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豆瓣一刻:張愛玲才是真·口紅達人·彩妝博主·買買買之神

由 費莫白竹 發佈於 休閒

  前陣子“林更新 口紅”這樣的關聯詞上了微博熱搜,原因無它,大概是每個女孩子都想要一個林更新這樣的男友,因為他在一檔猜測口紅價格的節目裏頻爆金句:“原來口紅那麼便宜,就兩三百塊,那為什麼要説女生敗家呢?這不是隨便買嗎?!”

  對啊!林更新真是婦女之友!雖説作為消耗品來講兩三百也算不上特別便宜,雖説女人永遠不會滿足於只有一支口紅,雖説女人也不大可能把所有買回家的口紅都用完……但是,口紅對大多數女人來説,確實是成本最低的滿足自己小小夢想的方式了,要不然還真的“伐開心買包包”嗎?分分鐘把自己搞破產的節奏。

  夢露説:“口紅就像時裝,它使女人成為真正的女人。”口紅和高跟鞋應該是每個小女孩最早的性別啓蒙,穿上高跟鞋、塗上口紅就意味着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女人,成熟、性感、風情萬種。

  張愛玲在散文《童言無忌》中寫道:“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裏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祺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着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麼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讓年幼的張愛玲魂牽夢縈的丹祺口紅長這樣,圖為1950時代的款,像一枚小小的子彈。

  幼年的張愛玲迫不及待地想長大,她幼時就曾放言:“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糰,吃一切難以消化的東西。”因為長大成人不僅意味着她能夠穿高跟鞋塗口紅穿奇裝異服,更意味着可以做這些事的她,有了掌控自己命運的自由,她可以逃出那個讓她窒息的大宅,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

  △左為穿着繼母舊衣服的張愛玲,那時的她自卑、敏感,因為穿不完的舊衣服而內心怨憤。

  男作家伊北在《流蘇與娜拉》一書中寫道:“張愛玲去世後,留下遺物不多,最顯著的是三樣:手稿,假髮,口紅。寫作是安慰內心,假髮是抵抗歲月,口紅則是展現給世界的一抹亮色——出門走走,好歹對得起路人觀眾。”張愛玲的口紅都是豔色,她皮膚很白,所以喜歡“血盆大口”的效果。她的遺物中最多的就是口紅,CD的幾款經典口紅,張愛玲都在用,另外還有雅頓、倩碧等品牌。祖師奶奶到老,也是時髦先鋒。

  △《半生緣》裏蔣勤勤飾演的顧曼璐大概是最符合張愛玲妝容審美觀的,烏髮雪膚,愛司頭,大紅唇,處處展露着上海女人時髦精緻的派頭。

  性子一向清冷的張愛玲幾乎是把自己所有對生活的熱情都寄託在口紅之上了,她對口紅的態度就是窺見她慾望的一道小口,她的慾念之光,她的生命之火。

  她寫香港淪陷之後和炎櫻那些古怪的行為:“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年輕時第一次讀覺得這二人簡直是不可理喻,外面都戰火紛飛了,你們想的還是冰淇淋和口紅?簡直是安心做亡國奴的樣子!

  年歲漸長,對世事多了些感悟,方才領悟到,在動盪的年代能將一顆心保持在日常生活的狀態,才是最難得的大智慧。去年巴黎爆炸案之後,《紐約時報》寫了一段話:“法國有一切宗教極端分子仇恨的東西,從一連串瑣碎的小細節中感受生活的樂趣。每個早晨咖啡和羊角麪包散發的清香,街頭漂亮的女郎盡情飛揚的裙角,朋友相聚小酌的美酒,恰到好處的香水味……”

  無論面對怎樣的暴徒和惡行,只要被壓迫的人們沒有在戰慄之中丟失掉自己對生活細節的追求,那他們就永遠不會丟掉對未來的希望和對自由的渴望。正如法國人民對抗暴恐分子的方式是繼續在露天咖啡廳閒坐而不是躲在家中瑟瑟發抖一樣,張愛玲對抗戰爭的方式,就是用對口紅和冰淇淋的渴望來消解對橫飛的炮彈的恐懼。

  只要還有口紅可以用,有冰淇淋可以吃,日子再難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呢?就算沒有了,我們還能靠着渴望支撐下去,這些平日裏打個唿哨就會忘記的感官温暖,反而比人們慣常用來穿江渡河的理性之槳更能給人以慰藉。

  △張愛玲發表的小説中常常可見她自己繪製的插圖,女主人公們面部最常見的特徵,就是一張誘人的紅唇。

  我有一個獨自來北京打拼的朋友,因為學歷普通、工作經驗也不多,剛來北京的時候日子過得極其落魄,常見的狀態就是在不斷找便宜的房子搬家。為了攢錢她連200塊一篇的約稿都寫,但是她整個人還是過得美滋兒的,因為她每次額外收入超過一千塊的時候,她就會去商場買一支口紅獎勵自己。

