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鵬翔感染新冠本身也算不上大新聞，畢竟一年來，C羅、杜蘭特、博爾特、德約科維奇等體壇巨星都相繼感染過新冠。但問題是，這已經是日本不幸“中毒”的第三位體壇“一哥”——此前，日本網球“一哥”錦織圭和羽球“一哥”桃田賢鬥都已感染新冠。日本體壇最頂尖的運動員竟如此容易受到感染，這才是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
三位“一哥”具體如何感染新冠的來龍去脈相信不盡相同，也沒人能完全知悉。但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昨天採訪到多位在日華人，他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似乎多少就能説明這不可思議的情況絕非巧合。
留學生“白菜”：
去年11月，我打工的飯店有客人感染新冠，很快我連續低燒三天，就聯繫保健所（在日本各地，保健所承擔着所有日本國民、外來人口的疾控工作。這次疫情中，保健所職能是：對應聯絡、對應檢查、調整住院、移送患者、辦理公費醫療手續、尋找緊密接觸者、追蹤新冠密接人員健康情況等）。
保健所在瞭解情況後，不同意給我做核酸檢測，説我並非海外歸國，也並未構成和新冠患者密切接觸的條件，建議我居家觀察，或者自行去醫院檢查。我後來故意把身體的情況説的嚴重許多，對方才勉強同意讓我核酸檢測，並且當天就完成了檢測。2天后，我接到保健所電話，被告知檢測結果是陽性，對方詢問了我目前的症狀，並答覆會再聯繫我，當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次日我等到電話，詢問我去過哪裏密切接觸過哪些人。又過了一晚之後，有專車來接我去賓館隔離。隔離到第五天，保健所推算我感染已經超過10天，告知我已經不具備傳染性，讓我自行坐地鐵回家。
從我確診新冠到被送往賓館隔離，當中整整三天我處於完全自由狀態，全靠自覺。而在離開酒店的那一刻，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新冠轉陰，實在叫我哭笑不得。
留學生“S”：
我回日本在成田機場接受核酸檢測確診為陽性，立刻被送去了指定酒店，被告知隔離六天之後，可以自願接受核酸檢測，如果連續兩天結果為陰性，即可離開酒店自由行動。但問題是，即便選擇不檢測，或檢測始終呈陽性，仍然可以在隔離滿10天之後自行離開。所有離開酒店的隔離者都被告知，可以乘坐公共交通離開，包括地鐵、巴士、出租車等等。
一個確診病人，可以名正言順地乘坐公共交通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完全不存在什麼“健康碼”，實在是匪夷所思。這個所謂的隔離，感覺就是形式主義。
華人家庭主婦“花花”：
我住在東京，老公的同事新冠陽性，他也沒能倖免。我最不解的是，在被確診新冠陽性後，保健所只建議我老公居家隔離，自己吃一點家庭常備的退燒藥。而在我老公被確診新冠後的第五天，我才接到保健所的電話，詢問我是否要做核酸檢測。因為那幾天我出現胸悶、咳嗽、頭疼等症狀，我提出需要檢測，萬幸最後的結果是陰性。
在日華人劉軍（化名）：
我是土生土長上海人，在日近20年，目前我安家在日本大阪府。我的妻子是日本人，也是“戰疫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在大阪的一家保健所，每日工作量是極大的。她告訴我，接收新冠患者的醫院已經接近極限，保健所的工作重點不得不放到重症患者身上。
我通過日本的新聞報道瞭解到，面對新冠患者，日本的醫護力量和醫療硬件保障並沒有得到完全釋放。原因是一些私立醫院拒絕接收新冠病人，而這很大一部分是出於收入上的考慮。因為一旦接收新冠病人，那麼普通病人將會對該醫院避而遠之。如果接收，醫院收入減少，進而會影響醫護人員的收入。而接收新冠病人的醫院則面臨人手問題，因為工作壓力和精神壓力，護士辭職的情況不在少數，精神壓力一部分來自於疫情下的工作受到歧視和偏見。我看到報道，有護士試圖將孩子送去託兒所卻被拒絕，導致無法工作。
疫情爆發至今，日本採取的主要防疫措施是“自肅”，意思是自我約束，自我剋制，自我管理。多方面原因疊加，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有的輕症病人很希望住院，但被勸退；個別重症患者卻説不想住院要回家。問題是，如果患者態度強硬，醫護人員也沒有權利和辦法阻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