀元、銀磚,而沒有黃金。”舟山市有關單位對太平輪船難事件做的調查報告,也認為“黃金船”的説法是“道聽途説,難以為據”。
那麼,故宮文物是否也在太平輪上呢?台灣資深媒體人張典婉在《太平輪一九四九》書中講到:
故宮國寶多半在1948年底,分三大批由海軍運輸艦中鼎輪、崑崙艦與招商局商船海滬輪等,搶運到台灣。同年11月,中央銀行的黃金也已通過軍艦和招商局的船分批運往台灣。
不過,即使沒有運輸國民黨的黃金和古董,太平輪上也應該不乏寶物。當年北京城最大、營業額最高的玉器工廠老闆常子春的全部家當和十一位家人都在船上。
站在岸上苦等的他等來了噩耗,一夜白頭。與親人相比,黃金、古董又算什麼呢?
星雲大師在他著作中提及“因緣”,曾以太平輪為比喻。當年他本來也想搭這艘船到台灣,可是時間來不及,沒趕上:
如果快了一時,沉沒海峽的冤魂或許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為沒有趕上的“因緣”,讓我與死神擦身而過。在慶幸之餘,經常覺得人生在順、逆“因緣”之中流轉不停,如同一股無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東西漂泊。
張典婉追蹤太平輪事件多年,在歷史的見證者一個個凋零之時,她期待能有更多人關注史實本身,而不是電影所渲染的亂世“偉大”愛情。
張典婉
“我關心的是太平輪紀念碑何時能建成,而不是用美國商業片模式來消費真實歷史中的情感與許多人的生離死別。”
在紐約,李昌鈺等遇難者家屬也感慨:
太平輪的記憶豈是愛情而已呀,是上千個家庭妻離子散的人間苦難,是一個時代悲慘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