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閻石，是一名腫瘤外科醫生。今天我能有幸站在這裏，首先要感謝主辦方給我這樣一次機會，此外我還要感謝我的好朋友陳科博士，是他在不斷地鼓勵我。因為對於一個不分節假、日常年奮戰在醫療一線上的中年醫生，讓他從睡眠時間裏擠出時間來準備演講，在本能上是抗拒的。
但是，在一個週末的凌晨3點鐘，當我剛搶救完一位重症患者，拖着疲累的身軀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通了，既然我有那麼多感受要和我的患者朋友們、患者的親人交流，與其一位一位的去交流，為何我不能把握這次機會，通過這麼好的平台説給大家聽呢？於是我就在凌晨3點鐘騷擾了我的好朋友陳科博士，所以説有一位做醫生的朋友也是很危險的，他經常會在半夜騷擾你。
説到我的職業，自然要和疾病、患者聯繫到一起。對於我來講，這個疾病就腫瘤。醫生、患者、腫瘤，他們之間的關係既複雜又微妙。腫瘤長在患者身上，但患者卻對腫瘤缺少足夠的專業認識，醫生懂得怎麼治療腫瘤，但是醫生無法切身體會到治療給患者帶來怎樣的影響。
在治療腫瘤的過程中，尤其是治療晚期腫瘤的過程中，醫患雙方都知道我們的敵人十分強大，我們最後難免失敗。但是，我們還是不停地想盡辦法去對抗腫瘤，哪怕等到暫短的、微不足道的勝利。
在這場殘酷的、大部分結局會失敗的戰役中，在患者眼裏，醫生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是温暖的天使，還是冷酷的機器？在我走上工作崗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都沒能得到很好的答案。直到有一位患者的出現，他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這位患者是一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藝術家，我們就叫他張老師吧。張老師不幸得了肺癌，我們的主任給他做了手術。在術後的頭兩年，他恢復的很好。他又能畫畫、雕塑了，他非常高興，用他的話説，藝術是他的生命。這個美好的狀態維持了兩年，兩年以後，張老師的病情有了點小變化，他的胸腔裏有了些積液，經驗告訴我，情況並不樂觀。
張老師需要一種藥物來控制病情，這種藥物每個月需要1萬元的費用。但吃了一個月藥後，張老師提出不想繼續服用了，原因是這個藥有一種副作用——皮疹，很癢的皮疹。張老師覺得，皮疹影響了他的藝術創作，皮膚瘙癢就沒有創作靈感和創作激情。所以他堅持停藥。
我不是藝術家，我是醫生。從醫生的角度講，有患者為了能畫畫雕塑拒絕治療，我是很震驚的。因為我知道，不吃藥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經我再三勸説，張老師還是不同意服藥。就這樣拖了三年，三年以後張老師的病情惡化了許多。出現了胸腔積液、腹腔積液、骨轉移，這些都是晚期腫瘤的表現。
張老師的痛苦也與日俱增，向我求助也越來越頻繁了。當他在電話裏問我還有什麼治療方法時，我再次提出服用藥物的事。這個時候張老師已經不能畫畫了，所以這已經不是他不吃藥的理由了。但張老師還是拒絕了吃藥，他坦白説，他除了藥物副作用以外，還在為費用發愁。我對此十分不解，可以説，他已到了最後關頭，再不吃藥就性命不保了，留着金錢有什麼用呢！
又過了幾個月，張老師由老伴陪着，親自來到我的診室。老伴説張老師有話問我，張老師行動已很不便了，坐下起身都需要幫助。這個時候我再次強調了服藥的緊迫性，並坦白地告訴他，死亡的危險已經逼近。
張老師堅定的拒絕了我的提議，他説：“我知道我已沒有治癒的可能，如果耗盡家裏的積蓄服藥，頂多暫短延長我的生命。可之後呢，老伴又該如何生活？我並不怕死。我今天來，只想問問，我的病會不會導致長年卧牀，需要拖累老伴照顧起居？”
我告訴張老師，最後病情會惡化的很快，不會出現他所擔心的情況。那一刻，張老師非但沒有緊張，反而變得很釋然。得到我的答覆之後，張老師不想多耽誤我的時間，他艱難起身，向我告辭，並鄭重的伸出手來同我握手。我也鄭重的回應他，可能我們都預感到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從那以後，我再沒見過張老師。兩個月後，我從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張老師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明確知曉自己生存目標的患者。從一開始他為了自己的藝術創作，拒絕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藥物，到後來為了家人能更好的生活，拒絕價格不菲的藥物，他都做出了理性的自我選擇。很難有標準來評判，張老師的選擇是對還是錯，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張老師在做出選擇的時候，已經完全掌握了疾病的信息、治療的信息、治療的副作用和代價，以及放棄治療的潛在後果。後來我翻閲書籍，發現這種由醫生提供專業信息，醫患雙方共同商討治療方案的模式，被稱為共同決策模式。
