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則關於天主教的消息，在輿論場上引來了不少目光——據外媒報道，在牽動中梵的主教任命問題上，梵蒂岡做出讓步，派遣代表團赴大陸，要求兩位獲得教廷認可的主教，讓位給中方選出的主教。此舉可能意味着，梵蒂岡與大陸的關係升温，與台灣的“邦交”或將生變。同時，有台媒援引一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話稱，中國大陸跟梵蒂岡建交“勢在必行”，呼籲台灣做好“被放棄”的心理準備。
這則消息的落腳點，應該主要是在對台關係，打壓台獨上頭。但它也從側面透露了另一個大家十分關注的問題：持續多年的中梵建交拉鋸，終於要開花結果了麼？
其實，梵蒂岡希望與大陸建交不是什麼秘密，近年來多次向中國大陸示好。去年12月，教皇方濟各在結束訪問孟加拉國的行程準備返回羅馬時曾提到，“我很想訪問中國，這件事情我不會隱瞞”。而中國方面，也從來沒有排斥過與梵建交的可行性，並多次與梵放積極接觸。
這次的報道，雖然還未經官方證實，但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爐，應該也不會是空穴來風。
那麼，這一次，中梵有可能打破多年堅冰嗎？雲石君做個簡單的分析：
在判斷中梵有沒有可能建交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中梵為何這麼多年都沒有建交？
其實關於這一點，雲石君在之前的《地緣政治：中國為什麼不與梵蒂岡建交》一文中已有解釋：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箇中央集權國家。在這種社會組織框架下，中國的世俗政治權力至高無上，作為政治中樞的中央朝廷（政府），不僅有權力管轄任何世俗事務，而且作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必須從屬於政治權力，由政治權力管轄。
在組織機構方面，世俗權力會在政府組織內部，設立專門的宗教事務管理部門。比如明朝，就有僧錄司、道錄司等衙門，歸禮部管理；而在現代，則是宗教事務管理局——他們都是政府內設部門。
而在對宗教領袖的認可上，雖然中國也認可一些宗教領袖，但他們的宗教領袖地位，必須得到世俗權力的批准和冊封，方才具備道德與法律效力——比如現在達賴和班禪，就是民國與新中國兩代中央政府冊封，方才有資格成為藏傳佛教的領袖。這種冊封，意味着宗教領袖之主要權力來源，不僅僅是自身宗教所藴含的精神認同，在此之上，還有來自中央的世俗權力的認可——而這才是最高權力！
這種朝廷對宗教領袖的冊封，就是中國傳統權力結構的體現，即——教權臣服於治權，治權管理教權。
而在文明層面，華夏文明也是一個典型的世俗主導型文明。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都是崇尚無神論的世俗思想體系，而非崇尚有神論的宗教——這個在古代是儒家，在後來則是共產主義。而社會的主要資源，也由基於這些世俗思想構建的組織與人把控。
這種經典世俗化社會架構下，中國與梵蒂岡，不可避免的會產生根本性衝突。
首先是教權臣服於治權，這種東方傳統，與天主教世界截然相反。要知道，在整個中世紀，天主教世界都是教權凌駕於治權之上的。
而冊封就更不用説了！中國是朝廷冊封宗教領袖，而在中世紀時，西方則是羅馬教廷冊封各國國王——這完全是截然相反！即便是在現代，西方教權已不再壓制治權，但起碼二者也是互不干涉、並行不悖。
這就麻煩了。同為基督教系統。新教、東正教倒還好説，他們沒有一個系統的宗教組織體系，也沒有教皇這個現實存在的最高領袖。所以政治權力可以通過間接管理的方式，保持對他們的控制。
但天主教不一樣。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體系，還有一個活生生的教皇，而且規定了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領袖，那麻煩就來了——對天主教宗教事務，到底是誰來管理？宗教需要與政治需要發生衝突時，聽誰的？
按照西方習慣，當然是聽羅馬教廷的。就算羅馬教廷的宗教指示與本地政治權力的需求發生衝突，天主教徒也必須以教皇指示為尊。
但在東方傳統下，這是不可能的。世俗化的文明特徵，以及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宗教權力只能在政治權力劃定的框架內對教徒進行管束，當宗教需要與政治需要發生衝突時，也必須遵循教權臣服於治權的原則。
這當然是羅馬教廷很難接受的。雖然現在的羅馬教廷，已不復中世紀之輝煌。但在精神控制層面，羅馬教廷依然堅持，教皇擁有對天主教徒的最高權威——至少名義上如此。
