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對王權來説,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着户部,還管內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户部職能搬到內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白銀都流哪兒去了?全世界都在問,不光中國。英國人説,都流到中國去了——通過貿易逆差。為此,1792年,他們派了馬嘎爾尼來中國,想改變一下狀況。
馬氏來華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市場經濟原則,要求東西方以此原則擴大通商;還有一樣,便是軍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順便推銷軍火,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商業複合體”的本質。可天朝對此不感興趣。天朝不是虛的,天朝無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場經濟樣式。以此樣式加於世界並證明其合理的是歐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樣式的卻是中國。早在宋代,中國就有市場經濟樣式的海外貿易。如果馬嘎爾尼那時來中國就會看到,有20多處貿易港口,分佈在東南沿海“四路”——京東路、兩浙路、福建路、廣南路。不像清朝只開了廣州一處,所設的粵海關,還被當作“天子南庫”。
市場經濟曾經發達,但市場原則卻未確立,為什麼?正如俗話所説,中國的市場經濟“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原因就在於市場經濟難以突破大一統的王權,市場原則無法改變指令性權力支配經濟的局面。市場原則能在歐洲確立起來是因為各國獨立,形成“小國寡民”,因而資源匱乏,依賴市場,這就令市場大於國家,市民多於國民,使得以“軍事—商業複合體”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會13世紀就萌芽了。約15世紀,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體制,近代國家圍繞它而興起。
反觀中國,因大一統而自足,不依賴市場,反而成為最大的市場;而權力支配經濟,以反市場原則來運作市場,反而能在市場上佔上風。戴逸《中國經濟的千年態勢與復興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時,中國的GDP最高,佔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國僅佔17%。還説,唐宋以後,直到18世紀,中國經濟實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據的是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以此為據,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以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且以凌駕於市場之上的天朝朝貢體系左右了世界市場的格局。然而地理大發現後,西方出現了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足以動搖天朝體系,可天朝還被矇在鼓裏。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正是英國全面戰勝荷蘭,作為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崛起之時,而晚清絲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經濟體,竟然只開粵海關一口與海外貿易。即便如此,它撐着天朝的架子,看上去還是綽綽有餘。馬嘎爾尼也好,乾隆也罷,他們都沒有對這個巨大的經濟體產生懷疑,一個極力想把本國的貿易捆綁在這個經濟體上,一個以天朝口吻拒絕自由貿易。為什麼不增加通商口岸,擴大對外貿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國家安全。不過,那時對安全構成威脅的還不是海外之夷,起碼還沒意識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國民間海權重新崛起。民間海權,那是反清復明的發動機,而英夷當年就與代表民間海權的鄭氏締約,所以要限制對英夷貿易。
還有更深層的理由:王權之下,家國不分。例如粵海關,康熙帝設立,設立時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紀人,專營外貿和徵收關税。我們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還要上交國家財政,而清朝粵海關收入則交到內務府,專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壟斷海外貿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開一口。康熙初設海關時,設了四處,且由所在巡撫兼管;雍正時設專職海關監督,直屬內務府,與巡撫無關;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粵海關一口。對王權來説,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着户部,還管內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户部職能搬到內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
粵海關除了收税,還收“規禮”,“規禮”數額比正税還多。一艘洋船入關,先要交丈量費、通事費、管事費、庫房費、稿房費……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粵海關征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禮清單》中,列舉的收費名目竟達100多項!這100多項加起來,統稱為“規禮”,油水多半從“規禮”上榨取。乾隆時規定,一艘洋船“正課”為1950兩,另有“洋船規禮銀”,進關要交,出關還要交。在英國人洪仁輝告狀提供的費用單上,一進一出,“規禮”計有68項。進關規禮30項,收銀1125.96兩,出關規禮38項,收銀533.8兩,“規禮”銀共計1600多兩,“正課”與“規禮”加起來3600餘兩。這68項只是針對船的,還有針對貨的,貨有“分頭”,即外商買貨所付貨款按銀兩算,每兩都要由粵海關抽頭。起初一兩貨款抽0.054兩,後來抽到0.06兩。通常,海關上繳“正課”,“規禮”和“分頭”之類則由監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員分享,這是一種制度性分贓。
這樣管理海關,就像搞承包。皇帝將粵海關承包給他的親信,親信承包先要“投資”,以取得“承包權”,此後“凡應行事宜”,就“不必聽督撫節制”了。監督上任,可帶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標超標,帶了家人73人,包乾了海關所有事務,使粵海關成為了他的“家天下”。不過,“家天下”只能為期三年,三年以後,就要換人包乾。“規禮”之類的分肥,按規定,粵海關監督本人要佔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關辦事人員——書吏、貼寫、頭役等,多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還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約佔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輝告狀時把這些都捅了出來,他不知道這些都是“常規”,屬於“亞財政”,雖無明文規定,卻是歷來如此,成了習慣的,所以叫做“禮”。
