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四大文明發源地有3個在亞洲，第四個(尼羅河文明)也在亞洲和非洲的交界處，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是亞洲養育了人類的文明，沒有亞洲就沒有文明。
在幾千年的時間中，“東方”發達和“西方”不發達是一種常態
最早的農業出現在亞洲，而農業的出現直接催生了人類文明。在幾千年時間中，亞洲是全世界農業最發達的地區，因此在農業時代，亞洲一直領先於世界，創造着輝煌的農業文明。
亞洲的草原和沙漠孕育了草原文明和遊牧文明，這些文明與農耕世界的交流和互動，曾一次又一次震撼世界，改變了世界的歷史進程。
商業也是亞洲的驕傲，數千年中，中國的商業、印度的商業、波斯的商業、阿拉伯的商業、中亞的商業都很發達。正是這些商業編織了古代最重要的世界商業網絡，其標誌就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把當時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即亞洲、非洲和歐洲連接在一起。
亞洲是人類文明的中心，直到資本主義在歐洲出現時一直是這樣，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正本清源，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資本主義在歐洲出現時，世界上存在着4個文化圈，其中3個在亞洲，它們是東亞文化圈(以儒學思想為核心)、南亞文化圈(以婆羅門教-印度教為核心)、西亞北非文化圈(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第4個在歐洲，即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歐洲文化圈，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説的“西方”。
在人類文明史上，“東方”3個文化圈一直比“西方”那個文化圈發展得更充分：生產力水平更高、生活更加富裕、社會組織能力更強。即使在“西方”，東面那個部分也比西面那個部分發展得更充分：拜占庭帝國遠比西歐要富裕，而拜占庭的物質基礎恰恰在亞洲，丟掉了亞洲，拜占庭也就沒落了。
在幾千年的時間中，“東方”發達和“西方”不發達是一種常態，這種態勢一直延續到資本主義在西歐出現。
從文明的兩個載體審視四大文化圈
四大文化圈各有優劣，取決於文明的兩個載體的相互關係。
任何文明若想延續，都需要有兩個載體：一是精神的載體，即宗教或非宗教學説，構成了文明的意識形態；二是政治的載體，即國家力量，構成了文明的制度保障。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缺一不可，否則文明就無所依賴，站立不穩。用這個標準觀察資本主義之前的四大文化圈，可以看到以下情況：
歐洲一直沒有形成兩大載體的有機搭配，希臘時期既沒有完整的國家(只有城邦)，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羅馬時期形成了強大的帝國，卻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等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督教)即將形成時，羅馬國家卻解體了。中世紀的西歐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卻丟掉了“國家”，封建領地瓦解了社會。
由此我們看到，在有文明覆蓋的地區，西歐的發展是最不充分的，原因在於文明的兩大載體一直處於跛腳狀態，中世紀所謂“上帝和愷撒各司其職”就是這種情形的經典概括。
亞洲的情況各有不同。南亞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早熟，統一的國家姍姍來遲。印度河流域曾經有過遠古文明，後來雅利安人到來，消滅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帶來了種姓制度和建立在種姓制度上的統一的意識形態——婆羅門教/印度教。精神的載體是強大的，社會結構高度穩定。
然而在政治方面，南亞次大陸長時間小國林立，有數百個地方政權，彼此征戰不息，政局動盪不已。政治上的真正統一要到英國征服印度才出現，所以在南亞，精神載體的強大和政治載體的相對弱勢很明顯。
相比於其他古代文明，中國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最早(公元前2世紀)把文明的精神載體(孔子學説)和政治載體(帝國結構)結合起來，形成了思想與國家的完美對接，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這套學説倡導和平、反對戰爭，頌揚公德、反對私利。幾千年來，它一直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載體，保證了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而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則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社會的穩定，它與孔子學説的結合，形成了文明兩大載體的完美對接。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有直接的關係，古代中國在整體發展方面的長期領先，不得不歸功於精神載體和政治載體的高度結合。
