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擾學界700年的魯莒會盟地點有了新考證——
“盟於浮來”，“浮來”在哪？
會盟碑
東安古城所在地（今沂源縣東里鎮東安村）
《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期 東安古城附近標註：浮來（包來）
春秋時期，魯隱公和莒國人有一次著名的會盟。關於這次會盟的地點，有不同説法，至今已經困擾學界大約700年。
《春秋·隱公八年》記載：公及莒人盟於浮來。魯隱公八年，是公元前715年，辛卯日據推算為農曆九月二十五，但“浮來”在哪裏？
現在山東叫浮來的地方，只有莒縣的浮來山。浮來山如今是AAAA級景區，山上有一棵樹齡4000餘年的古銀杏，歷經多個朝代，被人們稱作“活化石”。
盛傳於世的説法是：莒魯兩國國君會盟，就在浮來山這棵古銀杏樹下。如今古銀杏樹下，立有一塊石碑（右一圖），上刻“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是書法家武中奇1979年重遊浮來山時所書。
記者近日採訪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任相宏，他考證認為2700多年前這次魯莒會盟地點並不在莒縣浮來山，而是在今天的沂源縣東里鎮原東安古城一帶，考古發掘、地理學記錄和史學記載可相互印證。
魯莒在哪裏會盟
《春秋》成書之後，出現三本解説《春秋》的書：《左傳》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在這三本解説書中，都記載了魯莒會盟舊事，但會盟地點，《左傳》稱為“浮來”，《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則作“包來”。
《左傳》載：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載：“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包來。螟。意思是：九月二十五這一天，魯隱公和莒人在包來結盟。蝗蟲成災。
《春秋穀梁傳》記載：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包來。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螟。也説當時有蝗災。
“浮來”和“包來”並非兩個地方，在上古讀音中，“浮”和“包”音近，可以相通，如《周易·繫辭下》中稱“伏羲”為“包犧”。
《春秋》三傳中，《左傳》最早，傳為公元前453年—前386年之間由左丘明所著，實際成書於戰國中期；《春秋公羊傳》作者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實際成書於西漢景帝時期；《春秋穀梁傳》是戰國時魯人穀梁赤所著。三本書始作於春秋或戰國，記載的是同一件事，會盟的地點只會有一個，這也説明春秋戰國時期的“浮來”和“包來”是同一個地方。
但“浮來”在哪裏？
“莒縣説”被清代學者否定
任相宏教授長期關注魯莒會盟地點的考證，他表示，魯莒會盟地點“莒縣説”始自元代，但這個説法在清代已被學者否定。
今天莒縣的浮來山，最初名為浮丘山，浮丘山被稱作浮來山，最早出於元代於欽（1283年—1333年）所著《齊乘》一書。於欽是元代地理學家，他曾官至中書省兵部侍郎，奉命山東，為益都田賦總管，所著《齊乘》，是山東現存最早的方誌。《齊乘·浮來山》載：莒州西三十里，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即此也。俗訛作浮丘山，山半有莒子陵，又東南馬鬐山，又東屋漏山，浮來之北則洛山，黃華水發源於此，合浮來眾水瀦為莒之西湖，湖西復有定林山，山有定林寺亦名剎也。
於欽生活的年代距魯莒會盟已經過去了2000年，其據何稱莒縣浮丘山為浮來山，並認為魯莒會盟在此，不得而知。
清朝道光年間的學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對於欽的説法進行了否定，指出“莒州之浮丘並非浮來”。《續山東考古錄·卷二十一沂水縣》載：“周紀浮來邑，一作包來，作邳來。浮來邑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隱公八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沂水縣誌》有浮來山，《隋志》名松山，今名閔公山。《齊乘》以莒州南之浮丘山當之非是。”
春秋“浮來”在今沂源東里鎮
清代學者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卷二十一沂水縣》認為“浮來邑”是魯莒會盟地點，且言“浮來邑在縣西北八十里”，“縣”指沂水縣城，因為清代“浮來邑”屬於沂水。
今天用手機地圖搜索，沂水縣城到沂源縣東里鎮的直線距離，正好在四十公里左右，四十公里正好是八十里，沂源縣東里鎮又正好在沂水縣城的西北方向，所以“浮來邑在西北八十里”，是在沂源縣東里鎮，而東里鎮在歷史上長期屬於沂水。沂水歷史悠久，而沂源是1944年5月由沂水、蒙陰、臨朐三縣割出部分地域組成的新建縣。
葉圭綬的這個觀點其實是有源頭的，可以上溯到魏晉時期的軍事家、經學家杜預（222年—285年）的判斷。熟讀三國故事的人，對杜預並不陌生，在晉朝滅亡孫吳、統一天下的戰爭中，杜預是統帥之一，他是魏晉時期的軍事家，也是著名的經學家。
杜預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春秋·隱公八年》魯莒會盟“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的記載作注曰：“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
