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司馬光究竟為何隱居去編修《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編撰的一部編年體通史。由司馬光本人擔任主編，在劉攽、劉恕和範祖禹的協助下，歷時19年而編撰完成。全書分為294卷，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即公元959年，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共16朝1362年的歷史。

　　那麼，半世為官的司馬光，官聲如何?他為何求居閒職，耗盡後半生的心血編修《資治通鑑》?修史，是否為了藉助歷史打擊主張變法的王安石?這部書又為何會得到宋英宗和宋神宗兩位皇帝的鼎力支持?

　　司馬光，北宋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公元1019年司馬光出生於北宋一個官宦人家，祖籍山西夏縣涑水鄉，後人稱“涑水先生”。1086年，68歲的司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獲贈爵號“温國公”，諡號為“文正”，故後世稱之為“司馬温公”和“司馬文正公”。

　　司馬光是一個早慧之人，兒童時代的砸缸故事，被《宋史·司馬光傳》收錄。據説在北宋末年，東京開封和洛陽等地就流行着《小兒擊甕圖》，以表彰其事。

　　宋仁宗寶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038年，司馬光20歲，中進士甲科，隨後被派往華州任判官。不久，他的父親調往杭州任官，於是司馬光申請改簽蘇州判官，以就近照顧雙親。寶元二年到慶曆元年，司馬光的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連續服喪五年，不任官職，潛心讀書，撰寫了多篇史論文章，如《十哲論》《四豪論》和《賈生論》。慶曆四年，司馬光服喪期滿，皇帝下詔恢復他的官職，這份命令文書的起草人是時任右正言知制誥的歐陽修。司馬光當時只有26歲，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裏，他先後擔任了地方的佐官和縣令。

　　從慶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開始，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主持了“慶曆新政”，嚴厲懲治地方官員的腐敗，進行政治改革。從慶曆四年下半年開始，改革派逐漸被打壓。任職於地方的司馬光在朝廷政治中還沒有多少發言權，但他沒有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大量閲讀經史，並撰寫了《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河間獻王贊》等十幾篇史論。其中有一些史論和政論文章，後來經過修改被用到了《資治通鑑》的評論“臣光曰”之中，《才德論》即是一例。

　　慶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司馬光奉調進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間司馬光擔任的職務主要集中在文化學術崗位上，如任兼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殿校書、直秘閣等。這些職位的歷練，對司馬光的學術積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仁宗時期的司馬光儘管寫了許多文章，但基本屬於個人積累，在政治上發揮重大影響的，只有勸仁宗確立接班人一事。

　　宋仁宗老年無子， 1056年春，仁宗因病數月不能上朝，皇位繼承問題再次緊迫地被提出來。不少朝中重臣先後上奏，建議定立皇儲。司馬光此時在幷州任通判，連上三篇奏摺，請仁宗早建皇儲，以安天下。到了1061年，司馬光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開始了其諫官生涯。

　　在諫官的位置上，司馬光再次提出立儲問題，並積極爭取宰相的支持。這個建議起到了關鍵作用，仁宗將侄兒宗實立為皇子，即後來的宋英宗。皇位繼承問題因此得以解決。後來歐陽修在給宋神宗推薦司馬光的札子中，還特別提及此事，説司馬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

　　進士及第後的20多年裏，司馬光一邊做官，一邊讀書著述，既沒有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也沒有捲入到高層政治的漩渦之中，這就使得他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歷練和學術積累。早慧而不過早地成名，對於司馬光後來的學術成就、個人聲望和政治作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馬光本人很看重學術的長期積累和人生的歷久沉澱，反對急功近利。他自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並著《釋迂》一文以表達自己的人生理想。

　　擔任諫官之後，司馬光開始活躍於朝廷政治舞台。從1061年一直到1065年，在長達5年的諫官生涯中，司馬光直諫敢言，針對當時許多現實問題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進行批評，所以歐陽修在《薦司馬光札子》中説他“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

　　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的胞弟，也就是傳説中八仙之一的曹國舅的原型曹佾，擔任宰相，司馬光就公開上疏表示反對。英宗要給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馬光卻上疏堅決抵制，指斥其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在宰相韓琦、歐陽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貶。

　　英宗被立為繼承人後，王廣淵開始與英宗親近起來，英宗即位後想重用此人，打算任命他為直集賢院。司馬光上疏論其奸邪，告誡皇帝不可親近如此小人。他引用歷史上的典故説，漢代的衞綰因為不陪着太子飲酒，所以漢景帝特別看重他。後周時的張美因為私下將公款獻給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廣淵在陛下被立為太子後，百般巴結，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重用這種人，將何以激勵人臣守節?