總之，兩大載體的相互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明的生存能力，西歐在這個方面表現最差，直接導致了“東方”的領先和“西方”的落後。
資本主義的出現改變了世界格局
但資本主義的出現改變了世界格局。中世紀晚期開始，西歐進入重新整合的過程，封建領地在專制王權的強行壓制下按地域整合，形成一個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在當時是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它以民族共同體作為政治支撐點，以民族認同感作為思想支撐點，政治載體和精神載體由此銜接，在西方開啓走向現代的步伐。
在民族國家的扶持下，一種新的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在西方興起，資本是它的軸心，市場是它的動力，工業和商業圍繞它旋轉，科學和技術是它的工具。
從那個時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牽引機，整個世界都被它拉着走。“西方中心論”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普世”之説也由此而產生。普世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將西方的霸權神聖化，把西方説成是世界的發展方向。
由此一來，文明的多樣性就不存在了，西方要獨吞世界。這種敍事方法在黑格爾那裏就很清楚，到福山那裏就成了“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崛起的過程中，亞洲沉淪了，它無法抵禦西方的衝擊，古老的文明被蒙上殖民主義的陰影。
殖民的歷史是血與火的歷史，經過幾百年的入侵，到20世紀開始的時候，亞洲已經被整體徵服，古老的國家紛紛瓦解，古老的文明危機四伏。面對西方的衝擊，亞洲必須做出選擇：要麼絕境逢生，要麼萬劫不復。就在西方霸權登峯造極、眾多文明存亡危殆之時，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形成了，這個運動叫“現代化”。
文明覆興的過程正是從這裏開始的，復興的工具恰恰是“現代化”。通過現代化，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而追趕西方，迅速躋身於現代世界。21世紀開始時，非西方國家現代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正在到來。亞洲國家紛紛擺脱殖民統治，又迅速發展自身經濟，努力完成現代化。在幾代人的時間裏，亞洲徹底改變了面貌，古老的文明之光又一次大放異彩。
研究我們身處的亞洲有着特殊的意義
今天我們看亞洲，這是一塊充滿生機的土地。從東亞到西亞，從北冰洋到印度洋，到處生機勃勃，到處在追求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化過程中轉變最快、最引人注目的，幾乎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區：中國、印度、土耳其；日本、伊朗、阿拉伯……它們代表着前資本主義時代亞洲古代文明的後繼，體現着文明的故鄉正在復甦。
亨廷頓顯然注意到這個現象，因此他不認為歷史會終結，相反，他認為古老的文明正在新生，他因而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今後世界的主旋律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為保證西方能在這場衝突中勝出，他提供了一整套戰略思考方案。
但亨廷頓和其他西方戰略家一樣，其基本思路是“零和遊戲”：一方的贏，是另一方的輸，輸贏相加等於零。
然而，能不能換個思路：雙贏或多贏，各方都不輸，各方都得分？這就是東方的智慧，按中國人的説法：兼收並取，共生共榮。
地球之大容得下多種多樣的現代文明，現代化正在塑造豐富多彩的現代世界。
經過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亞洲的古老文明獲得了新生，它們恢復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經被西方霸權扭曲的文明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正在被重新扭轉，我們看見了“文明的迴歸”。“迴歸”意味着文明的多樣性再次呈現，文明間的關係重新平等；“迴歸”也意味着人們更多地思考古老文明的現代意義，用傳統的智慧去解決現代問題，比如：人與自然的關係、道德與利益的關係、個體與羣體的關係、自由與約束的關係，等等。在這個紛繁變化的世界上，只有依靠所有文明——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共同努力、攜手共進，才能解決全人類的共同問題。
亞洲承擔着新的使命。為了承擔這個責任，我們要努力推進亞洲研究。中國身處亞洲，是東亞大國。我們周邊有許多國家，它們是我們的鄰居。它們各有其文明形態，各有其特殊國情。亞洲因歷史悠久、地域廣闊、人羣多樣和文化豐富而充實着人類文明的百花園。但我們對亞洲的研究卻是不充分的，需要花大力氣努力補充。在今天世界正發生重大變局的時刻，研究我們身處的亞洲有着特殊的意義。
（作者為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