  儘管她的衣服鞋包都是淘寶買的,儘管她忙的經常只能素面朝天,儘管她經常被忙碌的工作和狂躁的老闆壓榨的要崩潰,但是隻要她往嘴唇上抹上一抹口紅,那就是屬於她的片刻魔法時光了。日子好像不那麼難捱了,生活好像又充滿了希望,連帶着這個陌生的城市,都變得夢幻和可愛了起來。

  無獨有偶,戰亂頻仍、經濟蕭條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反而是口紅髮展歷史上的里程碑。1946年全球賣出了一億九千萬支口紅,光是美國女性就花了二千九百萬美元購買口紅,她們消耗掉的口紅足有5000噸。這固然有“口紅效應”(每當經濟不景氣,人們的消費就會轉向購買廉價商品,而口紅雖非生活必需品,卻兼具廉價和粉飾的作用,能給消費者帶來心理慰藉)的因素在作怪,但是更因為當時的女性認為口紅可以改善因為恐懼和營養不良帶來的壞氣色,看上去不僅臉色好,心情也會變得更好一些。

  △美國對日宣戰之後,丹祺口紅曾經推出一個名為“戰爭、女人和口紅”的廣告,廣告語道出了口紅的神奇力量:“可以讓女人擁有一副勇敢的面孔”。

  △1947年的丹祺口紅工廠裏生產口紅的車間。

  △四十年代的丹祺口紅現在看來顏色也很美,唇形是那個年代流行的性感的心形嘴唇。▽《色戒》中王佳芝的唇形就是這麼畫的,湯唯的妝容總體來説都很還原時代風情。

  丹祺(Tangee)這個美國品牌與蜜絲佛陀一樣,是第一批生產口紅的化妝品品牌之一,儘管現在丹祺風流早被雨打風吹去,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從商場裏消失了。但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它都一直是口紅界的扛把子。丹祺當時最大的賣點是據説可以隨着不同人的唇色而改變顏色,且色澤持久,着水不退。

  它在《申報》上面做的廣告,非常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特點:“內含神秘變色膏,增加自然美,丹祺在未用前,其色似橘,一經着唇,立變玫瑰色,鮮豔自然,終日不褪,中有香霜,使唇柔潤。”持久、不掉色、滋潤這些特性,都是早期高級口紅的顯著特徵,或者説主打賣點。在《海上花列傳》中,張愛玲還將其中第九章命名為“小號的丹祺唇膏”,可見她對丹祺的喜愛。

  張愛玲在小説中常常提到各種口紅,除了作為人物外形的描述,她更喜歡用口紅這樣的細節來暗喻口紅的主人的性格、背景等等,人説“聞香識女人”,到了張愛玲這裏,則是十足的“觀口紅識女人”,在她看來,口紅和鞋子一樣,都是最能暴露出一個女人本質的細節,輕易馬虎不得。

  李安是真的懂張愛玲,例如《色戒》裏幾個關於王佳芝口紅的特寫鏡頭,就得了張愛玲的真傳。在淺水灣餐廳,王佳芝和易先生一起進餐,王佳芝喝過的玻璃杯口上,有一個特別明顯的口紅印。

  在很多人看來這可能沒什麼,因為現在的大牌口紅也難免會粘杯,但是易先生看到之後,就意味深長地説了一句話:“留心的話,沒有什麼事是小事。”暗示着那時稚嫩的王佳芝就已經暴露了,為什麼呢?自然是因為這看似性感的小小口紅印。

  張愛玲在《留情》裏寫過淳于敦鳳在親戚家喝茶,“看見杯沿的胭脂漬,把茶杯轉了一轉,又有一個新月形的紅跡子”,便皺眉頭,因為自己的“高價的嘴唇膏是保證不落色的,一定是楊家的茶杯洗得不乾淨,也不知是誰喝過的”。

  而王佳芝偽裝的身份是富商妻子麥太太,按理説她應該用的也是持久不落色的高級唇膏,但是她的口紅印清晰地印在了杯沿上。再退一萬步説,如果她是習慣出入上流社會的淑女,那麼她也應該會及時地將杯沿的口紅印不着痕跡地抹掉,方才符合這個階層人羣的優雅做派,否則就太失禮了。但是這些東西,王佳芝統統都是不知道的。

  張愛玲在《創世紀》裏寫過那種劣質口紅,衰落的大家族後人“瀠珠用的是一種劣質的口紅,油膩的深紅色”,那種口紅是呆板的暗紅,油汪汪的浮在嘴上,還極易掉色。她在藥房裏上班貼補家用,只好“現在每天都把嘴唇搽得很紅了”,對她有好感的毛耀球想送她點好的化妝品,但“他只注意到她不缺少口紅這一點,因此給她另外買了別的。”