　　1065年九月，司馬光上《言張方平札子》，針對朝廷用翰林學士張方平為參知政事，明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方平文章之外，更無他長，奸邪貪狠，眾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對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諫官中並不奇怪，但司馬光卻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諫官之一。儘管英宗沒有聽取他的意見，但這些言論使得司馬光開始變得聲名顯赫。

　　宋英宗對司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賞識，沒有因為這些不同意見而疏遠他。1065年，英宗任命司馬光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為皇帝講讀經史。這是一個接近皇帝的要職，對中樞決策能夠發揮重大影響。而司馬光考慮的是，通過歷史來影響皇帝，從而參與到最高層政治之中。

　　還在仁宗時期，司馬光就計劃寫一部編年體的通史，並做了大量準備。開始為英宗講讀經史後，他乘機將一部八卷本《通志》進呈與英宗，此書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就是後來成書的《資治通鑑》的前八卷。這部書引起了英宗的重視。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協修人員，編輯一部《歷代君臣事蹟》。48歲的司馬光，因此走上了實現少年理想、成為偉大歷史學家的人生道路。

　　1067年初，司馬光接受任務還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繼位的宋神宗對司馬光更加重視，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據蘇軾《司馬温公行狀》記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宋神宗後來強行將官告塞進司馬光的懷裏，司馬光這才被迫接受任命。

　　1067年10月，司馬光為神宗講讀《通志》，神宗覺得此書非常重要，“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為其賜名《資治通鑑》，並親自作序，當面賜給司馬光，令其“候書成後寫入”。宋神宗將自己做穎王時王府的藏書全部賜予司馬光，供其參考。他對司馬光講史非常着迷，曾當面説過，“聞卿進讀，終日忘倦”。意思是，聽司馬光講讀歷史，一天都不覺得疲倦。

　　在親自為《資治通鑑》所作的序中，神宗對司馬光所著史書的評價很高，寄託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説：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敎，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關於這篇《御製序》，後來全書編寫完成進呈上去的時候，神宗當有所補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於户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書成之後的總卷數， 1067年的時候應該還只有前八卷。

　　1068年4月，同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視，第二年就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變法。司馬光則堅決反對變法，認為祖宗法度不可改變，新法必定生事擾民。他和協助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辯論説，“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1070年，王安石一度請求辭去相位。為了給王安石變法掃清障礙，宋神宗希望司馬光擔任樞密副使，負責朝廷的軍事工作，少問政事。但司馬光六上札子，堅決推辭。

　　隨着王安石主持變法的繼續，司馬光無法在朝中呆下去了，於是從翰林學士出為知永興軍，永興軍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知永興軍相當於西安市長。自貶到地方，司馬光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書局能隨身而走，方便自己繼續編書。

　　第二年，司馬光乾脆辭去地方長官，改任西京御史台這樣一個閒職，退居洛陽，不問世事，在洛陽專心編撰《資治通鑑》。1082年，司馬光又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擔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完全是一個只領俸祿而沒有實際職權的差使。1084年，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資治通鑑》的編撰，上表進呈於宋神宗。從1066年設局修書開始，至此已經過去了19年，他離開京師也已經15年。那是司馬光從48歲到63歲的15年，對於從事史書著述來説，或許是一個黃金年齡段，而對於他的從政之路來説，又何嘗不是一段黃金時期。

　　司馬光將自己的後半生基本上奉獻給了編撰《資治通鑑》的事業。但是，他並非與世隔絕地在修書，而是密切關注着從熙寧新法到元豐改制的朝廷政治動向，以修書這樣一種特殊方式參與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説，“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宋神宗也始終關注着司馬光修書的進展，沒有棄之不顧。畢竟，北宋時期的史學與政治之間可以説沒有間隔，司馬光所依託編撰《資治通鑑》的書局，與王安石所依託主持變法的制置三司條例司，實際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隱一顯兩個智囊機構。

　　《資治通鑑》是在北宋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下奉旨編撰完成的史書。雖然司馬光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求居閒職專意編書，書中也有不少內容和議論有着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認為此書是政治鬥爭的產物或結晶。司馬光編撰此書，是為了給重視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歷史借鑑，而不是專門為了打擊王安石的。其“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這部史學鉅著中無疑得到了很好的實現。

　　至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無論是他們的師長輩如歐陽修，還是他們的學生輩如蘇軾，都無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斷，遑論千年之後的當今讀者。陳寅恪所説的“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許是歷來政治家和讀書人的共同選擇。司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與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鋭意進取，都體現了宋代士大夫開誠佈公、敢於擔當的精神。

　　當司馬光給王安石去信告誡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懂得“知人論世”的政治家。當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響亮地答覆司馬光，“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改革家。

　　公元1084年底，因為編撰完成《資治通鑑》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意在複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1086年，司馬光擔任了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宰相。68歲的司馬光在做了八個月的宰相後，因病去世。

　　司馬光的晚年和身後，都陷入到激烈的黨爭之中。但是，《資治通鑑》一書卻一直受到重視。因為，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的過程中，能夠注意將個人的憤激之論與歷史的資治價值區分開來，將傳統史學的鑑戒功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編修期間相對遠離政治，也使得此書的史實選擇與歷史情懷能夠超越於其時的政治鬥爭，真正做到“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

　　無論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説，還是從當今吸取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來説，《資治通鑑》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後，此書就不斷受到推崇，即是由於此書可以“資治”，無論對於治國理政還是修身齊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清代學者王鳴盛説：“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曾國藩《致某書》説得更加直接：“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論事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敍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

　　《資治通鑑》在當今依然具有顯著的資治功能，除了據以瞭解中國古代的國家盛衰、民生利害，還可以在領導藝術、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養等方面給我們以啓迪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