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説起《大話西遊》，大概沒人能忽視由這部作品衍生出的一種現象級討論。
從1995年上映後被羣嘲“文化垃圾”到2000年翻紅後被奉為“影視經典”，再到如今大齡文青們不刷個十七八遍，都不好鼓吹自己對這部片子的情懷，《大話西遊》就這樣成了中國影史上的一個“怪誕”現象。
大概是從90年代後期，《大話西遊》不經意間走紅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將這部片子冠以“後現代”、“無厘頭”等標籤，甚至將其上升為一種文化圖騰來探討。
所謂“無厘頭”，用廣州等地的俗話來説，就是指一個人説話、做事，粗俗隨意，沒有邏輯準則，但又不無道理，泛指那些看似調侃、嬉戲，但是實則內涵深刻的語言和行為。
而“後現代”，簡單通俗點説，就是超越現代，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對當代、或説傳統價值觀念的顛覆和超越。
這兩個熠熠生輝的標籤，無疑是對《大話西遊》先鋒性的肯定。不過有趣的是，就連主演和編劇本人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這樣的評價百思不得其解。
《大話西遊》爆紅後，周星馳甚至還專門約了吳孟達探討為什麼《大話西遊》突然就火了，以及“我們真的是無厘頭嗎”這種無解的終極命題。
作為編劇劉鎮偉更是表示，自己寫劇本的時候壓根不懂什麼“後現代”，《大話西遊》不過是他想要嘗試悲喜劇的一部“隨心之作”。
因此，《大話西遊》本身可以説是一部被觀眾“賦予”內涵，被“塑造”出來的經典。
那麼在同期的那麼多華語電影中，時代為什麼偏偏成就了《大話西遊》？一切還得從星爺和劉鎮偉的“情懷”説起。
自從1988年憑藉一部《霹靂先鋒》斬獲金馬獎最佳男配以來，跑了多年龍套還籍籍無名的周星馳終於在香港影壇大放異彩。
從《一本漫畫闖天涯》這一標誌性作品開始，周星馳日漸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無厘頭搞怪風格，深受觀眾喜愛。
在1990年這轉折性的關鍵一年中，周星馳一共出演了11部電影，其中有7部的票房超過了3000萬。
從《賭聖》到《逃學威龍》，從《家有喜事》到《審死官》，周星馳一次次打破了自己創下的票房紀錄，不僅國內外的各大獎項拿到手軟，還與成龍、周潤發並稱為“雙週一成”，成為了當時香港電影的票房保證。
但是種種成績和加身的榮譽並沒有讓周星馳感到太多的喜悦。相反，他覺得自己投入的這些角色，並不是自己真正想要演繹的角色，他一度沮喪地表示：
“我怎麼能跟譚詠麟、劉德華、周潤發那些靚仔明星比？他們是影迷心中的偶像，我只是一個醜陋的性格演員。我有一次去看我主演的電影，那些觀眾一面笑，一面罵我是衰人！”
轉折和改變的契機發生在1994年。
這一年，劉鎮偉執導、周潤發主演的《花旗少林》與周星馳的《破壞之王》同時被排入春節檔期。可在這次交鋒中，當時身價已經滑到1000萬的周潤發卻意外打垮了身價4000萬的周星馳。
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一度陷入了創作焦慮的周星馳找到了劉鎮偉。劉鎮偉在一檔訪談節目中透露：
“後來周星馳找我拍片子時，他是非常非常傷心的。”
對於周星馳的“瓶頸”，劉鎮偉給到出的建議是“拓寬戲路”，他代周星馳分析：
“拍喜劇，老中青觀眾你已經拿下了，唯一缺少的一類觀眾就是女人，那些女人看見你的時候覺得你好像一個小丑，可如果你拍愛情故事，這一塊你拿下來，你的觀眾就非常全面了。”
劉鎮偉不愧是編劇，用自己的邏輯三兩下子就説服了尚存疑慮的周星馳。只不過有件事讓劉鎮偉一直耿耿於懷。
當時《大話西遊》的架構是一個悲劇愛情劇本，但是他不敢告訴周星馳和投資人，因為那樣沒有人會投資。所以只能明着説拍喜劇，暗裏用喜劇的手法拍悲劇。
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人員在看過劇本提綱後，其實並不看好這部電影，只不過因為周星馳這個“活字招牌”，他們才決定合作。就這樣，4500萬港幣預算的電影擴充成了6000萬港幣投資的大製作。
原本只想一展“情懷”的劉鎮偉沒想到，周星馳竟然非常看好這個劇本，加上急於自立門户，不惜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可是1995年上映後，這樣一部斥巨資的“大製作”卻慘遭票房滑鐵盧，收回的票房不到5000萬港幣。
在內地上映時，這部片子更是爆了個大冷門，票房總計不到20萬，據説上映後就沒有哪個場次超過10個觀眾，期間還有不少人喊着退票。
上映短短兩天後，《大話西遊》被迫撤檔，劉鎮偉一氣之下遠走美國，周星馳更是賠了個底朝天，他首次創辦的彩星電影公司因此宣告破產。
很多人説這部片子“生不逢時”，但是事實上，《大話西遊》的爆冷還是脱不開兩個主要因素：
其一，《大話西遊》“欺騙”了投資方和觀眾的期待。
在各大喜劇層出不窮的90年代，香港人對無厘頭搞怪電影有一種莫名的熱情，但是這一次，周星馳卻以“喜劇”的噱頭賺了不在觀眾意料之中的眼淚。
