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説歷史是男人的歷史，歷朝歷代的史書，無論從記述到視角都是男人的角度，崇尚的是陽剛與雄起。
但其實，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陰柔”的歷史觀，崇尚的是女性的陰柔、雌伏。
然而，在歷史上往往是“雄渾”的歷史觀佔了上風，在帝王身上表現就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結果國家和百姓跟着遭殃。
但從“陰柔”的視角中我們往往能看到別樣的內涵——被這樣記錄與思考的歷史是含蓄內斂的，其能量是不可見的，柔不見骨，卻能化陽剛於無為之中。
為此，小編特別介紹五位“女神”與她們書寫的“別樣的歷史”——也許當我們換一個角度，就能從這些“女神”書寫的歷史中，見到另一重的自己與天地眾生。
▌徐曉：作為歷史的參與者，向一個國家的青春告別
1975年1月28日深夜，20歲的徐曉蒙冤被投入監獄。
她被關了兩年，監獄中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緩慢還有活生生的嚮往和企盼。
這是個人的體驗，也是一代人的經歷。1975年在經歷知青歲月的磨礪，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鬱悶和黑暗中沉淪，有的人陷於反省之中從書籍中尋求出路。他們共同經歷了最黑暗的年代，也迎來了中國思想開放、文化復興的時刻。
30年之後，記憶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曉寫出來，集結在她的隨筆集《半生為人》裏。對於徐曉而言，追憶這段往事是寫作的過程，也是生活的過程。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裏，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徐曉跨越生死之界，男人與女人之界，跨越過去和現在之界，重新檢閲人生。
劉瑜老師稱：徐曉以此書表達她對青春漫長的告別。那不僅僅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國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滿熱望。宴席已經三進、殘羹冷炙旁，作為最後一個離席的人，徐曉獨自守護着那個時代最後的、熄滅着的光。
▌王安憶：從歷史中，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王安憶是共和國後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卻在一個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紀，遭遇了國家最動盪的時代。時代的痛，刻在了她的精神中。
80年代時王安憶又經歷國家風氣的劇變，革命驟然退場，她出生以來深信不疑的東西突然解體，留給她的，是比任何人都強烈的精神衝擊。
因而，王安憶以及她的那一代人或許比任何人都要更深刻理解這個國家的命運，以及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個體的命運。
在她的《成長初始革命年》中，她用文學的方式，尋找歷史的源頭；寫文革的疾風驟雨……記錄下不同時代的獨特印跡，以及在文字背後的省思。
她曾説：我不想用自己的筆簡單的記錄歷史究竟發生了什麼，而是通過文學的方式告訴讀者“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什麼才是真實而有意義的生活。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堤壩潰決，我們被同一種力量馴化，這股力量就叫做日常生活。
當同代大部分作家都已經在“商業化”的高速輪轉下被甩了出去，只有她脱離了時代關注的焦點“逆流而上”，也正因為她的逆流而上，在《成長初始革命年》這本書中，不但能看見作家自己的成長，更可以從這段歷史中，看到一個更加接近真實的天地與眾生的。
▌李冬君：一生的功夫，都是為了講述“文化的江山”
北京亦莊有一對學者伉儷——劉剛和李冬君夫婦，他們一生的功夫，都是為了講述“文化的江山”。
這對夫婦相識於南開大學，同受到一位名師的指點。但他們接受的學術訓練都是研究“王權主義”的中國，中國歷史的學術範式和寫作範式也一向是“王朝中國”，簡而言之就是帝王將相和宮廷權謀。
在一般的歷史視角中，我們只能看到“王朝中國”，不斷地哀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但是奠定了中國人精神結構的“文化中國”卻被有意無意的遮蔽了。
而這一精神結構，被李冬君夫婦稱之為“文化中國”：
所謂“文化中國”，就是充滿着理想色彩，追求“天下為公”，“人類大同”。
從文化的角度看歷史，也就將“文化中國”放在了世界史的框架下，能跳脱出帝王將相的遮蔽，結合地理、考古、藝術、哲學、文學等多個領域的智識。
因此為了寫《文化的江山》，李冬君與她的丈夫劉剛，40歲時開始構思，50歲完成初稿，再經10年打磨沉澱，在他們60歲的時候，才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文化的江山》寫下一個開頭。
換句話説，他們一生的功夫，都是為了講述“文化的江山”。
