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23年後警方憑煙頭破兇殺案
妻子被殺害後，老根設想過無數種找到兇手的方式。沒想到，最終幫他了卻心事的，是兩枚半截小拇指長的煙頭。
它們已經乾癟，黃色的水松紙褪色發白，看起來與被人丟棄的煙頭沒啥兩樣。然而，案件真兇的身份信息就藏在上面，一藏23年。
憑煙頭破23年懸案 僥倖只是暫時的
從人們叼起香煙的那一刻起，煙頭就被印上一串數十億比特的生物密碼。這些信息來自粘附在煙頭表面的嘴唇上皮細胞。在刑事案件中，只要找到這串密碼特定的數據節點，就可以在茫茫人海中鎖定某一個人。
一個月前，憑藉這串密碼，江蘇宜興警方偵破了老根家的入室搶劫殺人案。兩枚當年甚至沒被視作“有效證據”的“大前門”煙頭，解開了這道23年的難題。
“1992年案發時，我們壓根兒沒聽説過啥叫‘DNA’，只是儘可能地提取現場證據。”當年參與偵辦此案的技術民警戴崇誼説，“現在技術發展太快了，只要證據保存好，一切皆有可能。”
兩枚在工作筆記裏夾了二十多年的煙頭，讓老戴想起那樁命案
2014年一個夏日，戴崇誼從滿滿當當的辦公室書櫃裏抽出一本工作筆記。這位技術員已經快60歲了，還有半年就要退休。
那些封面一律漆黑的本子記載着數百宗案件的證據鑑定過程。離開崗位前，老戴決定把經手的案子過一遍。
在過去30多年中，他的這雙眼睛，“掃描”過無數髮絲、掌紋、腳印、車輪留下的痕跡。翻開那本筆記時，倒映在他老花鏡上的，是兩枚已經壓扁的煙頭。
老戴一下子怔住了，記憶開始不斷回溯。最先閃過他眼前的，是案發現場，鮮紅的血液像油漆一樣潑在灰色的牆壁上，非常刺眼。
在受害人老根的回憶中， 1992年7月一天半夜，兩個年輕男人闖進他家。五十多歲的兩口子下樓查看，被正在行竊的歹徒用木棒擊倒。妻子在血泊裏一動不動，老根裝死才躲過一劫。
“那倆人都是男的，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間，年齡二三十歲，説河南話。”這是老根能提供給警方的所有信息。
在案發現場提取到的唯一有價值的證據，只有一枚印在年曆畫上、帶有血跡的掌紋。
無錫和宜興兩級警方几乎發動了“最大規模”的偵查。他們在案發地周邊先後採集了5000餘份指紋、掌紋，並在現場外圍進行搜索。最終，兩枚煙頭分別出現在兩公里外的糞坑邊和山芋地裏。
“憑肉眼就能看出全部價值了。”把煙頭裝進物證袋前，戴崇誼掃了一眼上面的商標，那個牌子符合警方對嫌疑人“外來務工人員”身份的推測。
那時的戴崇誼還不知道，就在案發前一年，“DNA指紋圖譜”技術引入中國，公安部第二研究所已經開始利用這項技術進行親子鑑定、個體識別等工作。
1985年，年輕的英國遺傳學家亞歷克·傑弗里斯在實驗室意外發現：儘管每個人的DNA差異不大，但在某些區域，存在會重複的序列，每個人重複的次數不同。在與DNA的酶切片段雜交後，可以獲得長度不等的雜交帶圖紋，即“DNA指紋圖譜”。
作為第一代DNA鑑定技術，完成檢測需要大量樣本，必須是一塊完整的組織，或者一管新鮮的血液。
“煙頭上能提取出的DNA十分微量，當時的技術條件做不出什麼結果。”中國科學院首席DNA鑑定科學家鄧亞軍説。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公安系統能做的生物學證據鑑定，大多隻是查驗血跡的ABO血型。“基本停留在蛋白質分析水平。”鄧亞軍説。
因為缺少線索，這起搶劫殺人案成了懸案。兩枚煙頭也被戴崇誼裝進物證袋，夾進了筆記本里。案子多了，筆記本慢慢擠滿了辦公室的檔案櫃。
在和系統數據比對了一年之後，煙頭上的信息讓真兇從電腦屏幕上彈了出來
老根學着適應一個人生活。
“老伴剛走時，我洋火都刮不着，飯也不會燒。過年過節都要講這個事兒，我心裏哪受得了。”他説。
要是在電視上看到過了十六七年還能破的案子，老根會“整個人都歡喜得很”。
只是時間不再等他。他的滿頭黑髮變得花白，挺直的身板佝僂了。再看到破案的電視節目時，他也不再期待了。
那兩枚煙頭隨着刑偵大樓搬了3次家，經歷了6任刑警隊長。它們一直沉默地躺在戴崇誼的筆記本里，等待有一天，憑藉某種方式説出真相。
就在這二十多年裏，我國的“DNA鑑定”技術取得了快速發展。2000年後，第一代“DNA指紋圖譜”技術逐漸被“熒光標記多基因座STR複合擴增檢測技術(簡稱STR技術)”取代。相比“前輩”，這項技術僅需要少量模板DNA就可滿足各種鑑定需要。
恰好就在2014年，無錫市公安局引進了最新的“STR技術”，要求全市公安機關把多年積壓的物證送檢，兩枚煙頭踏上一段新的旅程。關於本案的4本卷宗、其他證據也都完整地存放在檔案室裏，它們和當年的辦案民警一起，等待着突破口。
穿越時空，那兩張消失在在山芋地紛亂光影裏的嫌疑人的面孔，即將變得清晰。
“STR所需要的成本比較小，操作也越來越標準化。”鄧亞軍説， DNA鑑定“大工程”如今只需要加入試劑，按下儀器開關就可以快速完成。近幾年，各級公安系統開始推廣這項技術。