這塊有定數的“規禮”收入,即使是監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來“報效”,而報效皇上則要通過和珅。“報效”銀每年不下100萬兩,“規禮”所得,大部分用來進京報效,一小部分還要用來跟當地督撫搞好關係,“打點”各色人等。如此分贓,無法可依,但合禮。粵海關收入,“正課”雖非正式國家財政收入,但王權之下,家國一體化,但凡王權所得,無不合法,誰敢問其合法性來源?“規禮”是合禮收入,屬於“禮尚往來”的範圍,監督本人貪與非貪,主要看他對“規禮”收入如何處理。他一人所得便佔了“規禮”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來報效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職務收入,原則上,他不能拿出來報效,但他的手下要報效他,這樣的人情收入,他會笑納。由於決定他貪與不貪的不是別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報效和珅,有可能連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監督油水何在?在於“陋規”。“陋規”非禮,沒有定數,也查不出來。“陋規”之行,主要是索賄。如船鈔一項,據船隻大小收費,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這就為索賄提供了運作空間。丈量者手裏拿着尺子,行賄了,大船可以量小一點,不行賄,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類似項目有100多項,每項都要搞點名堂,所以很忙。還有貨物,因質量和價格起爭議,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爭議一起,海關就能調整税額,這裏面名堂很多。粵海關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門税關還肥。崇彝寫《道鹹以來朝野雜記》,寫他做崇關幫辦委員時每年約可得四五千兩銀子,就自以為很肥了。可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罷關征議》中提到粵海關,説海關看門人月薪都有800兩銀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鑑,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數以億計,摺合成銀子少説有2億多,多説有11億,這些數字是根據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鑑的身家僅有2000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可謂區區。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商致富,各自登峯造極,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商成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為世界首富,他們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收的?貪官創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能不賣官?但這些,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那麼崇文門税關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關,像大褲衩一樣矗立着,而和珅就是這個大褲衩的總監,監督着每一位來往商販、趕考士子和進京官員,無論你多大的官,都得從它胯下過去,當然是以“納税”的名義。“納税”納到什麼程度?只有人頭不納税!本來,清朝税務規定,往來者隨身攜帶物可以免税,可税關照收,連京畿商民入城,為了省事,都在帽檐邊插上兩文制錢,由税吏自取,否則就要扣下所攜之物,極盡刁難之能事。有一位山東布政使進京,税吏要他納税,他沒錢,一氣之下乾脆將行李都放在税關外,説:我赤條條一人,還要納税嗎?
這些税收沒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內務府。如果説粵海關是“天子南庫”,那麼崇文門税關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裏.。皇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難處。皇家開銷大,皇帝難免有捉襟見肘時,又不好動用國家財政,往往有苦難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錢,不動國庫還總有錢花,這就可見和珅的功夫了。自從和珅將户部尚書和內務府大臣兩個職位一肩挑,皇上從此不差錢。萬歲壽誕,和珅發起“奉獻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要“奉獻”,一場壽誕辦下來,創收不少。還有經常項目,如“折罪銀”一項,也源源不斷流入內務府。用銀兩可以折罪,還是經常項目,能不大開罪源、廣立罪人?以罪源為財源,天下安得不亂?!
內務府還有田莊和錢莊,這些也都由和珅經營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錢,錢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從來不問,花剩的錢任由和珅折騰。和珅以內務府的名義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出一片金天銀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裏,卻睜隻眼閉隻眼。和珅是財迷,哪有老皇帝遠慮?皇帝有皇帝的算計:讓你和珅去算計天下人的銀子,我只算計你一人的銀子。要貪任你,你貪了一輩子還不夠我抄家一次。數以億計的銀子讓我自己去弄來,天下人還不將我罵死?讓你去弄,弄得你身敗名裂時,我再來收拾你。我下不了手,還有兒子,讓我兒子抄了你,為我兒新朝奠基。那時,沒有人會罵我,只會罵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做皇帝不能養廉,要養貪,養廉養得大家都窮了,做官還有什麼意思?連自己都沒銀子花了,做皇帝還有什麼意思?所以要養貪,一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兒手裏。搞得民怨沸騰了,再來個反貪倡廉,人民更加擁護,像敲木魚一樣,從貪官頭上敲出一筆又一筆,人民誇着好皇帝,連堯、舜、禹也不過如此……
順便説句,18世紀誰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廝?那廝不過是馬前卒,他家的銀子被抄後搬哪兒,是國庫嗎?不是,都搬到內務府去,你説誰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兒壽終正寢,這出戏也該結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兒子抄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