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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月27日，香港知名喜劇演員吳孟達因肝癌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對吳孟達先生個人，我是尊敬的。
他無疑是一位愛國者，生前留下的最後一條微博是“我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演員，他是敬業的，“當演員能做就拼命做”是他的格言，這很值得當下一些年輕演員學習。
以下的評論，並不是指向吳孟達個人，僅指他所塑造的銀幕形象的文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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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四十年，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之大，與香港在當代中華文化中所處的邊緣位置並不相稱，在一定意義上，幾乎可以説一種“文化倒灌”。
香港電影對內地的影響，可以大致上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以《少林寺》為起點，表現為對內地電影的“驅逐”和“替代”。
內地的許多70後、80後，幾乎是看着香港電影長大的，香港電影也對他們的價值觀、審美觀上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小馬哥的黑風衣、嘴上叼的那根牙籤以及他所體現的江湖義氣等影響到了很多人的生活態度。
在那些年裏，提到古裝美女，大家都會想起聶小倩；提到大俠，則會想起郭靖、黃飛鴻；説到英氣逼人，就會想到林青霞的東方不敗。更別説王晶、周星馳興起的無厘頭，古惑仔引起的幫派熱了……
第二個階段，是伴隨着香港的迴歸，以張藝謀執導的《英雄》為標誌，在內地電影人的刻意模仿和香港電影人大舉北上的共同作用下，香港電影所體現的文化價值觀以及風格，逐漸被內地電影人“內化”，開始變成內地電影自身的特徵。
在一個不是很準確的意義上説，內地電影被香港電影文化“殖民”了，變成了內地版本的香港電影，考慮到香港本身有漫長的殖民地歷史，這一現象令人感到既諷刺，又悲涼。
當然，我這裏絕不是説香港電影一無可取，而只是説，香港電影在內地的影響力，和香港本身的歷史地位的完全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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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之所以能夠對內地電影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從內地的角度來説，主要是因為新中國的電影傳統在80年代發生了斷裂——原有的革命敍事中斷了，新的敍事沒有建立起來，一時形成某種失語狀態，香港電影趁勢填補了真空。
而香港電影之所以能夠填補真空，主要在於它具有這樣兩個特徵：
第一， 香港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成熟的商業電影，比較長於滿足觀眾口味；
第二， 九十年代之前的香港電影，不少具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這恰好和內地將人民革命的話語切換為民族主義話語的潮流形成共振，於是受到熱烈歡迎，蔚為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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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這麼多鋪墊，現在可以談談吳孟達了。
吳孟達22歲出道，從藝48年，塑造了無數底層“小人物”的形象，其最經典的作品當屬與“星爺”周星馳合拍的一系列喜劇片，如《賭聖》《逃學威龍》《九品芝麻官》《喜劇之王》等。
吳孟達飾演的小人物，獲得過很高的評價。
概括來説，他演活了小人物，也卡通化了小人物。
吳孟達飾演的小人物基本都具有這樣的特徵：對貧困和不公正的命運，採取接受、擁抱、甚至享受的態度，心安理得地自輕自賤，“順從而無危害”，對既有的社會秩序不會構成任何威脅。
比如吳孟達在1991年拍攝的《天若有情》當中飾演的太保，就是一名社會底層的小混混。
太保性格懦弱卻愛吹牛，誰都欺負他，但他樂天知命，活得快樂充實。太保對劉德華飾演的華弟忠心不二，在影片最後用生命向華弟報恩，成為全片的高光時刻。
導演陳木勝曾説，太保這個角色除了吳孟達無人能演。
吳孟達憑藉這一角色獲得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這也是他獲得的唯一獎項。
對精英和有錢人來説，這樣的小人物是有益的，甚至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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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達去世了，我們祝他一路走好！
同時，我們也應該以此為契機反思香港電影對內地電影的影響。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文化革命洗禮的香港電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嚴肅的批判性，更不用説革命性了。
不對香港電影的傳統進行揚棄，中國電影就不能講好中國故事，也無法向世界講清中國道路。
現在，內地電影需要考慮尊重自己被中斷的傳統——走自己的路，中國電影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