因此，無論是投資方，還是香港觀眾都覺得受了騙。他們沒想到，原來周星馳還可以談愛情，《西遊記》這個故事我們聽了這麼多年，還可以用悲劇的方法去解讀。
其二，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大話西遊》是對主流和經典的一次“褻瀆”。
正因為《大話西遊》脱胎於傳統經典名著《西遊記》，很多觀眾一時之間很難接受這種神話人物“人格化”的落差。況且，箇中夾雜了太多當時看來較為庸俗、惡搞的成分。
降妖除魔、維護正義的孫悟空成了欺師滅祖、玩弄感情的臭猴子，仁義道德、普度眾生的唐三藏變成了一個喋喋不休的話癆，就連高高在上、清心寡慾的觀音也能氣到跳腳掐人？
劉鎮偉的劇本中這種對經典大刀闊斧的“戲改”，顯然是對經典的一次徹底顛覆。就連當時圈內聲名在外的配樂大師趙季平也因為不滿這種無厘頭劇本，擔心有損名譽，一再懇求片方不要在片尾加上他本人的名字。
觀眾們從期待到反感的落差，可想而知。
就這樣，投資方諸多苛責，觀眾不買賬，業內人士也不看好。種種原因加起來，造就了這部“超前之作”在影壇的尷尬處境。片方在結束影院的慘淡經營後，將這部片子拷貝傳到了北京電影學院。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部在市場上激不起一片水花的電影，竟在北影的課堂上博得了滿堂彩。
影片中離經叛道的人物，另類動人的愛情故事，在播出後深受年輕學生們的追捧和喜愛，惹得大學老師們都開始用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來研究這部片子。
經過北影學生們的自發宣傳，加上當時網絡的傳播和盜版光碟的大量流通，這部電影在短短一年內竟以燎原之勢在國內翻紅，影片中經典的情節和台詞也被人們拿來反覆吟哦分析。
也正是因為觀眾對這部電影的喜愛，《大話西遊》分別於2014年、2017年、2020年三次重映，成為了中國電影重映次數最多的影片。並且在2017年的加長版重映中，《大話西遊》最終收穫了1.78億元的票房，遠高於《東邪西毒》、《倩女幽魂》、《新龍門客棧》等同類經典影片。
如今26年過去了，回過頭來再看《大話西遊》，我恰恰覺得它並非“生不逢時”，而是時代洪流與個人情懷碰撞下誤打誤撞的一場“美麗交融”。
如果把故事移植到現實社會，從當時年輕人追捧的後現代視角來看，《大話西遊》敍寫的其實是一個“對抗體制”的母題。
在《西遊記》原著中，孫悟空原本是天地間一個無拘無束的靈猴，因為不甘天庭對他的管轄和約束，佔山為王，稱霸一方，甚至做出了闖地府，鬧天宮等許多荒唐事，與天鬥爭。
但是在強大的體制力量面前，孫悟空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逃不出如來的“五指山”。為了能在有限的天地裏重獲卑微的自由，他應允觀音護送唐三藏西去取經。
一路上，他護送師父歷經九九八十一難，出生入死。觀音告訴他，只要有朝一日求取真經，即可立地成佛，普度終生。
但是孫悟空真的希望成佛嗎？普度終生，究竟代表的是他的意志，還是體制的方向？《大話西遊》在不知不覺中其實已經參與了對這個命題的探討。
比如説孫悟空雖然護送唐三藏取經，卻依然沒有根除凡人的七情六慾，他愛上過白晶晶，也曾迷戀牛魔王的表妹。但是因為取經的使命，他的個人慾望一直被積壓在一個很小的空間內，喘不過氣來。
更諷刺的是，這樣一個艱鉅使命也並不是孫悟空自發想完成的，而是體制強加給他的。觀音、如來、唐僧統統都成了體制捍衞者的代表，一致要求他舍小我，成大我。
但是對於孫悟空來説，這種空泛的追求不是他要找的人生意義，於是便有了他串通牛魔王，加害唐僧等大逆不道的一幕幕。
在轉世成為至尊寶以後，他在前後500年的兩個時空裏，分別從白晶晶和紫霞身上找到了生活更真實的意義——那就是擁護一份屬於自己的愛情。但是到頭來，孫悟空發現，個人的意志在強大的體制面前是那麼微不足道。
他用月光寶盒一次次在未來和過去之間穿梭，自以為可以逆天改命，殊不知這一切仍是一場要他迴歸體制的巨大騙局。
500年前，紫霞愛的是至尊寶，至尊寶要找的人卻是白晶晶；500年後，白晶晶為孫悟空而來，孫悟空卻為紫霞而戴上了金箍。
孫悟空在體制之外兜兜轉轉走了一圈，最後發現那不過是一個愛情和宿命的輪迴，如果要救下晶晶，他就一定要遇見紫霞；如果要救下紫霞，他就一定要戴上金箍。
也就是説，孫悟空也好，至尊寶也罷，他對愛情理想的成全，一定繞不開對體制的妥協。他的宿命其實早在轉世的那一刻已經註定。這也是《大話西遊》最強烈的悲劇張力所在。
在影片的最後，站在牆頭上的夕陽武士看到今世的孫悟空時，説出了一句話：
“他好像一條狗啊！”
故事之中，那個為所欲為的孫猴子終於為了愛情，被裹挾着成為了揹負宏大使命的“取經人”。那個落寞的身影背後，是愛情至上的個性主義、狂野的生命力量在強大體制和宿命面前的悲劇性妥協。
故事之外，這個場景何嘗不是周星馳的自嘲。在周星馳的演繹生涯中，李修賢曾經嘲笑他：
“演戲又不是力氣活，你幹嘛像條狗一樣賣力！”
這句話用在《大話西遊》的結尾，似乎在冥冥之中説盡了這個“喜劇之王”最孤獨的悲劇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