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旅遊，就是離開熟悉的地方，然後不一樣的歸來。離家出行的旅遊者，進入異文化環境與非慣常生活狀態中，經過一番觀察、體悟、交流、對照、思索之後，待到歸家之時，已經在視野、經驗、心智、能力、認知等方面發生了變化，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新人”，平穩度過了某種困境、危機或瓶頸狀態，更好地進入新階段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之中。由是觀之，旅遊是人生的“通過儀式”，是促成人生轉變的重要力量，是日益重要的個體成長方式。
一、旅遊：人生的“通過儀式”與“身份轉變”
在人類學家看來，旅遊活動具有豐富的精神內涵與社會價值，它是一種人生的“通過儀式”，可以促成人的“身份轉變”。綜合埃裏克·科恩、迪恩·麥坎內爾、納爾遜·格雷本等人類學家的觀點，旅遊是一種“神聖”的旅程，是一種世俗化的“儀式”，是人們進入下一個身份或狀態之前的“驛站”。根據國內旅遊學者鄭晴雲、餘志遠、趙紅梅等人的研究，結合揹包客、間隔年旅行者及公益旅遊者的遊記，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由這種“通過儀式”，旅遊者從日常生活中的“原我”過渡到旅遊過程中的“真我”，再到迴歸常住地之後的“新我”， 完成了自身的“身份轉變”， 不同程度地實現了“再造”或“新生”，推動自身在“成人”“成己”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參照範·熱內普的儀式結構理論，旅遊活動包括分隔（閾限前）—過渡（閾限）—融合（閾限後）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
在分隔階段，旅遊者妥善安排工作、學習和生活事務之後，開始收集信息、安排行程、準備心情、打點行囊，對即將開啓的旅程充滿“快樂的期待”（納爾遜·格雷本語）。對他們而言，離開常住地，空間距離將世俗生活世界隔絕在外，暫時告別日常生活的時空框架與活動規則，脱離原來的社會關係網絡，擺脱某些束縛、責任與壓力，開啓無拘無束的個性解放與自由體驗模式，不少人會產生一種“全新開始”的感覺。
到了過渡階段，旅遊者置身非慣常環境，心境產生跨越，開始遊歷異國他鄉，欣賞優美風光，體驗異質文化，瞭解他者生活，開展本真交往，身心狀態慢慢發生變化。這個階段容易打破甚至顛覆慣常環境中的種種社會“規則”、人生“角色”限定與生產生活模式，旅遊者的舊身份幾近死亡，如同回到母體子宮。在精神引領、自由導向、迴歸本真、自成目標的旅遊世界裏，從輕快心緒、優美景緻、旖旎風情到文化震撼，無一不與日常家居生活或工作形成強烈反差。經由直覺感知、認知聯想、審美反思、鏡鑑觀照、情感觸動、心靈感悟，旅遊者被重新打造與錘鍊。在“非同尋常的流放”過程中釋放和激勵機制的作用下（《旅遊研究紀事》主編賈法·賈法利語），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在旅遊的“不同尋常”中發生了改變。
在融合階段，旅遊者重回常住地的日常生活世界，給親朋好友贈送紀念品，通過各種渠道分享旅行經歷，並對本次行程作出評價。更為重要的是，旅遊者精力充沛地迴歸社會，此時的他已經不是當初出門時的那個他了。對於旅遊的這種生命再造功能，謝彥君教授曾有如下論述：“它意味着康復，意味着新生。”
二、旅遊促進成長：發現自我、再造自我、實現自我
旅途是個試驗場，“他者”是面反光鏡。在非慣常環境中，旅遊者擁有了嶄新的人生參照體系，不斷接受各種信息的刺激，這為重新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改變自我提供了重要契機。赫爾曼·黑塞認為：“對每個人而言，真正的職責只有一個——找到自我。”在旅遊世界中，人們可以在陌生的環境中摘掉“面具”，做回真實的自己，發現人生的多種可能，反思自身的角色定位與職業規劃；在與“他者”的相遇中，看到自己的另外一面或另一個我，獲得生命意義與存在方式的啓迪，重新找到迷失的自我。