  不要説這位毛先生是不懂化妝品的純直男,只不過他的社會身份和地位讓他不足以像易先生那樣辨別女人嘴唇上口紅的好壞,他不過是個有一爿店面的小康階級罷了。這個細節一寫出來,瀠珠身上那種“只是一點解釋也沒有的寒酸”便愈加鮮活了起來。

  △彼時高級口紅的廣告一定是在強調顏色的鮮豔、持妝的持久以及膏體的滋潤度。

  口紅當然不僅可以區分階級,還可以暗示性格。《琉璃瓦》裏的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黃胭脂,腮幫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紋縐的單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點胭脂暈。”杏黃那樣少女氣十足的顏色,小兒女的嬌憨情態躍然紙上。

  《沉香屑·第一爐香》裏葛薇龍那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姑媽,甫一出場便是:“畢竟上了幾歲年紀,白膩中略透青蒼,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這一季巴黎新擬的‘桑子紅’。”喲,紫紅的姨媽色,果然是歷代繼母惡毒婦人的標配。

  △當時已有變色口紅,在不同的光線下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比如這支1939年出品的Tattoo Black Magic Lipstick在燈光下就是姨媽色的。

  張愛玲筆下老派女子還是愛用胭脂抹在唇上的多些,《怨女》裏的銀娣“在手心調了點水粉,往臉上一抹,撕下一塊棉花胭脂,蘸濕了在下唇塗了個滾圓的紅點,當時流行的抽象化櫻桃小口。”

  △舊式大家女子的裝束和妝容可以參考《橘子紅了》裏的造型。

  在三四十年代西方流傳過來飽滿的心形唇畫法之前,女人們普遍用的還是《紅樓夢》裏的化妝法和化妝用品,“(平兒)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的,卻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裏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迭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裏,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裏就夠打頰腮了。’平兒依言妝飾,果見鮮豔異常,且又甜香滿頰。”

  △平兒理妝

  張愛玲這一生對彩妝和口紅的鐘愛,興許就來自於幼年對《紅樓夢》的痴迷吧。説出來不許笑我,我小時候也試過把院子裏的花兒摘下來自制寶玉式天然化妝品,最終的結果當然是被家長扔掉了事,

  然而一生痴迷口紅的張愛玲絕對料想不到,她生命中那個情劫的始作俑者胡蘭成,最終卻是被一位不用口紅的女子收服得妥妥帖帖的。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裏寫佘愛珍,是長挑身材,雪白肌膚,面若銀盆,但輪廓線條又筆筆分明。眉毛是“極清”,眼睛是“黑如點漆”,眼白如“秋水”,三十八歲的時候看上去只有二十八,不擦口紅,不穿花式衣裳,夏天只穿玄色香雲紗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帶一環茉莉花。

  如此驚為天人的做派,瞬間超越了胡蘭成生命中的鶯鶯燕燕,包括特立獨行的張愛玲。在其他多段感情中,胡蘭成都是主導者,到了佘愛珍這裏,他徹徹底底變得被動,她做生意,開酒吧,開妓院,自己住在福生,留胡蘭成一人住在松原町。她的人生並不以誰為轉移,她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反而患得患失將她看得重要了起來。

  舊時男女多半都覺得塗口紅的女人危險,因為她們前衞、時髦,毫不掩飾自己的性別特徵,並且忠實於自己的慾望。所以當時延安唯一一個塗口紅的女人吳莉莉(史沫特萊的翻譯,長得像大S那個)就成為了夫人們的眾矢之的,最終被聯手“請”出了延安。可是看看佘愛珍和張愛玲的個性,你就明白這不過是無稽之談,口紅只是無辜背鍋而已。

  在我看來,口紅是女人的秘密武器不假,不過作用多半是針對自身而不是對外。我如果沒帶口紅上街,感覺就像沒穿衣服一樣手足無措。無論出席什麼重要場合,只要摸到包包裏那支自己最愛的口紅,立馬覺得信心爆棚、所向披靡。這樣的感受當然不是個例,香奈兒女士就説過:“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再塗一層口紅然後出擊吧。”伊麗莎白·泰勒則説:“給自己倒杯酒,再抹點口紅,你就重新活過來了。”

  一個塗了口紅的自己我個人感覺魅力起碼比不塗口紅的自己UP十倍,也許這只是我的小小幻覺,但是女人要的不就是這種強大的心理暗示嗎?自信永遠是女人最好的化妝品,而口紅就能給我這樣的自信。

  男人們不懂女人們為何要為小小一支口紅痴迷,就像女人們不懂為什麼魔獸能讓男人們如此瘋狂。因為口紅和魔獸一樣,都不只是一件冷冰冰的商品而已,它們都是一種情懷,一種生活方式,甚至代表了一種價值觀。所以我不同意伊北説“口紅是展現給世界的一抹亮色”,晚年的張愛玲隱居在美國幾十年深居簡出絕少見人,口紅對她來説,應該是展現給自己內心的一抹亮色才對。也就是説,我們熱愛口紅,更多的不是為了媚外,而是為了悦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