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裏醒過來。三天前，他和夫人愛麗絲·杜威剛剛在日本搭上“熊野丸”號郵輪，經過兩晝夜的航行，於前一天抵達上海。這一天，杜威繼續給美國家中的子女們寫信，講述自己的東方見聞：
“我們在中國睡了一晚，但現在還談不上什麼印象，因為整個中國還沒有進入我們的視野。我們將上海和底特律、密歇根比較了一番，除了沒有那麼多的煙囱外，也描述不出來太大的差別。不誇張地講，上海已經是一個國際化都市了，但是我還沒有領會到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裏。”
杜威來華，原本談不上什麼周密的計劃。愛麗絲患有抑鬱症，杜威想帶妻子出去散散心，恰好又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休假，索性便走得遠一些，直奔東半球而來。他早些年結識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這個機會，請他到東京帝國大學講學，又安排了一系列活動。於是，杜威的日本之行便有了聲勢。杜威原來在美國的學生，此刻已經是中國風雲人物的胡適、陶行知、郭秉文等人獲悉了這一消息，也延請杜威趁此機會到中國一遊。由此，杜威夫婦在結束日本之行後，才乘船趕赴上海。
多半是因為舟車勞頓，5月1日的這封家信寫得並不長。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絕難料想，從那時候起，他將要在這個“還談不上什麼印象”的中國滯留長達兩年零兩個月，行遍十一個省，在各地舉行大小兩百餘場演講。杜威將帶動着實用主義思潮，尤其經過胡適等人的發酵，席捲整個中國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輩的蔡尚思先生曾回憶説，當日中國的思想界幾乎無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於，杜威本人在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所思所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不斷延長這趟計劃外的旅行，並最終使之演變為中國近現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而這恰恰是我們過去談得很少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杜威等當事人親自回顧這段歷史的文獻資料非常不足，僅存的那些又往往流於面上的客套話。但這種不足一定程度上源於疏忽，因為杜威滯留中國以及日本期間，其實留下了豐富的書信材料，開頭所引正是其中之一。只是這批書信一直沒有漢譯本，久而久之便湮沒了。
事實上，剛到東京，杜威夫婦就開始用書信給子女們介紹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見聞。畢竟，就當時而言，要從美國到東亞來，需要在海上飄蕩大半個月，大多數美國人對這片異域世界都抱着一種遙遠又陌生的好奇心。東京的喧鬧、女兒節的人偶、商店裏的周到服務、壯麗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園，都被杜威一一記在了筆端。還有日本人接二連三的鞠躬，讓杜威連連讚歎這個“奇異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國度”。日本朋友是以高規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報李，精心準備了在東京帝國大學的演講，這就是後來他的名作《哲學的改造》一書的雛形。然而，在3月5日的家書裏，他開篇就説：“我現在已經舉行了三次演講。他們真是很耐心的民族，還有很可觀的聽眾，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據記載，杜威的第一講，其實到場了一千餘人，可見人數是逐次減少的。將杜威的在日演講形容為高開低走，只怕並不為過。明治以來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國，思想學術也是唯德國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在第一次試圖融入日本的時候，折戟沉沙了。不過，相對於這一點，更讓杜威感到憂慮的是高度集權的天皇制下，日本社會中的隱約可見壓制和束縛。杜威明確地感知到，明治維新以來狂飆突進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躋身於第一流的國力，以至於在許多方面都毫無準備”，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為“一個統一且現代化的日本的象徵”，但這種天皇崇拜，又反過來“成了壓在日本人身上擺脱不掉的東西”。譬如按照當時的《教育敕語》，學校要培養的是為國盡忠的“臣民”，因此許多師生甚至為了救下火災中天皇的相片而犧牲。面對這樣的故事，杜威在家書裏寫滿了憤慨。
當然，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兩個月。就在他剛剛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時，他又和妻子來到了中國。事實上，在到中國後的第一封家書裏，他就説：“我饒有興趣地想要知道，在這個真正意義上非常古老的國家，人們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樣大量討論‘萬世一系’。”所謂萬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
當時的中國人顯然沒有那麼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讓杜威覺得“很有人情味”。和善，愛笑，這是杜威對中國人的印象。但這種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於犬儒。1919年的中國，北洋政府當道，誰也不知道國勢將走向何方。杜威敏鋭地注意到，中國人的口頭禪就是“誰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渙散。走在南京街頭，杜威眼看着無數沒有學上的孩子，長着一張張老成的臉，無所事事地晃盪在街頭。談及此事，他在家書裏流露出的那種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説日本是一個極端，那中國未免不是另一個極端。