旅途中充滿不確定性，會出現各種不可預料因素，邂逅不同的人、事、物，這考驗着旅遊者的應變及適應能力。目的地擁有新奇、豐富、多變的異態生活場景，以及研學科考、文化創意、靜修調養、醫療美容、運動探險等不勝枚舉的體驗活動項目。這些為旅遊者挑戰自我、超越自我、再造自我提供了無限可能。旅遊世界消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束縛，提供了與自身、與他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機會，人們可以自由行走、自由交往、自由探索、自由冒險，獲得生命的解放和個性的自由，從而更加自信、自立、自強。同時，旅遊世界還可以幫助旅遊者擺脱人生困境，修復生存裂痕，發現人生的意義，獲得奮鬥的新動能。
在一定程度上説，個體的成長就是走向自我實現，謀求全面自由發展，成為“完整的人”。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指出：“你必須超脱常規，結識新人，探索新觀念，嘗試陌生的路徑。在某種意義上，自我成長所包括的風險，就是進入陌生領域和未知地帶，在那裏，語言不通，習慣不同，而你必須依靠自身。”旅遊世界的非慣常環境具有“陌生領域和未知地帶”的典型特徵，旅遊者“依靠自身”去“結識新人，探索新觀念，嘗試陌生的路徑”，可以體悟生命本真的快樂，走向精神自由之境，實現人生價值。
三、迴歸旅遊的真諦：從享受型旅遊走向發展型旅遊
根據前文的討論，真正的旅遊活動——不管其具體形式與內容如何——應該能夠拓展人生的寬度、高度與深度，促進個體的自我認同、生命解放與健康成長。進入大眾旅遊時代之後，規模化、制度化、標準化的供給為普通人實現旅遊權利提供了條件。
近年來，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漸增加，人們對生命質量的關注度日益提高，旅行經驗也不斷豐富，以揹包客為代表的自我成長導向型旅遊羣體在不斷壯大。但是，要在全社會範圍內真正讓旅遊成為一種轉變的力量，除了旅遊者自覺以外，尚需要政府、企業、社區、理論工作者、傳媒機構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理論工作者應自覺加強相關理論的研究，為實踐提供科學的指導。新聞、出版與傳媒機構應綜合運用書籍、音像、網絡、微信、短視頻等媒體，加強對文明健康型旅遊理念、旅遊型成長方式、成長導向型旅遊產品的宣傳，讓“離開，是為了更好地歸來”“在路上，遇見最真實的自己”“旅行歸來，眼中總有不一樣的神采”等理念深入人心。教育、文化和旅遊部門應創新閒暇與旅行教育的方式，幫助公眾樹立正確的旅遊觀，強化對旅遊者理念與行為的引導，防控旅遊活動的庸俗化傾向。政府、企業、社區應推進發展型旅遊產品的創新，開發更多諸如“我到北京上大學”“重走長征路”“陪着盲人去聽海”“湘行鄉土寫作營”“寧夏隆德變形計之大山裏的童匠”“中國旅遊集團希望之星成長營”等成長促進型產品。公益組織與民間團體則可以結合鄉村地區發展、弱勢羣體幫扶、生態環境保護，為希望轉變與成長的旅遊者提供更多平台和機會。
事實上，各地已經開展了多種實踐。以雲南省為例，不少旅遊地都在積極推進深度旅遊產品的開發，將遊客健康成長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迪慶州梅里雪山景區確定了“來梅里，找自己”的旅遊宣傳口號，邀請“梅里使者”推廣“不塑之客”環保活動，“轉山之旅”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提高。麗江古城為自強不息的“口書”創始人和志剛設立了書齋，建設了王丕震紀念館、雪山書院（麗江講壇）、手道麗江等系列文化院落，推出了虎跳峽徒步、老君山飛拉達、石鼓攀巖等挑戰型旅遊項目。在大理，Voluntour、Gapper、美麗公約等組織推出了打工換宿、鳳羽支教、洱海保護等義工旅行項目。此外，還有一些旅行服務機構推出了“秘境雲南”中華小天使探索之旅、“父輩的旗幟下·重走滇緬公路·緬懷先烈”公益之旅、“茶馬古道——啓迪心靈的行程”、香格里拉滇金絲猴保育+志願者教學+電商助農義工旅行等主題產品。上述實踐為發展型旅遊產品研發、旅遊型成長方式培育積累了寶貴經驗，其他旅遊地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探索，讓旅遊活動成為重要的成長方式。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旅遊產業研究院，麗江文化旅遊學院）