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孝莊太后身邊的四位男人都是強中之強。但孝莊掌握住這四位張着大嘴等天上掉餡兒餅的男人，其實都有其軟肋所在。
1934年6月26日，胡適給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實》大稿送還，承賜先讀為快，感謝感謝。今早別後，車中讀此文，至佩先生不輕置信之精神。惟讀後終不免一個感想，即是終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之理由。”
隨後，孟森回胡適一信。“惟因攝政王既未婚於太后，設有曖昧，必不稱‘皇父’以暴其惡。故知公然稱‘皇父’，既未下嫁，即亦並無曖昧也。復請再鑑，並示當否?”
以上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城裏兩位學者的通信，現在讀來，其彬彬有禮，其翩翩風度，讓我們感受到上一代知識分子於“學”和“養”兩方面的高度。不過，胡適之的質疑，孟心史的反詰，對於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莊下嫁攝政王的説法，究竟是有是無，讀者還是不得要領。
其實，太后下嫁之謎，只能有兩個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觀點者，認為多爾袞極其好色，孝莊為鞏固其子福臨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這位強人，通過婚姻手段，實現政治結盟;持反方觀點者，認為異族統治的高壓政策，造成滿漢民族之間的抗爭，那些持不合作態度的文人，那些持牴觸情緒的民眾，便努力抹黑新興政權。惡意醜化多爾袞與孝莊過從甚密的關係，無中生有，製造謠諑。
孟森是否定論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則無有也”。學者重史料，輕傳聞;重文字記載，輕口頭文學，遂撰文析駁。對這種“不輕置信”的治學態度，胡適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認可孟森的觀點，這就是胡適的風格了。
從順治四年起，年剛十歲的幼帝福臨，對多爾袞的稱呼，忽然由“皇叔父攝政王”改為“皇父攝政王”，這是孟森最難自圓其説的。胡適並非肯定論者，但也不是否定論者，因為在胡看來，孟“終未能完全解釋‘皇父’之稱之理由”。
一字之改，茲事體大。一、順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來改，莫名其妙。二、孝莊早不嫁，晚不嫁，幾年過去了想起來嫁，悖於常理。三、漢民族，當然也包括滿族，對於血緣、血親、嫡系的父子關係，看得絕對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可以承認另外一個男性，為繼父，為養父，或為乾爹。一為父死母嫁，二為同宗繼祧，三為結拜乾親。
對福臨來講：其父皇太極為努爾哈赤第八子，其叔多爾袞為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稱為叔父攝政王，是順理成章之事。孝莊嫁皇太極，孝莊之妹嫁多爾袞，即使改稱姨父攝政王，也是説得過去的。突然間改稱為皇父攝政王，明擺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張煌言抓住這個倫理上的把柄，有詩損之：“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絕非空穴來風，而是見諸詔書，相當於那時政府的紅頭文件，這才沸沸揚揚，成為歷史疑案。
這份公佈天下的《順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詔》，讓努力闢謠的孟森，頗費口舌。他解釋説，因為多爾袞“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由報功而來，非由瀆倫而來。”這個“父”，孟森認為“實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這種牽強之至的狡辯，休想説服胡適。父，就是爹，這是國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慣稱，尚父和仲父，頂多也就春秋戰國時代不到百年的用語，孟森有大學問，但有大學問的人，未必不亂攪糨糊，未必不強詞奪理。
一個正常思維的人，倘因多爾袞“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會跪下來叫他一聲爹嗎?回報大勳，報答大勞，對偌大王朝而言，諸如封侯拜爵，世襲罔替;諸如裂土分茅，莫與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無論精神上的最高褒獎，無論物質上的最重酬謝，無不説到做到，立刻兑現，足以報答攝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爾袞一時腦殘，才不會接受這一份空頭人情呢!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順治的母親與多爾袞的“叔嫂”關係，改變為“夫妻”關係，由“叔”而成繼“父”，“皇父攝政王”才站得住腳。
據章開沅氏《清通鑑》，順治四年七月乙巳(初六日)：“攝政王多爾袞諭示，前令輔政德豫親王(其同母弟多鐸)、和碩鄭親王(其堂兄濟爾哈朗)共聽政務，今和碩鄭親王已經停罷，止令輔政德豫親王與聞。”順治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輔政德豫親王多鐸及和碩親王濟爾哈朗率大臣請攝政王多爾袞在皇帝(即時年十一歲的順治)前率眾臣行禮畢，不必跪拜。諭曰：‘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行停止。’”順治五年二月戊辰(初三日)：“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自四川班師回朝。三月初六日，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會議，以其出征無功，且將希爾艮冒功事隱瞞，顯系舊念未除;又將為其而死之罪人楊善之弟吉賽升為護軍統領，實乃亂念不忘。雖三次戒飭，猶不引咎，應擬死。得旨：‘免肅親王死，幽系之，奪其所屬人員。’豪格後瘐死獄中。”