所以，中國與梵蒂岡，華夏文明與天主教文明，在教權與治權方面，有着根本性的衝突。
那麼，既然二者有如此深刻的衝突，那麼梵蒂岡為什麼還渴望與中國建交，甚至不惜屢屢示好，甚至妥協呢？
説白了，這也是沒辦法！
首先，從宗教情懷角度來看，羅馬教廷作為全球天主教領袖，向中國傳教，播撒福音，在其看來是自己的基本宗教義務。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級強勢，決定了要想光明正大的進入中國，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否則別説傳教過程遍佈曲折，就算取得了一定成績，也隨時可能會夭折——300年前康熙皇帝一紙詔書，讓天主教在中國幾十年耕耘毀於一旦，就是前車之鑑。
其次，從天主教和羅馬教廷的發展角度來考慮，它也有必要趕緊與中國政治權力妥協，以便打開這個巨大的“市場”。
雖然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世俗化思想體系佔主導的國家，但並不意味着中國就不允許宗教了。畢竟世俗化思想體系，無論是儒家，還是後來的紅色意識形態，都主張入世——鼓勵和讚賞現實社會中的積極進取。
這種入世思想當然是好的——必須只有讓人有充足的奮鬥慾望，社會才能夠發展和進步。
但這並不意味着世俗化思想就十全十美了。畢竟凡事有利必有弊，既然入世思想推崇積極進取，那意味着，現實社會中的“成功”與否，就會自然而然的成為衡量個人價值的一個主要標準。
但問題是，任何社會的成功者，都是少數而已。大部分人終其一身，都註定是平庸無為的；甚至還有許多會落魄不堪。
平庸甚至落魄者，一生都無法享受成功的滋味。可他們卻身處一個推崇成功，崇拜勝者的紅塵俗世，其必然會出現失落乃至憤恨之情——這種情緒的存在，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
如何破解？這就需要宗教了！宗教並不追逐個人世俗的成功，而是以個人的精神滿足為追求目標。這種出世的思想體系，可以為平庸者甚至落魄者提供有效的精神慰藉，進而消除他們的戾氣，實現自我滿足；甚至同樣可以為成功者消除成功後的彷徨和迷茫——這無論是對他人的正常生活，還是對社會秩序的維持，都是有很大好處的。
也正因為如此，世俗化的華夏文明體系，從來就不排斥正常宗教。甚至在絕大多數時候，中國的各教教徒們，在人數上還遠遠超過孔孟門生——只不過前者不掌握社會主要資源，且被後者管制罷了。
到近代，傳統中國衰落，不得不開始痛苦的轉型升級。而在華夏文明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思想體系也必然要經歷一個徹底的涅槃和重塑。在這個過程中，宗教一度被事實禁絕。
經過百年跌宕，以改革開放為標誌，華夏文明轉型已經渡過最艱難時刻，開始步入正軌。這種步入，一開始自然是物質層面的，但正所謂倉稟實而知禮儀，當物質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精神文明也會逐步進入重塑期。
雖然華夏文明依然是世俗思想體系主導，所以宗教不可能被允許介入核心權力。但在大眾層面，宗教的適度發展，官方並不禁止。
這對各方宗教來説，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中國有13億人，又是世界級的強國，華夏文明也是傳統的一流文明體系。無論哪個宗教，只要能在這個國家和文明體系中，切下一塊主要的份額，那就足以支持其成為一流的世界級宗教。
關於這一點，最好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在印度本土早就衰亡無存。它之所以能躋身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全賴漢傳、藏傳、南傳三大分支的繁衍。而這三大分支中，漢傳又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正因為漢傳佛教成功的在華夏文明這個農耕時代世界最強文明體系下，奪取了最大一塊宗教份額，佛教才能在印度本土衰亡後，依然保持強大的影響力，依然能與伊斯蘭、基督教並駕齊驅千年之久！
在中國百年艱難轉型過程中，傳統的宗教體系都已經元氣大傷——雖然外形仍在，但魂魄已失。換句話説，如今的中國，完全稱得上是一塊世界級的宗教處女地。
而現在，中國物質層面的建設已經到達一定階段，精神秩序的重塑已經箭在弦上。這時候，哪個宗教要能在世俗秩序之外的宗教秩序中拔得頭籌，依託復興的華夏文明體系，該教在全球的聲勢就會驟然大漲。
這種歷史性機遇，羅馬教廷真的願意錯過?