在無錫市公安局，沉默了23年的兩枚煙頭只花了半天，就“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信息。
檢測人員先剪下煙頭外圈的水松紙，放進清水。接着滴入一種名為“chelex”的試劑。它能自動尋找水松紙分子和嘴唇上皮細胞的蛋白質，將它們緊緊纏住，沉入水底，只留下細胞裏的DNA浮在水中。
提純後的DNA被放入PCR(聚合酶鏈式反應)儀器中。再加入智能剪刀一般的“引物”。“引物”會剪取已經設定的片段，讓儀器進行上百萬倍的複製，得到大量目的DNA片段。
“這一過程已經實現了標準化，不同種類的‘引物’可以選取幾個到幾十個不等的DNA片段，然後進行復制。”鄧亞軍解釋稱。
經過編碼和電泳處理後，計算機軟件會顯示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生物密碼”。
“我國公安系統普遍採用16個DNA片段的‘引物’。”鄧亞軍透露。這意味着，人們還擁有一串32位數的“DNA身份證號”。只要數字和系統裏已存檔的“身份證號”對上，就能鎖定一個具體的人。
2014年9月，在無錫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室，這串從兩枚煙頭上分析出的32位密碼，開始在數據庫中進行滾動。計算機不間斷比對了近一年，沒有任何結果。
碰巧就在這一年間，一枚煙頭的主人當了保安，錄入了DNA信息。
於是，2015年9月的一天，宜興市公安局技術中隊的電腦忽然響起一聲警告音，接着彈出一張照片，提示此人“符合送檢物證DNA特徵”。
宜興市警方第一時間收到通知，“非常振奮”。儘管每天都在跟案件打交道，老戴的聲音仍有些顫抖：“隊裏馬上調出了當年的卷宗，開始複查此案。”
DNA可能透露人類的一切生命軌跡，事關倫理，但眼下，老戴更關心正義
“保安”在常熟打工，符合當年老根對犯罪嫌疑人的特徵描述。
驚喜之餘，宜興警方很清楚，確定嫌疑人身份的工作並沒有結束。“僅憑數據，只能證明此人當時曾經在案發現場周圍出現過，無法確定他就是嫌疑人。”刑警大隊隊長王華峯説。
很快，老根家掛曆上留下的血掌印也和嫌疑人對上了。
2015年11月下旬，在秘密觀察了幾天後，警方將嫌疑人抓捕歸案。
當年的“年輕男子”頭髮禿了，卻並未忘記手上曾沾染過鮮血，他供述了犯罪事實，另外一名嫌犯也很快落網。
“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我就知道案子會破的。”老根感嘆道。眼下，也並非每一個生物證據都可以破獲一起案件。
在鄧亞軍看來，案件中的兩枚煙頭一直存放在乾燥的環境裏，保存條件較好。“血液、人體器官等生物證據，如果不及時冷凍保存，很容易變質，裏面的DNA也會降解到無法檢測的水平。”
不過，第三代“DNA鑑定”技術“SNP”已經開始應用，它能檢測更加微量的DNA，這意味着新技術能對毀損度更加嚴重的生物物證進行檢測，“或許以後那些腐敗的組織器官也能鑑定出有用的結果了”。
除了更加靈敏，SNP技術也能從DNA中獲取更多的信息。“比如辨識出一個人的膚色、髮色、虹膜顏色等。”鄧亞軍説，“以後從DNA中翻譯出一個人的樣貌也完全有可能。”
無論技術多麼先進，老根眼下還是會後怕：“如果當初沒有找到兩枚煙頭怎麼辦?”鄧亞軍表示，儘可能全面地提取物證才是技術施展的前提。
“很多時候破案需要依靠一些巧合，但這些巧合也都來自於偵查中對每一處細節的認真對待。”鄧亞軍説。
不僅僅是破案，“DNA鑑定”也成為一些冤案平反的關鍵。2010年，在坐了11年牢後，因“死者屍體DNA與案件‘受害者’DNA不符”，河南農民趙作海被無罪釋放;安徽“張氏叔侄”蒙冤10年後，“DNA鑑定”也成為找出真兇的重要證據。
在美國，自1998年建立了國家DNA數據庫後，16年間已經有300多起案件因DNA檢測而昭雪，其中20名被冤枉的被告人原本正在等候執行死刑。
在英國，政府建立的DNA數據庫包含了上百萬人的資料，其中不僅包括罪犯記錄，還有很多“潛在危險”但未被定罪的人的信息。
發明“DNA指紋圖譜”的傑弗里斯越來越懷疑自己的成就。2008年，他公開表示基因信息的採集和儲存已經成為了“令人關注的倫理和社會問題”。
這並非危言聳聽，隨着人類基因組的進一步解碼，從DNA中獲取“一個人的一切生命印記”並不是不可能。這些信息如果被公開，老闆們可能會拒絕錄用一個在未來有機會患上某種疾病的求職者;學校錄取時、保險公司接保時，都會因為一個人的基因信息而重新考量。
眼下，老根還在一個人生活。只是當他對着妻子説話或是上墳時，會告訴她：“老婆子，你安心吧。”
戴崇誼已經退休。對他來説，這宗案件的告破是“職業生涯最好的註腳”。新技術還在故紙堆裏奮力挖掘着。幹了一輩子技術的老戴相信，那裏有也許會遲來、卻總會到來的正義。
@段十三：技術是發達啊
@有一種愛叫不聯繫：僥倖只是暫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