就在這個當口，一件改變中國近現代史軌跡的事情發生了，那就是“五四運動”。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刺激了中國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矛盾。5月4日，眾多學子聚集天安門，打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隨後各界響應，罷工罷市，終於促成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只是五四當天的遊行活動，更是一個長達數月的連續事件。從5月12日，杜威第一次在家書中談及北京的風波開始，之後的家書裏，他就持續不斷地關注着運動的走向。
北洋政府的壓制和普通民眾的淡漠一度讓運動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終堅信學生們的韌性。果然，這一次學生們以稚嫩的肩膀承擔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運動進入高潮。杜威夫婦親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拒籤條約、保障自由。他們更是不忘運用自己學來的知識改造社會。杜威在家信裏説，“學生們曾經鑽研過日本的進口商品裏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資本，而直接用手工勞動來代替。等他們鑽研成功之後，他們就去商店，告訴大家如何製造，如何販賣，同時還發表演講。”而後，北洋政府又實施了大規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將北大校舍變作臨時拘留所。但學生們對監禁全無畏懼，紛紛向學校湧來，“並且加強了四出演講的活動…北京當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學生，只好驅散深深受感動的聽眾”。到這時候，杜威就敏鋭地感覺到，“總體來説，警察的潰敗已經是註定的了”。
不久，天平果然開始向學生一方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的罷免令公佈。各界人士繼續抗爭，終於使得駐巴黎的代表團28日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告以圓滿結束。7月2日，拒絕簽字的消息得到確證，杜威極其興奮地在家書裏寫道：“今天的新聞就是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巴黎和約。這條新聞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兩天後，他又在家書裏感嘆：“你們想象不到，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對中國而言意味着什麼。整個政府之前都是支持此事的——總統在簽字的十天前還説簽字是必要的。這是公眾意見的勝利，一切都是由這些學校裏年輕的男孩女孩們推動的。毫無疑問，當中國能做到這一點的時候，美國應當感到羞愧。”
“五四運動”讓中國的民族意識達到了頂點，也極大地衝擊了國民性中犬儒怯弱的弱點，學生們昂揚的姿態更展示了一種全新的國民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威發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感慨：“我們正親眼見證着一個國家的誕生。”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杜威和中國的感情日益濃厚，他看到了自己長期以來倡導的“民主教育”在這片東方大地上生根發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遲了返美的時間，積極投身到在華的講學中去。
1920年，杜威的子女們將這批家書整理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兒在序言中説：“中國此刻正在為統一而獨立的民主制度而鬥爭，杜威夫婦也沉浸其中…此刻，他與夫人杜威仍在中國。他們兩人都在演講、參會，熱切地將一些西方民主的實情傳遞給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反過來，他們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體驗。正如這些家書所顯示的那樣，他們將這段體驗視為對自己人生的一次大豐富。”顯然，杜威傾注在家書中的炙熱感情，遠在美國的子女們感受到了。
杜威一生勤奮而高產，這批逐日寫成的家書合計十餘萬字，忠實而細緻地呈現了杜威在這趟東亞之行中所經歷的思想轉折。更有無數鮮活的歷史細節，在今天看來尤顯珍貴，無論是供一般讀者瞭解百年前中日兩國的風貌，還是供專業學者研究當日的政局、教育或社會輿論都頗有助益。
可惜的是，這批書信材料雖然早在幾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還是在英語世界裏流傳。在日本，偶見學者引用，但沒有日文譯本，大家多是淡漠視之。70年代，台灣有位王運如先生編譯了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章節，可惜受制於時局，此書的影響極為有限，如今甚至連原書也不易見到了。
今天，當這批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第一次完整地進入漢語世界後，我們彷彿可以隨着1919年杜威夫婦那風塵僕僕的身影，重新回到那個激盪人心的五四時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國人迸發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時代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