杜預將“浮來”明確為紀國的城邑，也提到了“公來山”——“公來山”是魯隱公來“浮來山”會盟之後產生的別名，意即魯隱公來過的山，所以“公來山”就是春秋時的浮來山，這在後來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水經注》中有明確闡述。
任相宏教授根據清代《沂水縣誌》和實地調查確定：邳鄉，是漢代邳鄉縣治所，位於今沂水縣沙溝鎮後朱雀村南，古城遺址尚存，但部分城牆早已被沭河洪水衝切破壞。僅剩部分牆體，所以當地稱之為半壁城，現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東莞縣誌所時為沂水縣城，而邳鄉在其北，公來山又在邳鄉西，那麼春秋時的“浮來山”應在今天沂源東里鎮東安古城東部一帶。
杜預的註釋，比元代於欽《齊乘》的“莒縣説”早了1000餘年，而且其家世顯赫，其家族從西漢到曹魏累世做官，杜預祖上是西漢著名的關中士族京兆杜氏，當時號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八世祖杜周是西漢御史中丞，七世祖杜延年是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家學源遠流長，其註釋可信度極高。
除了杜預，《後漢書·郡國志·第二十一》亦載：東莞有鄆亭，有邳鄉，有公來山，或曰古浮來。《後漢書》由南朝宋時期的范曄（398年—445年）編撰，其中的志三十卷是晉朝司馬彪所著的《續漢書》內容。司馬彪和杜預屬於同一時代人，但晚於杜預。
杜預為魯莒會盟作注，並提“浮來邑”和“公來山”，體現了山和邑的“相近性”。如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卷二十一沂水縣》所言，浮來山的名字是不斷變換的，除了公來山，後又有松山、閔公山之説，因為據説閔子騫曾避季召隱居於此。民國時期，為防匪患，附近村民在此修築“圩子”牆，遂改稱保安崮。1980年地名普查時，確認此山的標準地名為保安崮。從2700年前的浮來山到今之保安崮，雖數易其名，但一脈相承，名稱沿革十分清楚。
就像濟南先有歷山，再有歷下區、歷山路這些名稱一樣，浮來山和浮來邑之間，也是“山名”在前，“邑名”在後。浮來山“邳鄉西”的位置確定了，旁邊的東安古城是不是就是“浮來之邑都”？
2008年到2010年，任相宏多次到東安古城及周邊進行專題調查。古城為“日字形”，小城面積5萬平方米，大城面積34萬平方米，城址利用自然山勢和河道，三面繞河，南面是沂河，東面是洪水河，北面是黃子崖河，西面是鳳凰山和文山，其中西面護城河由黃子崖河分流而成。大城北面有宮殿遺址，小城內部有儲糧窖穴。經對斷崖剖面分析，發現了龍山、商末周初、春秋和戰國的夯土城牆。從周朝分封、采邑之制來分析，東安古城的規模屬於采邑等級無疑，而不可能屬於村落一級。
任相宏還主持並對保安崮（春秋之“浮來山”）西邊院峪的4座東周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院峪墓羣年代為新石器時代至東周，面積大，2013年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山東省第四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座東周古墓M2墓中有殉坑，葬具為一棺一槨，還出土了4件精美的水晶璦，顯示墓主人級別非常高，M2北側的墓葬只會比M2更高，應當是大夫一級，與東安古城采邑的規格相一致。
從歷代學者的註釋和東安古城考古發現分析，再加上旁邊沂水縣泉莊鎮紀王崮出土了春秋國君級墓葬——墓葬大概率和春秋時紀王有關，任相宏認為沂源縣東里鎮東安古城一帶大體可以確定為當時的浮來之邑都。
3月13日，記者在沂源縣東里鎮，經蜿蜒小道，從東里鎮東安古城遺址坐車慢行抵達保安崮（春秋之“浮來山”），前後大約只有5分鐘的時間，也就是説春秋時期的“東安古城”和“浮來山”之間，不過1000米—1500米的距離，這似乎驗證了“浮來邑”和“浮來山”的“相近性”。
北魏酈道元的“延伸”論證
到了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66年—527年）在其名著《水經注》中，關於魯莒會盟地點，和杜預保持相同的判斷。
《水經注》在《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載：“沂水又東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於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於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
因父親曾擔任過青州刺史，酈道元十幾歲時就到了山東，經常遊覽山水，青州周圍很多地方包括沂蒙山區都留下他的足跡，後來他也出仕。《水經注》這部書是實地考察的成果，描述確鑿，享有世界聲譽。
酈道元所述北魏時期的水流方向和地點，在歷經大約1500年之後，今天仍能一一對應，像魯山、螳蜋水（河）等，名稱至今未變；有的名稱雖然變了，但因為書中的地形描述和今天的地形完全一致，仍能予以識斷。
任相宏認為，酈道元描述“沂水”這部分的文字對考證莒魯會盟地點十分珍貴：首先，“公及莒人盟於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明確了魯莒會盟的“浮來山”和“公來山”是同一座山；其次，説明從魯莒公元前715年會盟，到酈道元生活的北魏時期，在大約1200年時間內，浮來山的名稱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在魯莒會盟之後增加了“公來山”的名稱；再次，酈道元也認同杜預所注“邳鄉西有公來山”，這説明杜預死後200多年，人們關於魯莒會盟的地點認識，沒有變化。