這種模式的特點是醫生不僅僅關注疾病本身，而是更關注患者的幸福感受。醫生往往會在意患者怎麼理解當前的病情和潛在後果？患者有哪些恐懼，哪些希望？患者在目前狀況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很慶幸，我在自己並不瞭解這些理論的情況下，就已經為張老師提供了這種醫療服務，我更慶幸我作為醫生，我沒有武斷地否定患者的決策。
從那以後，我感覺我獲得了與患者和患者親屬相處的法寶。我不單會了解患者的病情，還會關注患者的各種擔憂和焦慮。他們對手術的焦慮、對痛苦的焦慮、對所愛的人的焦慮、對治療費用的焦慮。和他們交流病情的時候，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再也不會覺得自己只是一台提供數據和方案的機器。
當然，這不可避免的會增加我的工作量。也不可避免的，會讓別人誤解為我是一個喜歡聊家常的男人。但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還記得，在我的門診，有一位穿着得體、彬彬有禮的中年人，為他的老父親諮詢病情。他的父親得的是晚期肺癌，通過翻閲病歷，我發現在看我的門診之前，已經有很多位醫生對其進行了治療方案的指導。
但是，這位中年人還是不停地掛號，不停地諮詢病情。在交流中我發現，他已經對各種治療方案的利弊都瞭如指掌了，所以不是在獲得疾病和治療信息上出了問題。那麼他為什麼要反覆的諮詢醫生呢？是不信任醫生嗎？
通過進一步地瞭解，我得知，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將兒子養大，兒子剛剛事業有成，幸福生活才剛剛開始，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在他內心深處，他覺得是自己只顧忙事業，而忽視了老人的健康，是自己的疏忽導致了老人治療的延誤。
所以他才不停地諮詢，想要了解更先進的治療方案，以彌補自己的過失。瞭解深層次的原因之後，我拍着他的肩膀對他説：“這不是你的過錯，肺癌具有發病隱匿的特點，至少有80%的患者，發現時即為晚期肺癌，你是一為孝順的兒子，你已經盡力了。”
聽了我的話，這位中年人居然放聲痛哭起來，我知道，我的那幾句話説到了他的心坎上。我感覺，作為醫生，最有意義的體驗來自於幫助別人處理醫學無能為力的問題，而不僅僅是醫學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像這位中年人，我們永遠無法讓時光倒退，讓他的父親及時的發現腫瘤。我們能做的，是安慰。
然而，事情並不總是那麼簡單。別忘了，共同決策模式的前提是讓患者儘可能全面的掌握疾病的信息、治療方案的信息。對於晚期惡性腫瘤，我們常常會面臨束手無策的窘境。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患者的親人在問“大夫，還有什麼治療方法”時那種期待的目光。更忘不了在得知“毫無辦法”時，那放光的眼神立刻變為驚詫，隨後又慢慢暗淡的那種失意。
在我剛剛獨立出門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非常懼怕那種詫異的目光，那種目光好像在埋怨醫生的無能。但是，漸漸的，我自己的心態也在調整。我知道，向患者和患者的親人交待真實的病情，是我身為醫生職責的重要部分，我無法迴避。只有提供了這些真實的信息，才能避免過度治療給患者帶來的傷害，甚至能夠讓一個家庭把握最後珍貴的相聚時光。
演講的最後，我想再次提出這樣的問題，作為醫生，我們的任務究竟是什麼？一直以來，我們醫生都覺得我們的工作是保證健康，保證生存。實際上我們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助人幸福。
張老師的幸福是快樂的畫畫、雕塑，是讓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無憂，是有尊嚴的活着，不成為家庭的拖累。事業有成的中年的幸福是讓老父親享受到自己奮鬥的成果，過上富足的生活。我們醫生也有我們的幸福，我們的幸福是用通過醫患雙方的努力，儘可能免除疾病給患者帶來的困擾，讓患者有足夠的活力和能力去積極生活。
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緣，很多時候，我們的相處只有幾分鐘。但是，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裏，他們願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現給一個陌生人，我相信這是源於信任，也是源於希望。我是閻石，我是一名腫瘤外科醫生，我願意做那個最温暖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