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説一個真實故事：今年春節的時候，我的堂姐和一個遊戲開發工程師相了一次親。這個工程師和大家印象中的工程師差不多，長相低調穿着低調話也不多，並不是很討姑娘喜歡的那種類型。不過從我跟他簡短的對話來看，還算個靠譜的人。相親完畢之後，堂姐家的長輩就開始議論起這個工程師的職業，對話基本上是這樣展開的：
“聽説這個男孩子是做遊戲的。
那不得了，做什麼不好做這種害人的事。
就是!説什麼工程師，肯定是那種在網吧打遊戲代練的，這種有網癮的男孩子沒前途的。
哎呀，那誰誰怎麼給介紹這麼個人…”
這可能是我眼見過最真切的“網癮擾亂生活”案例了，只可惜，一個正兒八經的工程師被長輩們腦中扭曲的觀點妖魔化為一個“網癮青年”。
再硬造一個不好笑的笑話：有個難辨真假的段子是這麼講的，1979 年，瑞典還認為同性戀是 “一種病”。聰明的瑞典公民對此規定感到憤怒，奮起反擊——他們紛紛請了病假，病假原因是 “我覺得今天我有點 gay”。
到了 2009 年，中國還認為網癮是“一種病”。聰明的中國公民對此規定感到憤怒，奮起反擊——他們紛紛請了病假，病假原因是 “我覺得今天我有點網癮”，後來這些人都被送到楊永信那裏去了。
如果同性戀不是病，那麼網癮同樣也不是病
蘋果 CEO 庫克公開宣佈出櫃，好萊塢女星艾倫佩姬公開宣佈出櫃，得益於名人的推動和移動互聯網讓信息流動加快，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知到，同性戀並不是疾病，是正常的。事實上，醫學界認為同性戀不是病要早得多。
1973 年，美國心理學協會和美國精神醫學會，將同性戀從疾病分類系統中去除。1990 年，世界衞生組織(WHO)正式將同性戀從疾病名冊中去除，認為同性性傾向乃人類性傾向的其中一種正常類別，同性戀不是一種疾病或不正常，且無需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療。
2001 年，在 “中華精神科學會” 推出的第三版 “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CCMD-3)，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分類中刪除。
如果説國際社會還一度真的曾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的話，那麼“網癮是病”就是徹頭徹尾的中國特色了。現在在中國特色搜索引擎百度中輸入“網癮”，還會出來一大批網癮治療機構。
“網癮是病”這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個玩笑。
網絡成癮(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這個名詞最初是美國的精神科醫生伊萬 · 戈登伯格(Ivan Goldberg)想拿《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IV)開涮，因為酗酒、賭博成癮等 “行為障礙” 缺乏生理基礎而編造出的概念。沒想到一經提出，竟被很多網友對號入座，引來精神衞生界一場持久的爭論。
2007 年，美國醫藥協會拒絕了對美國精神病協會將 IAD 納入 DSM-V 的建議，批准對 “網絡遊戲濫用” 進行進一步研究。
後來戈登伯格已經聲明該假設只是在一個社區論壇裏當成玩笑提出的，是自己的惡搞。在 1997 年他曾對《紐約客》表示：”如果你把成癮概念擴大到人的每一種行為，你會發現人們讀書會成癮，跑步會成癮，與人交往也會成癮。”
即使是全球最先提出網絡成癮診斷標準的美國心理學家金伯利 · 楊，也認為網癮不是一種獨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 “衝動控制障礙症” 在網絡使用者身上的體現，也就是和電視病空調病等等一樣，只是長期接觸從而造成了心理上習慣性的依賴，可以歸為心理問題但絕不能稱之為一種病。
即便是在國外，也曾經一度出現過網癮治療所，2004 年，荷蘭人凱特 · 巴克聘請了 20 多名具備專業資質及多年經驗的癮症治療人員嘗試按照精神疾病來診療網癮。兩年之後，這位荷蘭人宣佈他們對網癮的治療失敗，因為網癮並不是病。
就當我查閲到以上資料的時候，我又看到 2013 年一條被中文媒體轉載多次的消息：
被視為精神醫學領域 “聖經” 的《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做了近 20 年來第一次重大更新，在關於 “網絡遊戲成癮章” 中，全盤採納了我國北京軍區總醫院網癮治療室主任陶然制定的《網絡成癮臨牀診斷標準》。
這條消息一度讓我感到茫然，於是我又去找了一下《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V)，並沒有找到什麼 “網絡遊戲成癮章”。事實是，”網絡遊戲成癮” 被列為值得 “進一步研究” 的情況，並不屬於精神疾病。
也就是説，“網癮是病”這事兒完全是中國特色，涉及的鏈條很長。比如上面所説的北京軍區總醫院網癮治療室主任陶然，就做了不少的百度推廣，這些推廣現在還在。
而不少民眾反映，北京軍區總醫院曾經也有一些科室是外包的，比如非常賺錢的泌尿外科，整容科等等。至於這個一直宣傳“網癮是病，一定要治”的北京軍區總醫院網癮治療室還有一些諸如“中國青少年心理成長基地”的馬甲名稱，主要業務還是治療網癮，月度收費達到上萬元。
簡單一查，我們就可以發現一條非常類似於“莆田系醫院和百度推廣”的利益鏈條：某機構某些所謂的專家宣稱“網癮是病”並宣佈制定了標準，標準被國外權威機構認可;不明真相或者明白真相但有利益關係的媒體誇大事實宣揚此事;更多的媒體爭相轉載;百度推廣推波助瀾;最後就是不少家長上當，交給這些沒有醫療資質的“網癮治療機構”大量的費用。
(山東臨沂網絡成癮戒治中心)
為何曾經人人擔憂的“網癮”逐漸沒人提及了?