多爾袞的快速膨脹，令整個大清王朝望而生畏。發生在這兩年間的政治事件，其實是多爾袞全面“謀篡”的系統工程：第一、本是雙攝政王之一的濟爾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鐸登上權位高峯;第三、不再行跪拜禮，凌駕於順治之上;第四、處置肅親王豪格，“幽系”，然後讓其“瘐死獄中”。豪格為皇太極的長子，從理論上講，為王位的第一繼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礙，説滅就滅了。那麼，順治之母孝莊皇太后，還看不出來路人皆知的司馬昭之心嗎?很顯然，下一步，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永樂帝朱棣“革命”的結果，就可能落到福臨頭上。時年36歲的孝莊，下嫁時年37歲的多爾袞，以此化解她兒子可能面臨的危機，絕不是沒有可能。
其實，孝莊與多爾袞的互動，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極暴死時就有蹤跡可尋了。因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書面遺囑，也不及口頭交待後事。這樣，誰來繼承王位，必須在最短期限內作出決定。因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極的兒子，尤其是長子豪格(時年34歲)，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第二、努爾哈赤的兒子，也就是皇太極的親兄弟們，如代善(時年60歲)、如多爾袞(時年31歲)，是有權參與的競爭者。第三、努爾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極的堂兄弟們，如濟爾哈朗(時年54歲)，同樣具有繼承王位的資格。雖然從公元1616年大清建國，但並無一套明文規定，釐定其繼位傳承製度，仍沿續部族強者為王的風俗，因此，每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子弟，都懷着覬覦之心。
時年六歲的福臨，怕是連這場賽事的入場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後來的孝莊太后，卻硬是將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國宮廷發生最高領導人更迭的時期，在這個黑暗淵藪裏，無不帶有刀光劍影的血腥氣息，無不帶有罪惡交易的骯髒味道。至於福臨的母親，在這場討價還價的折衝鬥爭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辦法，所玩過的伎倆，現在已經無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謠諑，成為野史的話題。
儘管有許多競爭者，而且每個人都是衝鋒陷陣，立功建勳的強者，但在這位女人眼中，其實只有60歲的代善，54歲的濟爾哈朗，34歲的豪格，31歲的多爾袞，這四位都是強中之強。但孝莊掌握住這四位張着大嘴等天上掉餡兒餅的男人，其實都有其軟肋所在。第一、他們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為王;第二、他們沒有一個敢挑頭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為王;第三、若因而出現三比一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強出頭的結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在秘密的多輪會商討論後，這些人才接受一個對誰都不構成威脅的6歲福臨為主子，而將他們之間的權力鬥爭權且後延。到底是如何達成這個協議的，誰也不知道，但看得出來這個安排，極具孝莊色彩。因為她必須除掉豪格，為她兒子排除障礙。不僅僅是豪格不安於位的勃勃野心，還在於他的長子繼承權，而這也是那三個男人相當顧忌的一點，於是，三男一女達成協議。
孝莊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兒子為皇太極繼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頭，分不到一杯羹的話，必然出現內亂。於是，在皇太極死後的一週或一旬中，“三駕馬車”聯合執政，終於定局。代善成為家族會議的主持人，實際上行使家長的職責，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虛榮的大滿足。濟爾哈朗和多爾袞由於雄厚的實力，強大的支持，卓著的戰績，雖然合作起來很勉強，但不得不聯手共同攝政，而實際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領導權。這三個人擺平以後，豪格出局，即使膽敢作亂，也翻不起大浪。(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孝莊雖為皇太極的寵妃，但並非唯一的妻室，不過，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在眾多覬覦帝位的競爭者之中，她又與皇太極之弟、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更為緊密地結盟。宮廷，從來都是充塞着污穢的淵藪，即使撇開野史所説的叔嫂穢聞，從《清通鑑》順治七年正月己卯(二十五日)：“攝政王納已故肅親王豪格妃福晉博爾濟錦氏為妃”的記載看，多爾袞對這場政治婚姻，才不會介意別人怎麼説，怎麼看呢。
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文化落後地區，兄死弟繼，叔嫂通婚，並不認為是傷風敗俗之舉，這不是可以用漢族的禮教倫理觀來判斷是非的。再而言之，滿清入關，經三百年的逐漸漢化，對其祖輩失德的記錄，肯定刪改得了無痕跡，絕不能因為孟森認為“求其明文則無有也”而斷言其無。
研究歷史的人知道，不研究歷史的人也明白，這種從帝王起居注起，到正式國史動輒修正的惡習，也並不是滿清政權的首創，歷朝歷代都這樣乾的。所以，我對於正史，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無論過去的，還是後來的，都持半信半疑態度。可以讀，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據以當真。大概沒有偏見，無以成文人;沒有矯情，難以成歷史。魯迅先生曾經説過一句極其睿智的話：“一部中國歷史，概括起來，無非欺和瞞這兩個字。”細細想去，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許，先生此話説得有點絕對，但有助於我們自省，如何避免去做別人思想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