當然不願意！過去的千年中，天主教經歷了東西教會大分裂，又經歷了宗教改革新教分裂，現在在基督教體系中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要是再在中國的宗教競爭中一無所獲，被其他宗教，甚至甚至被新教這個同胞兄弟搶了去，那教廷諸公升天后，見了上帝又該如何解釋？
只不過，與佛教、新教這些宗教或教派不同，天主教的特殊組織架構，決定了其之教權，與中國治權存在嚴重衝突。
現在的中國，不是治權嚴重衰落，隨你們羣魔亂舞而無可奈何的晚清民國。面對一個超級強大的中國政府，羅馬教廷缺乏逼其放棄最高宗教管理權的籌碼。而通過地下教會形式向中國滲透，首先傳播力會受到限制——非官方的地下教會，通常只能在農村或落後地區廝混，實在難成大器。
縱然中國治權基於其有慰藉人心的利用價值，或者擔心剷除後會引發西方反彈的顧慮，暫時對這種地下教會有限傳播予以容忍；但隨着形勢的發展，當中國治權實力已經足夠強大，不利用它也能有效穩定人心，或者西方的輿論反彈對中國治權的傷害有限後，隨時可以一聲令下，將其輕而易舉的剷除。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羅馬教會，乃至天主教系統，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就會受到致命打擊。
甚至其傷害還不止於此。隨着華夏文明的中興，其影響力必然會向周邊乃至世界擴散。由於羅馬教廷與華夏文明的不相容，那麼伴隨着華夏文明的影響力擴張，羅馬天主教會在世界的影響力也會相應萎縮——比如韓國，菲律賓，這些東亞系的天主教勢力範圍，一旦被中興後的華夏文明重新吸納，鑑於羅馬教廷對中國的排斥和不合作，那麼其在當地的影響力，也會自然而然的邊緣化乃至消亡。
綜上所述，在中國的合法化，是羅馬教廷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且隨着華夏文明中興跡象越來越明顯，這種解決的迫切性還在日漸增加——這不光關係到天主教對中國的開發，甚至關係到天主教在東亞乃至世界的長遠發展！
而要得到中國治權的承認，要獲得在華夏文明體系下繁衍生存的空間，羅馬教廷就必須妥協！所以，所謂教廷要求自己認可的中國教區主教，讓位給中方選出的主教，這就是改善對華關係過程中在所難免之舉。
不過，話又説回來，這種對某幾個主教位置的妥協，雖然釋放出很大的善意，但依然是不夠的。中國治權所以要求的，絕不是具體某個主教任免權，而是羅馬教廷對中國範圍內，教權從屬於治權的制度化認可——這才是羅馬教廷在中國影響力合法化的關鍵所在。也是中梵建交的關鍵所在！
對此，羅馬教廷能認可嗎？雲石君會根據形勢發展，持續追蹤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