人們開始理性對待“網癮”是人們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互聯網了，這和人們開始理性認知同性戀不同，並不是要成為同性戀才能理解同性戀。但人們認知趨於理性有兩個共同的背景，那就是移動互聯網進一步讓信息流動去中心化了，並且這種去中心化讓人們認清，在醫學上，同性戀和網癮都不是病。
前面説到，“莆田系醫院和百度推廣”的利益鏈條模式，這是建立在 PC 互聯網上，搜索引擎是最主要的信息和流量入口上的。從這一年人們對百度的口誅筆伐，以及百度無力反駁只能認栽的情況來看，百度對互聯網的把控能力越來越弱了。
這幾輪發酵於知乎、新媒體、微博和微信等渠道的起底百度運動可以説是常識和民眾的勝利，人們衝散了曾經牢固的利益鏈條。
現在的情況是，以“網癮”為關鍵詞，在百度和知乎或者微博上得到的結果會完全不同。同時，人們的信任體系也變了。
我們正在脱離一個垂直信任體系(在這個體系裏我們信任那些看起來比自己權威的人)，轉向一個水平信任體系(在這個體系裏我們聽取同類人的建議)。
一度我們以為“央視+專家”是權威，後來我們以為“百度+專家”是權威，現在我們開始更信任知乎和微博上大家的現身説法。這種信任體系的變化可能是好事，比如我們不再相信楊永信和陶然這些所謂的“網癮治療專家”;也可能是壞事，比如我們可能會沉浸在一種社交媒體迴音室效應。
還有一個流行的説法是，現在沒人説網癮，是因為大家都有網癮，連爺爺奶奶輩都離不開智能手機了。
不過我更喜歡“數字分身”這種説法。
英劇《黒鏡》中有根據社交網絡語言和行為來再造一個人代替已故之人的情節，《Her》裏面的人工智能和人相處越久就越善解人意，這都是科幻電影裏面的故事。現實生活中，語音助手會分析語意和語境，互聯網企業和廣告公司正在分析網民的用户畫像。
在 PC 互聯網和端遊時代，我們的“數字分身”比較像是“我們幻想要成為的人”，比如很多現實失意的人會在遊戲中起一個狂拽炫酷的名字，某種程度上，我也認為 YY 直播上的喊麥主播説唱的那些“帝王、成仙、江山、美人”的歌詞是這種網絡文化的延伸，事實上，直播江湖中的工會，很多都是從端遊裏面的工會轉戰而來。
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和人們的生活結合得更為緊密，遊戲之外還有社交和工作。於是，我們的“數字分身”就更像“我們真實的狀況”。
研究媒介和社會理論的哲學家鮑德里亞預見過這麼一個人類未來：
“必須看到現代技術驅逐人類本身的現象。不管是通過具有驅除魔咒功能的言語還是通過人類發明的所有技術，在這些贗象的境遇中，人類正在通過一種不可逆轉的遷移和替代過程來消失自身。”
不過他所説的“技術贗象”更多的是指他那個時代的廣播和電視，還沒有談到現在的電腦和智能手機，更不用説虛擬現實。而且鮑德里亞也預見到了，媒介現實將會“比現實更現實”，最終讓現實消融。“數字分身”跟真實自己的界限也會越來越模糊。
正如每次我們看 IMAX 電影都會聽到的前置廣告詞“看一部電影，還是走進一部電影”那樣，技術一直在構建虛擬的現實，延伸的現實和超現實，我們半夜醒來第一件事抓起手機，看看微信有沒有新消息，朋友圈有沒有新回覆，無非是我們現實社交在時間上的延伸。如果虛擬現實或者增強現實發展到一定程度，光場技術以及全息影像技術門檻更低，虛虛實實就更難分清。
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説，互聯網和媒介技術的發展，正在營造一個會讓我們越來越讓人沉迷的現實。而“網癮”這回事，對於接觸這些技術的人們來説，也是遲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