▌遲子建：真正的歷史，比任何一種簡單化的想象都複雜得多
如果一個地區只能選擇一個作家，山東是莫言，陝西是路遙，上海是王安憶，那麼東北一定是遲子建。
她出生在中國最北端的漠河縣北極村，那裏氣候奇寒，冬天通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冷起來是“冒白煙”似的茫茫一片。但也是燒火劈柴，炊煙裊裊。
遲子建為她土生土長的這片土地——東北的獻禮，正是這部《偽滿洲國》：
提到東北，必然繞不開偽滿洲國，它在東北人的生活中是一段極其複雜的痛史，牽扯很多，不容易還原。而日本對偽滿洲國的控制方式，和抗戰時期其他淪陷區有很大不同。因此往往在正史中是一個樣子，在那一代親歷的老人口中是一個樣子，在檔案館的卷宗裏又是一個樣子。
都説是人民創造了歷史，但其實對於上至皇帝，下至乞丐的芸芸眾生來説，他們都無意創造歷史，他們只想活着，是歷史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還有人性。
正如遲子建自己曾説：我反覆強調的一個詞是：人性。我覺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會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這個世界黑暗處的永遠的明燈！
因此在這部書中的人物，包括溥儀在內，從達官顯貴到販夫走卒的三教九流上百個人物，都是以小人物面目登場的——他們每個人的悲劇，其實都只是那個時代成千上萬悲劇中的滄海一粟。
比如遲子建就如此描寫傀儡皇帝溥儀內心的鬱悶和蒼涼——溥儀在處理關東軍司令部讓他裁決的一些文件時，就是畫一個圈這樣的事情，溥儀放到哪兒做呢，出恭的時候——在馬桶上。
三十年來，她一直採取最老實也最艱難的寫法，路徑很清晰：先用中短篇磨鍊耐力和控制力，然後尋找適合長篇生長的題材，挑戰自己的瓶頸——而這本《偽滿洲國》正是她突破瓶頸之作。
她説：“瓶頸期沒什麼不好。瓶頸是妖嬈的障礙，能從它頸下爬出來，必定會脱胎換骨的。作家假如有勇氣面對有難度的寫作，就不要怕遭受瓶頸。”因此，遲子建的小説很少成為爆炸性話題，但經得起長時間裏的閲讀和研究。
她的作品正如她的人，將頭髮高高地束成馬尾，聲音裏也帶着東北姑娘的直性子。用女性特有的筆觸，書寫着的人世間的温暖與蒼涼。
▌趙冬梅：“好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反思的歷史”：
趙冬梅教授説自己是北大歷史學的“奇葩”教授，因為她幾乎算是北大歷史系第一位嘗試走出象牙塔，去到電視平台中與大眾溝通的人。
一個象牙塔裏面的教授要走到塔外邊去的時候，面對鏡頭，面對觀眾，講真正的歷史，其難度可想而知：既要經得起專業視角的挑剔，又要讓讀者大眾喜歡讀、有收穫——就史學的功能而言，這是人類以古鑑今、追求真理的本能需求。對歷史學者而言，這意味着象牙塔與大眾讀者的聯通。
因此，她一遍又一遍的死磕“講稿”，一次又一次的“試鏡”。因為她認為，歷史學不應該侷限於象牙塔裏、成為知識精英的自説自話。歷史應該面向大眾，反思、借鑑的作用才可能儘可能地到位。
最難能可貴的是，趙冬梅眼中的“好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反思的歷史”。她曾説：“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曾經有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曾經活過每一天，像我們一樣快樂過、勇敢過、掙扎過；他們曾經汲取過前人的教訓，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如今，他們又可以成為我們的教訓”。
歷史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它深刻、久遠地影響了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和處世態度。也只有從這個視角，才能探尋到中國人精神中的“隱秘角落”。
她的《大宋之變》與《法度與人心》正是這樣兩本探究“歷史隱秘角落”的著作，她用最樸實的語言，淵博的學識、幽默的語言、鮮活的場景、超然的眼界，使枯燥冷門的人物走出了象牙塔，變成了一個個豐滿、震撼的文學形象，走進了我們的視野。講述歷史的變遷與現實的聯繫，通俗易懂。
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説：“論當代歷史學者，功底紮實而又貼近公眾的，趙冬梅老師當之無愧。歷史在趙老師的聲音中復活。”
這五位“女神”，她們的書都是對歷史的記憶與思考——或從自己的經歷中堅守與追問着時代；或將往昔的歷史聯結到自己成長生活的土地之中；或跳出王朝的思維追尋文化的江山；或將歷史從王圖霸業還原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她們所體現的正是一種有別於“雄渾”的“陰柔”視角，往往也正是從這樣的視角中我們才能看到完整的歷史真實面貌，他們堪稱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女神”。
從“女神們”的思想世界中汲取別樣的力量，用她們的歷史智慧指引人生、安頓身心，最好的方式就是讀她們的作品。為此，小編誠摯推薦以上五位女神的簽名作品，數量有限，蒐集不易，目前只有少量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