而且根據酈道元所述，可以判斷今天東安古城東邊的洪水河即古浮來水。《水經注》説浮來之水的特徵是“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於沂”，正好與現實中洪水河的特徵一致。而且，《沂水縣誌》載：洪水河“左會邵家峪水，大石頭溝水，黃家峪水，右匯甘泉，即黑崖水，注入沂河”，和《水經注》的記載正好對應，邵家峪、大石頭溝、黃家峪、黑崖水，這些地名現在都有，“邵家峪水，大石頭溝水，黃家峪水”和《水經注》記載的三川相吻合，均在與今東安村搭界的張家坡鄉境內，由此，東安古城以東洪水河，可以確定為“古浮來水”。
根據酈道元所述沂河流經地點，魯莒會盟的地點應在今天的沂源境內。《水經注》所言“爆山”就是今天沂水的跋山。跋山位於今沂水城西北12公里，有東西兩峯，稱東跋山、西跋山，東跋山海拔284米，西跋山海拔294米，兩山面積差不多，均約1平方公里，這和《水經注》的“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圓峙若一”的記載完全吻合。這段文字説明，沂水在流經浮來山之後，才離開了今天的沂源東里鎮，到達沂水縣境內，魯莒會盟的地點就在沂源境內，而不在沂水境內，更不可能到莒縣——莒縣屬於沭河流域，沂河並不流經莒縣。
魯國國君不可能到莒國地盤
春秋時期莒國魯國會盟的歷史背景是：莒國與魯國當時因爭奪鄆地而不睦。魯隱公二年，紀國君娶魯惠公長女伯姬為妻，兩國關係十分密切。紀國國君為了使魯、莒兩國解怨結好，於同年冬派紀子帛與莒子在密地（今高密）會盟。《左傳·魯隱公二年》記載：“冬紀子帛、莒子盟於密，魯故也。”即紀國和莒國會盟，是因為魯國的緣故。
紀國穿針引線，也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春秋時期齊魯爭霸，齊國要佔據優勢，就必須侵吞周邊的小國，紀國和齊國最近，首當其衝。紀國要生存發展，就必須和周邊的莒國、魯國團結起來。所以，魯莒會盟，被《左傳》稱為“以成紀好也”，説明紀國是中間人，但也是符合紀國利益的選擇。
任相宏教授認為，莒國、魯國兩國因為爭鄆地而產生矛盾衝突，從保證彼此安全角度講，莒魯雙方到對方地盤上談判都不合適；從禮節上講，周代國君會盟有森嚴的禮制，魯國國君到莒國地盤談判，也不可能。
魯莒會盟，為什麼魯國國君稱作“公”，而莒國國君連“莒子”也不提，而只説“莒人”呢？《春秋穀梁傳》對此有解釋：“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指莒子。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這就説明，在周朝，莒國的國際地位不如魯國。
魯國是周天子同姓諸侯，而且國君是周公之後，莒國是東夷古國，魯國在周朝的政治地位要遠遠高於莒國。魯國與弱小的莒國結盟，稱莒人而不稱莒子，表明莒子是主動懇求與魯國結盟。在這種情況下，以禮儀著稱的魯國不可能降尊到莒國城郊的山上去會談的，魯莒會盟“莒縣浮來山説”不可信。
浮來邑是理想會盟地
紀國作為調停的第三國，其浮來邑即東安古城，是魯莒兩國最理想的會盟地點。
一是紀國與魯國和莒國都關係較好且相鄰不遠。浮來邑處於紀國最南端，鄰近魯國的東北邊境，也鄰近莒國的西北邊境，處於魯莒兩國交界之地，浮來邑離魯國國都曲阜160多公里，浮來邑到莒國國都70多公里。
二是浮來邑在春秋時期就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邑，能夠滿足會盟需要。
魯莒會盟，是國君級會盟，不可能跑到離城邑很遠的地方。春秋時期紀國的采邑——浮來邑，其範圍當時覆蓋了今天沂源東部、臨朐南部、沂水西北部、蒙陰北部一帶，規模可觀，浮來之邑都在東周時期是這一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從考古發掘來看，東安古城建城史從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開始，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公元600多年，時間長達2800多年之久，經歷了龍山東夷、商末周初奄蓋，春秋紀國浮來、戰國齊國蓋邑、西漢蓋縣和王信蓋侯、東漢末至隋東安郡等不同歷史時期。東安古城豐富的文化遺存説明，在春秋魯隱公時期，浮來邑已經有至少1300多年的建城史，可以滿足會盟需要。
1982年，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11年－1992年）在其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時期全圖“齊魯”部分，明確在沂源縣東里鎮東安古城附近標註：“浮來（包來）”，而處於沂水縣城東南的莒縣附近並無“浮來”的標註。譚其驤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經對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考古發掘實物的驗證，任相宏教授認為，魯莒會盟地點“莒縣説”出現得比較突兀，是元代於欽《齊乘》成書後才出現的觀點；而魯莒會盟在今沂源東里鎮“東安古城”一帶的觀點，時間產生早，有歷史的連續性，且有一些文物佐證，證據比較充分。（大眾日報記者 周學澤 通訊員 劉鴻亮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