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一天：37歲的他被抑鬱症折磨18年 2016.3.30日

37歲的楊思明來自山西農村，他被抑鬱症折磨了18年，曾經“想死了一萬次”；而來自北京的石浩，曾經在部隊裏因失戀刺激發病，病情反覆，現在每隔段時間父親都要去派出所或醫院接他。

凌晨兩點，37歲的楊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頂上，猛得嘬了口煙，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運城的空港經濟開發區，能隱約看到霓虹燈照耀下的高樓。那是他嚮往的“城裏的世界”。楊思明患抑鬱症18年，他因此退學，數度走出村莊到城裏打工，卻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錮回黃土地。“要是有那麼一天，我病好了，還是想感受城裏的世界。”（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圖 王佳慧 趙力 楊書源/文） 

楊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條山山腳下。仰賴着黃土地，舉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規模經營。通往村子的路顛簸盪塵，但村子裏不少人家年入十幾萬，開着私家車。圖為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放草簾子，遠處就是中條山。

中學時代的楊思明，成績穩居班裏前十，他想着有一天能去城裏生活，不再像父輩一樣在幾畝地裏靠天吃飯。高二開始，沒有來由的，他變得沉默，一天説幾句話，一隻手都能數得出。成績一次次下滑。夜深，室友鼾聲起，楊思明在上鋪憋得難受，他跳下牀，跑到廁所裏，一個人喘着長氣低吼。圖為楊思明正在照顧自家的蔬菜大棚。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沒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覺得楊思明越來越不愛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學時，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説“你這小子就不好好學。”回到村裏，楊思明的狀態仍不見好轉。“年紀輕輕就在村裏扛個鋤頭，能幹啥，別人小瞧你。”楊思明想掙脱農民的身份，他去運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磚工。“到幹活兒的時候沒勁兒，做不了。晚上怎麼都睡不着，快憋瘋了。”最終，他因抑鬱重回村莊。圖為楊思明正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收草簾子。

最終，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騰了18年。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裏，楊思明一直以為，自己是神經衰弱，伴隨着失眠、頭痛。直到2003年，快被熬瘋的他到北京掛了專家號，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鬱症。 

2005年，楊思明在村裏結婚生子，認了農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當成家裏的頂樑柱，可因時不時看病住院，十畝地依然要靠61歲的父母種。抑鬱嚴重的時候，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了兩半。“那種痛苦我説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圖為楊思明在與妻子説話。 

無數次，他想到死，他琢磨過在屋後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頂，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殘疾，拖累家人。“我真的想死了一萬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楊思明説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個字——熬。楊思明家房頂上的一把搖椅。他説，看城裏做生意的躺在搖椅上睡得很香，自己總睡不着，於是買了把，想靠它好好睡覺。剛開始可以，但很快就也不管用了。 

抑鬱症患者，敏感、多疑、愛鑽牛角尖，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樣完整的生化過程，最大特點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樣生活，有自殺傾向。據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介紹：對於抑鬱症，多數人的認識還非常膚淺。目前全國有超過9000萬人患抑鬱症或有抑鬱傾向。目前全國地市級以上醫院對抑鬱症的識別率不到20%，換言之，即80%的患者被誤診或漏診，在現有的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關藥物治療。 

楊思明的妻子掩面落淚，這麼多年她也沒搞清楚丈夫的病，她是結婚後才知道他有病。她只想好好過日子。村裏比誰家房子蓋得高，她就借了13萬元蓋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門。她想，蓋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許就好了。結果，房子蓋起了，楊思明的病還沒好。她又想，生個兒子就好了。現在，兒子出生快2年了，病還沒好。

在長達8年時間裏，楊思明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這種藥有鎮靜催眠的作用，長期服用會產生依賴性，但他起初並不知曉，直到2012年才被運城市中心醫院告知不該大劑量服用，可他已經戒不掉了。在生活重擔下，楊思明每月仍需花600-700的藥錢，去太原看一次病就花去了7000多塊。他想做心理諮詢，運城一小時500元的價格讓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續。而同類的諮詢，北京私人專家一小時300-400元，安定醫院醫保範圍內20分鐘只需20元。 

楊思明坐在自家的蔬菜大棚上發呆。他最羨慕的是別人能順暢打牌，這是村裏最常見的消遣方式。得病後，他明顯感覺到思維遲鈍，村裏人叫他鬥地主、打麻將，他不敢去。有時他強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頂好的牌，被他打爛，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你腦子被驢踢了吧！” 

楊思明習慣把摩托車油加滿，加足馬力，在去運城的柏油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疾馳。風吹打着頭髮，他有一瞬覺得，所有煩惱都被帶走了。 

在距山西運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歲的石浩盤算着再去一趟安定醫院。未出春節，他已經在一週內往返了四次，求醫生減少些藥量。藥物的副作用讓他雙目呆滯、行動遲緩。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節後開始工作，像個正常人一樣。圖為石浩在自己的房間裏看電影。

石浩居住的小區裏，沒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鬱症，他與父親都極力迴避，有時，他們會繞開鄰里之間的閒談。2007年，在湖北襄樊做義務兵的石浩遭遇女友分手，之後不久，他在部隊裏瘋狂打砸發泄。戰友們將他送到醫院，他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鬱症。父母從北京趕去湖北軍隊醫院照料石浩。兩週後，母親在返回家中不久，心臟病突發離世。時隔一月，父親再次到醫院探望石浩時，才將這一消息告訴了他。直到現在，他都覺得是自己的病刺激到了母親。

回家後，父親託了人，將他介紹去電視台做合同工。一開始他挺安靜，突然的一天，因為記着還出門卡卻等不到門衞，石浩爆發了，門衞報警，他被送到了醫院，也失去了工作。出院後，他又找工作，去年9月，他陪親屬去醫院看病，躁鬱症復發，就在醫院裏，他砸了自己的兩個手機，和趕來的警察對峙。這已是生活常態，每隔一段時間，他病情反覆，父親都要去派出所或醫院接回他。

為了抑制躁鬱症反覆發作，他服了大量藥物抑制躁狂，藥物的副作用讓他肌肉僵硬、行動遲緩、目光呆滯，因為服藥過量，他的症狀又偏向抑鬱症。這是石浩一天的用藥，這些藥，他總隨身攜帶。 

石浩向記者展示“鬱友”的一個微信羣，這個羣有499人。

在北京一家飯店，“鬱友”們正在聚餐，分享自己的故事或心得。 

北京地鐵4號線，“鬱友”聚餐結束，石浩坐地鐵回家。石浩覺得自己是家裏的累贅，他懷念過去，那個從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國農大畢業的少年，那時他參加大大小小的數學競賽，獲了不少獎項。他懷念學生時期，智商是144+的時候。 

過年，石浩被催婚了。家裏81歲的奶奶盼着孫子能趕快結婚，畢竟已經30出頭。石浩曾花1萬多塊錢，在婚戀網站上找對象。半年的時間，見了30多個，大多數情況是姑娘看不上他。3年前，他養了一隻折耳貓，成為他最親密的陪伴。更多時候，他會一個人坐在家裏，對着貓説話。一度，他一天在牀上躺20個小時，即使毫無睡意，也會慢慢捱過。每個抑鬱症患者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卻常常被外界的猜測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